王 颖,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王 颖,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特征；原因

豫北地区的黄河故道、区域性河流(淇、卫、漳)及与鲁豫皖运河之间的关系，长期难以厘清，河道迁徙泛滥无常，导致水环境变化复杂，使得该地区的水神信仰具有多元性和独特性。有关豫北地区的水神信仰研究，王元林等《黄河之祀与河祠的变迁》一文阐述了宋朝澶滑及武陟县之河神庙的创立；其另一篇论文《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论述了豫北地区金龙四大王这一水神信仰。牛建强《明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与河神信仰》对黄河下游地区的治河、河神做了全面阐述，涉及到豫北地区的河神信仰。但上述研究并非对豫北地区水神的全方面的分析研究，亦没有深入探究其特点和原因。笔者选择黄河下游的豫北地区①黄河下游这一概念采用邹逸麟等编著《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这一定义，郑州市荥阳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本文所述黄河下游豫北地区的概念是以今日之行政区划所论，因黄河泛滥大致以武陟以下为多发区，所以本文所述豫北范围大致为焦作东部、新乡、鹤壁、安阳及濮阳地区。在论述过程中会涉及到明清之行政区划，故作以阐述，这一地区大致为明清之怀庆府东部、卫辉府、彰德府南部、大名府南部及开封府北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地方志和碑刻等为切入点，探索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发展变迁，试对传统意义的豫北河道变迁导致的水环境变化与水神信仰的发展关系加以研究。

一、历史时期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

豫北地处中原，历来为统治中心区域，多元文化汇集，历史积淀较厚重，传统文化氛围较浓，黄河故道横穿而过，河水泛滥使得这里水神信仰文化比较兴盛。

(一)河神为主的水神信仰

殷商统治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常常有河泛之灾，因此“殷人祭祀最重的是黄河神，与其所都多近黄河之滨有关，其祀河之记载不下五百条”[1]，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祭祀河神的记载。战国魏文侯时期，西门豹为邺令(今安阳县和临漳县处)。当地百姓“苦为河伯娶妇”，否则，“水来漂没，溺其人民”[2](P3211)。当时的民众畏惧河伯的淫威，河神信仰已然存在。两汉时期，该地水灾不断，河神信仰也较兴盛。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今濮阳西南)，汉武帝曾“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并做《瓠子之歌》：“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3](P283)把黄河泛滥归罪于河伯，表达了时人对河神的畏惧和不满。汉成帝时王尊任东郡(治今濮阳)太守，时“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4](P3237)，这是关于豫北地区河神记载的较早史料。

宋朝之后的河神信仰与前期有所不同，地方上保留下来大量河神庙，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时人祭祀黄河，目的以求雨和求河安定最普遍，也有答谢和祈祷平安的祭祀，另有一些非常之祭或报告灾异之祀。因此地方上的河神庙多建于黄河沿岸，且多建于泛滥决口频繁之地。

武陟位于沁河和黄河的交汇地，沁黄相互影响，且“自武陟而下，土地平旷，易以泛滥，其来已久”[5](P18)，若黄沁并涨，则堤坝难全，因此武陟历来是黄河防守的重点。清前期，黄河多次在此决口，雍正元年(1723年)，河决马营口(武陟东南)，洪水直冲津京，雍正帝亲自督修河防。后以黄沁安澜奉敕建嘉应观“规模壮丽，有铜碑刻，御製文，乾隆庚午巡幸中州，特命亲王致祭，御书‘瑞应荣光’四字悬额正殿，每岁霜降日，河督奉命致祭”[6](P656)。若有决口或河防工程之事，必至嘉应观礼拜酬神，虔诚致敬，以祈安澜。

自武陟而下，黄河沿岸的黑洋山、胙城、荆隆口至古沙湾等都是黄河灾害易发地。黑洋山(在今原阳县西北)和沙湾(在今濮阳市台前县)的新河神庙同为明景泰时期建造。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决荥阳，经开封城北、曹州、濮州等，直冲张秋和沙湾一线的运河西岸，运河溃决，“命工部尚书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号……璞等筑石堤于沙湾以御决河，开月河二，引水以益运河，且杀其决势，三年五月(1452年)河流渐微细，沙湾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于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7](P2017)。河神庙建成的次年仲春皇帝遣都察院右都御使王暹进行祭祀。秋季也有祭祀，祭祀的官员为朝廷派来的给事中。这两次祭祀显示了黑洋山河神庙之重要，也体现了国家在地方信仰中的引导作用。后沙湾复决，景帝派遣王文前去治水，至沙湾，祭河神，其祭文：“皇帝谨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御史王文祇捧香帛，以太牢致祭于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河伯之神。”[8](P64)王文治河无果，又遣派徐有贞前去治理，徐氏筑堤而治水成功，后在沙湾敕建感应祠，“祀大河之神。加封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大河之神。以春、秋二仲及起运、运毕凡四祭”[8](P63)。

位于黄河北岸的胙城，为了防止黄河的北泛，也建河神庙以镇水。据《河南通志》载：“河渎神庙在旧胙城县东南，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建。”荆隆口(在今封丘县东)也是著名的决口点，曾于万历、宏治、崇祯、弘治、顺治等年间决口，黄河于此常循济水故道泛梁山一带，所以此地为明清两代防御水灾重地，据传在明永乐年间此地就建有河神庙。

古黄河流经澶滑地区，因此在这两地也多建有河神庙。滑州早在宋之前已建河神庙，史载：“河神庙，在滑州古豕韦之北，五季晋天福七年，归德节度安彦威塞滑州决河，奉敕建。”[9](P597)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诣白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10](P2485)(白马津在今滑县东北)。又《玉海》：“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以汴口复通祭河渎。十二月乙卯，诏澶州于河南，置河渎庙。初帝幸澶渊，大河不冰，虏若见阴兵助战，故立祠。”[11](P1879)澶州即今濮阳。宋真宗还亲自到澶州河渎庙祭祀，“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一月庚午，次永定驿，遣翰林学士李宗谔祭澶州河渎庙。辛未，次澶州，幸河渎庙酌奠”[12](P1576)。河神庙的敕建及封号的加封反映出国家在治河心理层面上的措施。

(二)佛道因素影响下的水神信仰

唐宋时期，佛教民间化趋势日益明显，道教不断吸收其他神灵纳入其体系，其中就包括龙王信仰，但龙王一词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产生的。唐朝时龙神逐渐受到官方的青睐，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用祭祀雨师的仪式祭祀龙王。宋朝沿用唐代祭祀龙神的制度，且“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13](P465)。由于官方的推动，唐宋之后龙王成为民间普遍信仰的水神，各地建立龙王庙以祭祀，祈求龙王保佑，消灾避难。

豫北地区的龙神信仰较为普遍，特别是唐宋之后，几乎各府州县都建有龙王神庙，名称各异，黑龙王、白龙王、青龙王等。该地区最有影响力也是出现较早的龙神是大伾山龙洞的龙神。相传其可以根据水旱调节该地区的降雨。嘉庆《浚县志》载：“昔云龙从此出，故名龙穴，又名西阳明洞，先民立祠覆其洞口，祈祷辙应。”[14](P404)龙神信仰在浚县的起源已不可查，但由宋乾德五年(967年)的西阳明洞记碑文所载：“大伾山侧有龙窟焉……自隋唐以来，每有事于水旱，尝下诏宰臣群官将命祠祷，爵里备书，是知其叩虚祈灵，垂世昭示也。”[14](P1249)可知此地在隋唐时期已有龙洞祈雨习俗。

宋朝时，龙神被封为“康显侯”。宋政和八年(1118年)，浚地大旱，尚书郎在龙洞祈雨有应，遂上书，宋徽宗敕封该地龙神为“康显侯”。龙洞内现存康显侯诰碑，碑文记载了敕封的原因及时间。敕文曰：“浚州丰泽庙，朝廷咸秩无文，神罔恫怨有功则祀，国有典常，矧禳禬之有凭，岂褒嘉之可后?……然则神之归德于人者，可独忘哉？神其歆承，益侈美报，可特封康显侯”[14](P1271)。册封当年，庄稼大丰收，“是岁，麦两岐，一禾四穗，则和气致祥，明効大验如此。明年，其时阳复亢，公又再祈，不懈益虔，岁仍大熟。然后阖境之内始知康显之威烈，炳耀荡人耳目”[14](P1273)。康显候由此威名远扬。

元代以后，随着气候的日渐干冷，龙神降雨施霖的作用日显，龙神信仰日隆。雍正五年(1727年)，皇帝下诏：“龙神散布霖雨，福国佑民功用显著。朕在京虔设各省龙神像位，为各省祈祷。今思龙神专司各省雨泽，地方守土大臣，理应虔诚供奉，朕特选各省龙神大小二像，可著该省督抚迎请供奉本地，虔诚展祀”[15](P578)，因此豫北各地“遣官迎请崇祀”[14](P478)。国家对于龙神的崇奉之诚可见一斑。

唐宋之后豫北地区水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旱灾不断，人们普遍对于能“兴云布雨”的龙王神给予很高的寄托，尤其在明清两代，各个地区普遍修建龙神庙*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各地可考龙神庙数量为：新乡地区13个，安阳地区13个，濮阳地区5个，浚县地区8个，武陟县5个。，县志中多有祈雨有应记载。龙神信仰成为该地最普遍的水神信仰。在道教思想影响下，各地也多建有玄武、三官等水神庙，但其影响远不如龙神之大。

(三)国家祭祀和民间互动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金龙四大王以真实人物形象为依据而演变成水神。据考证，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南宋遗民，死后人们为了纪念其忠愤之心而立庙祭祀。明清时期，定都北京，国家重视保护漕运。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泛滥却使得运河无法顺畅通行，河流水性无常，治理甚难，民众便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庇佑，金龙四大王也“应运而生”，成为官民仰赖的神灵。鲁西南、豫东北地区是黄运交接地带，因此成为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的最早地域，继而向四周传播。

史料记载豫北地区最早的大王庙为开州(今濮阳)的金龙四大王庙。光绪《开州志》载：“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十五里土垒头村，明永乐年间创建。”[16](P257)而位于黄运交界点的沙湾自明景泰时期就奉祀金龙四大王，且有正式的祭祀仪式。“感应祠，在沙湾，祀大河之神，景泰间敕建。其左祀护国金龙四大王及平浪侯宴公、英佑侯萧公。以春、秋二仲及起运、运毕凡四祭祀。北河郎中主之”[8](P63)，沙湾金龙四大王庙俨然是出于保护漕运的目的而建立。

民国《滑县志》载：“金龙四大王，在城南关，祀河神谢绪，清顺治间创建，咸丰二年十月初六日，敕赐金龙四大王封号‘普运’二字。”[9](P598)卫河沿岸多有金龙王庙，据《新乡县志》载:“金龙四大王庙，一在北马头，一在县东卫河南岸。”[17](P906)该地的金龙王庙多处于卫河沿岸的重要节点，为保障卫河漕运的顺畅而设。除此，沿黄而下的武陟、长垣、阳武和封丘等地都建有金龙四大王庙，而这些庙宇的建立无外乎镇水、保护堤坝和漕运的目的。

在豫北各地屡有金龙四大王显灵事件。光绪九年(1883年)，浚县城西卫河涨溢，县丞带领当地官员祈于金龙大王庙中，随即水势退去，保住了城西大堤，刻碑以记之。还有漕运顺利之事件，“金龙四大王庙，在道口西南隅，光绪四年山西赈运道员丁益綬，诚祷水长数尺，浮送粮船，禀请奏頒”[18]，因此光绪五年二月，朝廷赐道口之金龙王“泽流九有”匾额。同治五年和同治七年分别赐予长垣和封丘的金龙四大王“恬波助顺”和“功昭式遏”的匾额，以示对金龙王的崇高祭祀。

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成为官方水神，设专祠春秋祀之，特封其为“显佑通济之神”。同治时期，对金龙四大王的封号曾长达四十个字。国家对金龙王的重视使得这一信仰在民间迅速传播，是国家祭祀和民间互动的结果。

二、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特征

豫北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导致其水神信仰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在水神体系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多元化水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时空特征

豫北地区的水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在时间上，唐宋之前虽然保存下来的庙宇较少，但可以看出其水神信仰基本上是以黄河神为主的水神，其功能多数为镇水和止雨，如河伯、镇河将军等。唐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由于气候变干变冷，具有司雨功能的水神兴盛，以龙神为尤。整体上讲，豫北地区的水神信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变迁，呈现出一种叠加的形态，由单一到多元。在最原始的镇水水神的信仰上，民众逐渐地偏向于司雨水神。

在空间上，豫北地区的南部，黄河神较兴盛。因受黄河泛滥之苦，在武陟、澶、滑等沿黄地区，多祭祀河神以镇水。在远离黄河地区，如安阳县、林县等地区，多为祈雨水神。黄河南徙之后，处于黄河故道的滑县、浚县地区的水神信仰逐渐偏重于司雨之神。

无论是镇水水神还是司雨水神，多出现在河流的险峻处、河湾处或者堤坝上。景泰年间敕建黑洋山、沙湾河神庙，就是因其具有险要的地理位置。黑洋山为黄河和沁河的交界点，该地多发水患。沙湾也是黄河下游一个重要的节点，处于黄河和运河的交界点，黄河泛滥，沙湾必遭水灾。明清时期，黄河经常决口冲沙湾，国家注重对黄河的治理，因此该地堤坝工程也较多，时人多建庙宇，以祈事成和黄河安澜。荆隆口为黄河著名的决口，也是黄河险要之处。“但查黄河北岸封丘县所属荆隆口地方素称险要……因荆隆口为自来最险要之地而开放引河，贯千万年底定之工，不敢不慎重其事，是以冒昧”[19](P592)。正因为地势险要成为黄河重要保护区，该地河神信仰也较兴盛。

在远离黄河之地，水神庙多建于山麓地带，水潭边，或者紧邻其治所所在地，以方便祭祀。在新乡地区，黑麓神甚是兴盛，是该地独特的水神，发源于卫辉的黑麓山之龙潭。新乡县、辉县、阳武县等地皆有黑麓神庙，大多在山脚和潭水边。无论黑龙潭庙、白龙潭庙，皆起之于龙潭。各地潭中有神龙能兴云布雨，每逢旱旸，民众祈雨有应，故覆祠其上，因此大多数龙潭庙皆位于潭水边。

(二)水神信仰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目的

祀神的功利性表现在两个方面，涝时止雨和旱时降霖。不同的自然环境导致其水神信仰不同，但是农业社会的本质使得民众与统治者的意图归于一致。每一个水神庙的祭祀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而修建，或为阻止河流泛滥，如滑县灵津庙“宋元丰元年(1078年)塞曹村决河奉敕建”[9](P597)；或为祈求、庆祝堤坝等工程的顺利完成，“沙湾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于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7](P2017)。又如大宾堤修建前后皆祷告河神，以求顺畅。“汝往大宾修堤以防御之……凡事于堤者，必谒神以求利益。语毕，因诰之筑堤。工毕，朱福等复来请，曰当告成于河神”[20](P871)，此类案例在方志中多有记载。或旱旸祈雨而建庙，诚如龙神庙，皆为祷雨辄应而建。水神的奉祀和庙宇的修建都体现了人们主观的动机，“自古祀典之神皆以义起，凡有功德于民生日用者得以血食于其土……凡无功德于民者皆得其摈斥焉”[20](P871)，深刻体现出民众信奉水神的功利性。

由于水神信仰的功利性导致该地区水神信仰的多元性和盲目性。在豫北地区的水神体系中可见佛教民间化的镇河将军、观音菩萨，又有佛道相结合产生的龙神，更有神话体系中的大禹，甚至关羽、城隍都被人们供奉为水神。

(三)糅合了自然和人文多元素的水神信仰

豫北地区处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境内有漳、淇、卫、沁等复杂水系，夹杂大大小小的山峰，把豫北地区分割为各个小单元，因此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地特色的水神神灵。黑麓神就是新乡地区独有的水神，发源于卫辉市的黑麓山。“黑麓之潭，其地丹崖翠壁，茂林阴翳，清流激湍，杳不可测，盛夏暑气不侵，真灵异凭依之地也，上建黑麓神祠，岁时致祭，莫敢或缺，盖以神能效灵于山川之间。”[17](P905)其灵异性使得民众盲目信从而建庙祭祀。这种信仰的本质是对原始自然物的崇拜，最终演变成以山川为主体渐趋人格化的水神信仰。

豫北地区地处中原腹地，传统文化深厚，一些传说中的神灵或者被后人奉祀的有功之人历代传承下来。即使这些神灵最初不具镇水和司雨的功能，在长期的演变之中，民众逐渐赋予其水神的职能。当地著名的历史人物对水神信仰体系也有一定地影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河渎，汉陈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圣朝加封四字王，号灵源弘济王。”[21](P404)陈平为汉朝的宰相，但未见治河功绩，却被原阳一带的民众奉为河神，其原因当与陈平位高权重有关，其祖籍阳武县，因此被故乡民众奉祀为神，继而赋予其水神的职能。

三、豫北地区水神信仰形成的原因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及其呈现出来的特点与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自然因素尤其是水环境变迁是水神信仰的基石。水神的信仰程度和水神庙的修建是随着水环境在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表现不同而有所差别的。在水患和干旱易发的地区，水神信仰的程度就高，祭祀的庙宇就相应的较多。唐宋之前，黄河从豫北地区横穿而过，大部分地区有黄河泛滥之灾，在此阶段民众信仰的水神多为镇水之神，在黄河故道周围，保存有大量的河神庙，以澶滑地区为尤。

宋金之后，黄河南徙。豫北地区大量的湖泊消失，加之人们对太行山的过度开发，水土流失加重，湖泊、森林调适水的作用降低，最终导致水环境的恶化，气候日渐干冷。农业社会对水的需求，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传统的迷信思想泛滥开来，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举行各种祈雨仪式，甚至创造出一些神灵，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求。而此时期人们的水神信仰逐渐发生了变迁，司雨水神的信仰大肆传播，并且兴建大量的庙宇祭祀。

其次，人文环境特别是国家在水神信仰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豫北地区处于冀鲁豫交界处，至元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在一定时期内属于京师直隶地区，受政治势力影响较深，所以该地水神信仰政治色彩较浓厚。黄河中下游历代为统治中心地区，黄河泛滥直接威胁到统治者，这也是豫北地区水神信仰中国家祭祀较重的一个原因。许多地区的河神庙都是奉敕建造，或者有赏赐的匾额。武陟的嘉应观是雍正帝亲自敕建，且亲笔题书“敕建嘉应观”，滑县、长垣、封丘之金龙四大王庙都有皇帝御赐的匾额，浚县龙洞之龙神被宋徽宗敕封为“康显侯”，皇帝有时还亲自祭祀河神，从汉武帝临瓠子到宋真宗祭澶州河神庙，无不打上了统治者的烙印，尤其是对该地金龙四大王的崇祀，体现了国家对该地水神信仰的引导。

金龙四大王等水神信仰也与国家的推动有关，明清时期，运河的功能逐渐凸显，国家尤其重视具有保护漕运功能的金龙四大王水神，通过对其敕封，金龙王由地方神上升为国家神灵，兼具保护漕运和司雨功能。国家的敕封和民众的信仰，共同推动金龙王由黄运交接地带向运河上下传播，同时逆黄河向其两岸地区传播。而处于豫北地区的卫河在一定时期内还发挥着漕运的功能，因此在豫北沿黄和卫河一带多有祭祀金龙四大王的庙宇。

当然，佛道民间化也使水神信仰趋向多元化。在豫北地区的水神信仰体系中，有佛教中的大石佛，道教中的三官、玄武等，甚至有佛道结合产生的水神——龙王神。该地处于中原地区，文化渊源较长，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距离统治中心较近也使得这一地区的思想文化容易受到统治者的影响，如浚县大石佛的修建，就是后赵在其统治中心地区推行佛教教化的产物，“石勒以佛图澄之言凿崖石为佛像，高十余，以镇河流”[14](P501)。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豫北地区成为各种思想文化的汇聚地，水神信仰深受文化交融的影响，具有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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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

ResearchontheTransitionoftheWorshipofWaterGodinNorthHenan

WANG Ying, WANG Yuan-lin

(DepartmentofHistory，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There were complex water systems in North Henan in the History Period. Ancient Yellow River, Zhanghe River, Wei River often flooded or diverted，so people always took the river god as the base. In the year of 1194，the Yellow River rolled south to Huaihe River，the water environment changed within a local area in North Henan，climate became cold and dry gradually，so people turned to the Dragon King belief. People tried to get psychological comfort through the God Belief so as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Special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mak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God of Water，forming a pluralistic system of the Water Worship.

North Henan; worship of Water God; characteristic; causes

2014-04-08

暨南大学优秀推免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课题

王 颖(1989—)，女，河南鹤壁人，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王元林(1968—)，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

K928.4

： A

： 1008—4444(2014)05—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