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芳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四川 江油 621709)

六朝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文人写诗作文，形式主义文风明显，开始自觉讲究声律，追求音韵美。特别是随着佛教的迅猛传播，由于佛经译、读的需要，反切法和四声逐渐为世人所用，声律成为当时文坛热门话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声律理论，如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夏侯咏《四声韵略》以及沈约《四声谱》等等，这些理论为后世格律诗文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可惜这些韵书都已失传, 仅沈约《四声谱》的部分文句还保留在《文镜秘府论》中。据《文镜秘府论》记载，定州刺史甄琛曾批评《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认为“万声(声母)万纽(声调)，不可止为四也”，每一个音节的声母和声调都不相同，无规律可寻。沈约则依《易经》四象、八卦立论，并以音乐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和自然的春夏秋冬四季来比附，认为“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1]甄琛和沈约对四声的争论，表明当时人们对汉语声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虽然沈约本人也很得意，“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2]，但由于要求过分苛细，在创作实践中，连沈约自己也难以达到要求，反而“使文拘忌,伤其真美”[3]。刘勰比沈约稍后，其《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大集，据清代学者刘毓崧考定，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即公元501-502年)。《文心雕龙》第三十三篇《声律》对汉语声律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总结了前代和当时汉语声律研究的成果，确立了声律研究的科学方法，比沈约及其他“永明体”诗人的认识高出不止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