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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
——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2014-03-31梁波

梁 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平等:肾与拾荒

就从刘高兴为什么进城开始吧!要讨论一部以“农民进城”为故事架构的作品,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高兴》中贾平凹为刘高兴设定的进城原因颇为荒诞,为娶媳妇刘高兴将自己的肾卖给了西安城里的富人,由此他把自己与西安城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自己的肾在西安城里,自己理所应当的就是西安人。这样的安排沿袭着贾平凹几乎每部作品都渗透出的或多或少的神秘主义气息,但仅仅是这样吗?贾平凹不应该如此简单。

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农民进城的原因,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脉络:1980年代早期,城乡流动刚刚解禁,城乡之间是一种有限度的接触,由于城市先在优势文明的吸引和其包含的无限丰富的命运可能,乡村人对城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认同与渴慕,如《哦,香雪》中香雪对城市列车的追逐,《人生》中高加林对乡村的逃离,都蕴含着一种向城的主动意识;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经济差异化的突显,以及乡村的虚无化,原来因精神渴慕而生发的主动追求逐渐演变为物质困境下“向城求生”的被动出走,延续至今几乎成为所有进城叙事的当然前提。此二种原因都有一个潜在的情势隐藏其中,那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对等,城市居高临下,乡村仰首而盼。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企盼,都让进城者因对城市有所期冀而自然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原有的城市梦想遭到无情拒绝后,就会上演进城者因心理失衡而对城市进行残酷报复的冰冷故事,这也成为新世纪“底层”视角下进城叙事的常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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