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瑛，姚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赵炎秋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的诗学意义*

王 瑛，姚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赵炎秋主编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叙事思想，其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整体观、中西比较视野以及深入社会肌理探究叙事思想的批评路径，具有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方法论意义。

赵炎秋；《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叙事学本土化；理论自觉意识

自1979年袁可嘉首次在国内介绍叙事学以来，国内对叙事学的热情经久不衰，在经历了翻译介绍学习西方叙事理论之后，人们意识到具有不同话语体系和表达的方式的中国传统诗学系统也具有源远流长的叙事思想，建立具有中国传统诗学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古代叙事思想的个案研究成果也频频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整体描述虽然迫切而且必须，却似乎是个过于浩大的工程。这样，赵炎秋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就有了非常意义。当然，并不是说赵炎秋的研究已经非常完满，但对于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来说，或者说对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环。

一

赵炎秋对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有着明确的思考，研究的时间、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在1997年已经定型。他说，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展开：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时期；研究过程可分为发掘整理、分析提炼和融汇发展三个阶段；内容上先研究叙事作品，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最后研究小说评点。［1］1997年以来，赵炎秋的叙事学研究体现并实践了上述研究路线。2008年他出版了《明清叙事思想研究》，算是早期研究成果的一个小迸发。2011年他主编的三卷本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叙事思想，这既是其叙事思想的大展示，也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勾勒出中国叙事思想的全貌。

丛书由三本专著组成：《先秦两汉叙事思想》（熊江梅）、《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李作霖）、《明清近代叙事思想》（赵炎秋）。从书名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整体描述，希望囊括从先秦至近代的叙事思想。如果事无巨细，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古代作品浩淼如海，叙事思想散落其中，就是粗读一遍作品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这样，选择就很重要。这三部论著对材料的甄选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都试图体现出那一阶段叙事思想的主要特征。

熊江梅的《先秦两汉叙事思想》（以下简称熊著）大体按照文类规则，选择那个时代最有特征的神话、史传、杂史杂传以及叙事诗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叙事特征及其体现出来的叙事思想。她认为，先秦两汉的基本叙事特征是“诗化”和“史化”，这一特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熊著的结论并不新鲜，中国叙事思想的“诗化”和“史化”特征很早就被人认识到，已经有不少论者对历史叙事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如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2004）、刘宁的《＜史记＞叙事学研究》（2008），前者对《左传》的叙事特色和叙事模式进行了梳理，后者对《史记》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技艺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史传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发现文学叙事深受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如赵毅衡发现小说叙事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模仿史传叙事；［2］王平发现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史官式”的叙述者；［3］陈平原则发现即使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叙事文学历史的20世纪初，史传传统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小说叙事影响因素：“‘史传’之影响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4］同样为大家所共识的是诗骚传统对小说叙事的影响，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探讨中国文学迅速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指出除了西方小说的启迪之外，中国古典文学功不可没，现代小说或者对传统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或者传统文体直接渗入小说中，或者在审美趣味中延续古典文学。所以说，熊著的意义不在结论，而在对一种结论的追根溯源，对一段历史时期叙事特征的概括和归纳。我们发现了中国叙事思想的某个共同特征，但这个特征从何而来，如何发展成熟，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熊著认为正是“神话的不发达，使中国古代叙事缺乏史诗性源头，导致叙事理论被摒除在传统文论视野之外，抒情诗学占主流地位，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叙事的‘诗化’倾向。史统的权威地位……导致了中国古代叙事经久不衰的‘慕史’倾向、‘史化’特征及‘拟史化’批评。”［5］这个判断对我们追溯中国诗学的“史化”和“诗化”传统是有价值的。

李作霖的《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以下简称李著）表面上也是遵循文类的分类标准。但他的兴趣显然不全在各种文类的总体叙事特征，叙事文本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该著内容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研究志怪叙事和轶事小说，中篇研究《史通》和唐传奇，下篇研究宋元白话小说和宋元讲史平话。该著最有特色的是对具体作品的叙事研究，其中不少独到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轶事小说他选择了《世说新语》和《西京杂记》，该著认为“这类小说的‘言约旨远’的叙事范式为后来的文人叙事提供了规范。……他们在历史视域和话语形式已走上与正史叙事不同的道路，往往‘求诸异说’、‘真伪不辨’，从而诱发出虚构叙事的可能。”［6］可能更有意思的该著对某一阶段的叙事思想特色的分析，该著总能深入到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去寻找某一种叙事思想的根源。比如唐代通俗叙事的形成，该著认为首先是佛教翻译和佛教经典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消解，其次是俗讲活动的压力。如果说熊著为“诗化”和“史化”叙事找到了根源，从李著中我们则可以窥见虚构叙事的初步形成。

二

赵炎秋的《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以下简称赵著）在内容上分明清和近代两个部分，对这段历史时期的叙事思想作了一个全面客观的展示。

明清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叙事思想的成熟期，在理论上形成了独特的评点批评范式。从上述熊著和李著中我们可以初步见出我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形成过程。赵著则不仅体现了这个过程，还揭示了作为成熟形态的古代叙事思想的形态。梳理这一段时期的叙事思想，对我们把握古代叙事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赵炎秋发现，在这一阶段，叙事虚构概念得到确立和发展，对叙事文学美学特征、文学和生活关系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叙事文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物应该具有独特的个性。这一时期叙事结构思想初步成型，对叙事技法的讨论已经与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叙事思想最为集中的体现，可能要算是金圣叹和李渔。赵炎秋详细论述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和李渔的戏曲理论体现出来的叙事思想，二者的叙事思想进一步佐证了其对明清叙事思想的特征的论述。如赵炎秋对明清时期视角理论的探讨，认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视角应用上比较成熟，包括限知视角和戏剧视角的运用。金圣叹对人物固定视角和视角转移的敏感恰恰证明了视角理论的自觉。“《水浒传》第九回写陆谦、管营等人在李小二酒店商议谋害林冲，被李小二夫妇听得。金圣叹评到：陆谦、福安。管营。差拨四个人坐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详，置之则不可得置。”［7］133所有的事情都从李小二口中、眼中得出。分析杨志黄泥岗被劫生辰纲，金圣叹发现视角转移带来的幽默感：“本是杨志看十四人也，却反看出十四人看杨志来，两‘看’字，写得睁睁可笑。”对明清叙事思想的总体理论概括突出了这一阶段的全貌，金圣叹和李渔个人叙事思想的分析，既体现了明清叙事思想的总体特色，又突出了批评家个性批评特点。

由于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并没有建构起系统的批评理论体系，甚至大多数时候没有统一的批评概念，其叙事思想主要通过叙事作品的具体表现、评点家的评点以及著述家为数不多的对自身创作经验的讨论和总结得以展现，赵炎秋颇具体系的概括为我们还原了明清时期叙事思想的整体概貌，当我们凝视这一时期，就不仅仅看见作家的天赋和批评家的灵光，也能从整体上对认知、把握这一时期我国古典叙事作品的伟大和批评家天才评点之后蕴藏的叙事思想。

近代是我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古典向现代过渡，西学东渐肇始，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也许不如古典文学高，却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文学地位也空前提高。赵炎秋沿用了明清叙事思想的研究方法，先总体描述近代叙事思想，后展开个案研究，对王国维、梁启超、林纾的叙事思想条分缕析，并分析了《红楼梦》与《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艺术。王国维、梁启超、林纾的叙事思想是近代叙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叙事思想是近代叙事思想的主体表现，而后两部作品是近代杰作，是近代叙事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其叙事艺术的探究可以从叙事实践层面论证近代叙事思想。赵炎秋认为，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且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古代叙事思想相比具有创新性和多样性，［7］239其具体体现为在内容上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艺术上主张叙事形式的变化，推进文学的审美性、形象性与虚构性，开始探讨小说与历史、哲学、科学等文类的区别，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写作，叙事文类大大增加，多有探究各种叙事技巧，甚至开始比较中外叙事文学的异同。［7］240-312

三

众所周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甚至中国对西方文论的研究都有一种强烈的本土化冲动，对如何本土化也提出了诸多良方，但本土化的实际效果并不出色。就叙事学本土化而言，建构中国叙事学是其鹄的，但中国叙事学如何建构仍然是一个进行中的问题。赵炎秋的古代叙事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具有特别的诗学意义，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奉献了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赵炎秋的叙事学研究体现出了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并实践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一般而言，中国做文艺理论家都会有理论自觉意识。毕竟，西学东渐已逾百年，中西文化及理论的巨大差异，西学对我国一边倒的影响态势，批评家们都希望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我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叙事学本土化亦然。拙作《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曾详细讨论过批评家的理论自觉意识，［8］此处不赘述。叙事学本土化有很多路径，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者也一直在探究。如谭君强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和比较叙事学的研究路径，龙迪勇在与时间的对比中发现了空间叙事学，赵毅衡提出广义叙述学的研究课题，申丹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学研究方法：整体细读法。但更为迫切的，可能还是我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与整理。建立本土的叙事理论，我们必须根植于我们自己的传统，而这一块的工作，还有着太多的空白域。赵炎秋为自己设计了一条艰辛的求索之路：“古代叙事的领域是宽广的，可做的事情很多。我知道自己的路：先做古代叙事思想，再做本土叙事理论，再做古代叙事艺术。”［7］441

赵炎秋研究中体现出很强的理论自觉意识，他不仅明确提出叙事学本土化的目的是建立中国叙事学，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地践行这一目标。2011年，赵炎秋撰文说“本套（即《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作者注）丛书的目的，是挖掘、整理中国古代叙事资源，以在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本土叙事理论。”［7］1实际上早在1997年，他的这种研究思想已经成熟。1998年《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刊登了其论文《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刍议》，该文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整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发掘古代理论遗产；二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三是完善与发展现有叙事理论。［1］5本土叙事理论的建构的努力一直贯穿了他的研究生涯。

其次是整体观。整体观有助于整体性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概貌。当我们凝注于某一片段／局部现象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会欣赏片段／局部的肌理，更要意识到它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和其它的片段／局部现象共同构成了整体。对片段／局部的理解和把握，是在对整体的把握的背景上展开的，或者说对片段／局部的研究，正是为了认知整体。赵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体现了这种整体性。从先秦到近代的叙事思想线性勾勒，到对古代叙事领域研究之路的设计，以及其具体研究过程都体现了整体性的特征。以明清叙事思想研究为例。我们来看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研究》中的明清部分。明清是中国古典叙事思想的成熟期，能否把握这一时期叙事思想意味着是否能够认知和理解中国古典叙事观念。那么如何进入这一时期的研究呢？首先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什么？是能够体现明清叙事思想总体特点的批评家和叙事作品，即金圣叹、李渔、《红楼梦》。金、李代表明清时期叙事思想的最高水平，《红楼梦》体现了明清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对这些的研究已经可以管窥明清整体特色。此外，研究者的视野还涵括了明清时期的主要叙事文学文类：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戏曲。通过对不同文类的分析，辨析其中体现出来的叙事思想，并对明清叙事思想作出整体性概括。可以说，赵炎秋的整个研究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建构的努力。

再次，深入社会肌理分析叙事思想。赵炎秋对某一历史时期叙事思想的探究，思想的锋芒总是深入社会肌理，辨析其对叙事文学和叙事思想的影响。他谈论明代社会对叙事文学的影响，认为明代的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市民阶层的兴起、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等对明代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论述近代社会对叙事文学和叙事思想之间的关系，他分析叙事思想的转型：一系列的失败的战争和屈辱的和约、朝廷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贫困，社会变革的要求空前高涨，小说成为最主要的叙事文体；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叙事文学有了读者基础；社会思想的活跃和西方文学的输入，从内容、文类、方法和技巧等方面促进叙事文学的变革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和文学的商业化，推动了叙事文学的发展；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举措迫使一本分知识分子成为专业作家，印刷术的发展、报刊的兴起，扩展了叙事文学的规模。［7］218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思想的孤岛，某一种思想必然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等结合在一起。深入社会肌理探究叙事思想，一方面有利于挖掘这一时期叙事思想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也更清晰地辨明了孕育了这一时期叙事思想的背景和条件，甚至更易于勾勒中国叙事思想的变化轨迹。实际上，影响中国叙事思想发展变化的诸种因素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所熟悉的“诗性”和“史实”传统、儒道释等宗教因素的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鲜明的中西比较视野。叙事学本源自西方，我们需要在本民族传统中发现属于民族个性的叙事思想，最基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同”与“异”便蕴含着比较。我们既不能脱离我国古代谈论叙事（学），也不能离开叙事学研究我国古代（叙事思想），即我们不能拿西方的理论去套中国传统，也不能离开叙事学的学科属性去讨论中国叙事传统。中国叙事学毕竟是叙事学学科涵括下的一个分支，如何在叙事学学科内把握尚在摸索中的中国叙事学，以及在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中又不受西方叙事学既定范式的拘囿并保持中国传统的个性与特色，是中国叙事学研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中西比较视野可能是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最为鲜明的特色，赵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讨论明清叙事技法时，他小心地使用了叙事学学科的概念：故事、叙述者、叙述话语，把问题讨论的框架设定在叙事学学科的范围内，同时又力图展现这些概念之下的中国特色。比如赵炎秋指出，对故事的讨论，当代叙事理论不讨论故事的具体内容，而明清的批评家则结合内容和形式来探讨叙事技法，［7］71他还对明清叙事理论的人物观、情节观、环境观进行了分析。

赵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研究内容未免挂一漏万，他自己也说对明清技法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偶尔某些概念的使用还可以商榷，《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第266页把近代批评家称为“近代叙事学家”可能过于超前。但对于中国叙事学本土化而言，赵炎秋的研究范式可以成为一个样板，不仅是对传统的梳理和概括，更启示着未来。中国叙事学的最后完成，需要更多细致严谨的研究。

［1］赵炎秋.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刍议［J］.中国文学研究，2008（1）：3-5.

［2］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224-238.

［3］王 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0-19.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2.

［5］熊江梅.先秦两汉叙事思想［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6］李作霖.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7］赵炎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王 瑛.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J］.江西社会科学，2012（5）：177-182.

责任编辑：黄声波

Poetic Significance of Zhao Yanqiu＇s Research on Narrative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WANG Ying，YAO Ha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 China）

The Research on Narrative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Zhao Yanqiu is the first research works which described an overall picture of China＇s ancient narrative thoughts.Its strong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ory，holistic view，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and critical approach of studying narrative thoughts are of great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rratology.

Zhao Yanqiu；Research on Narrative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localization of Narratology；selfconsciousness of theory

I206

A

1674-117X（2014）01-0127-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23

2013-05-25

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GD10CZW11）

王 瑛（1971-），女，江西信丰人，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姚海燕（1970-），女，湖南益阳人，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