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 蓉 张彦通

论研究型大学应有的文化品格

● 冯 蓉 张彦通

“在文化中成长”是诸多研究型大学共有的发展法则。透视国内外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成长轨迹，不难看出这些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在文化品格上保持着某种共性与默契。秉承特有的文化品格，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研究型大学；文化；品格

所谓“文化品格”，通常指某事物在价值观念、精神内涵、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方面体现出的品性与风格。大学是“文化人”的聚集之地，是高深学问的传承、探究之地，是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之地，大学通过对社会文化的选择、整理、吸收,以自身为载体，以学术为基础，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组织文化。[1]大学是文化的产物，是研究文化、创造知识、创造文化的场所。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来的。一流大学和一般大学的不同就在此。[2]追溯国内外知名高等教育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在文化品格上保持着某种共性与默契。这些文化品格是研究型大学独特“学府韵味”的根源所在。

一、静：以学为本，潜心研究

静是大学的一种境界、一种状态，是研究型大学应有的独特气场。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即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教育与科研为中心，是研究型大学区别于其他教育组织的显著特征。哈佛大学曾将自己的使命概括为：在各个科学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身不断地追求学问，引领社会向前发展。[3]学问的积累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甘于清苦的心志与耐性。所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研究型大学文化品格中的静，成全了无数潜心求学者对宁静学院文化氛围的期待。

研究型大学的静首先体现于安宁优雅的校园环境。这种静并不是默不做声的孤寂，而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平和，一份有所寄托的追寻。静谧湖畔的晨读景象，自习教室里的纸笔擦响，教师书桌前的清茶一盏，图书馆内的书卷飘香，都已成为研究型大学“静美”校园文化的特殊符号。提及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人们曾这样描述：茂密的林木，如茵的草坪，整洁的林荫道，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群，把这所名扬四海的古老学府装点得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吸引着众多读书人怀着“朝圣取经”的虔诚心情去那里学习和研究。正如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 Henry Rosovsky所言：“工作场所的物质环境其影响是巨大的，对此，我每天早晨都能体会到，每当我进入哈佛大学校园时，像在沙漠中找到了一块绿洲，立即感到心旷神怡，使人清新地开始一天的工作”。[4]

研究型大学的静更体现于坚持学术本位，宁静致远的精神诉求。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视野的不断开阔，我们看到了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水平大学或者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的差距，特别是一些显性特征的差距。因此，办学经费、硬件设施、科研成果数量等成为大学争相追逐的目标，各种评估与排名让高校疲于应对的同时也籍以展示自己发展的速度与实力。学者们感叹，当前一股源于社会的浮躁气息正在日益侵蚀着大学的淡泊与宁静。在这样的趋势下，研究型大学应保持固有的冷静与清醒。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坦言，“我做了10年大学校长，最后悟到大学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学校一定要让师生们能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如果一所大学没有这种氛围，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都是虚的。”只有保持大学的宁静，才能保持大学的清醒和理性，明确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所在；只有保持大学的宁静，才能自觉坚持和守护大学的精神和原则，激发和保护教师、学生对于学术的兴趣、热情和追求。

二、敬：崇尚学术，教授治校

研究型大学文化品格中的敬是对学术的崇尚与坚守，对知识的敬畏与尊重。1931年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校长任职典礼上曾留给中国大学史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学术，是研究型大学安身立命的根本；教师，是研究型大学不断发展的前提。

学术性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性。唯有坚持“学术至上”的特色与本性，才能使大学在各种社会需求与利益纷扰中独善其身。“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高深知识是大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载体，学者主要关心以下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 ‘继承事业’。”[5]研究型大学对学术的崇尚，吸引着无数教师学者耐得寂寞，甘于淡泊，“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独享一种“学术化生存”的幸福感。正是这些教师学者的存在，才使得研究型大学真正成为高深学问的传承、探究之地，成为莘莘学子的求学、钻研之所，成为社会科技创新、发展之源。崇尚学术，是研究型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基点。

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源于1150年正式成立的巴黎大学，后经牛津大学、柏林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传承发展，成为影响西方大学发展的重要理念。在我国大学发展的研究视野中，蔡元培、梅贻琦两位校长可谓“教授治校”理念开先河之人。其后，在反复的批判与继承中，伴随着对“高校自治”、“资源分配”、“去行政化”的呼吁与反思，“教授治校”的理念内涵与实践价值日益被国内高校所认可。可以说，“教授治校”的本质是“学者治校”，这是对大学以学术为主的组织特征与活动规律的尊重。正如布鲁贝克所说，“无论是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他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6]如果研究型大学也雷同其他社会机构般盛行“行政至上、惟官是大”、“学术组织官僚化”，使得潜心学术的教授学者边缘于机会获取与资源分配之外，那么真正被边缘化的则是整个大学的学术名誉与学术魅力。“教授治校”是研究型大学对学术崇尚与坚守的现实体现，也是研究型大学学术凝聚力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净：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研究型大学文化品格中的净有两重涵义：一是学术表达的自由，二是学术精神的自律。学术自由与学者自律对于当前研究型大学的成长与发展尤其必要。

瑞典教育家胡森（T.Husen）曾在《国际教育研究百科全书》中指出:“学术自由是为追求真理而不受妨碍的权利。这种权利既适用于高等教育的机构,也适合于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学术成员。知识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因而不受非专业人士干预的教学、研究和出版的自由是追求知识的必要手段。”[7]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早接受德国大学影响并在办学实践中践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之一。纵观哈佛大学的发展轨迹，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学术自由始终是其遵从的教育理念，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环境深深吸引着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学生，这是哈佛大学能够从一所小型的文理学院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原因。

当前，对我国高校而言，学术自由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于学术组织内部。“我们常以为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因为外部干预而受损的，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自我丢失，外部社会条件越来越好时，更是如此。”[8]当大学教师在开放民主的环境中不再为讲学自由所忧时，他们对学术自由有着更深层次的期待：在社会竞争中享有职业的安全感，可以摆脱缺乏创造空间的评价机制，不在迫于某种数字化指标的考核环境中背离研究的热情与创造的乐趣。给教师足够的学术氧气，给学生充分的发展空间，研究型大学只有保持这种学术自由的文化特质，才能凸显发展的优势与意义。

研究型大学对学术自由精神的秉持，更在于大学教师与学生对学术责任的重视，对学术道德的坚守。在学术道德与规范上的严谨自律是诸多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根本因素。多伦多大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性大学之一，非常重视学术研究中的学术道德，为此学校专门制定了《学术行为准则》，指出“诚信和公平是学术教育的基础，在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过程中必须体现出学术伦理和道德原则”。学术失范行为一经发现，便会受到严肃的处罚。正是这种完善的学术规范体系，使得多伦多大学保有诚实的学术道德传统，为学校的发展赢得良好的声誉。[9]大学中教师与学生对学术道德与规范的遵守，不仅依靠“学者自律”的责任意识，更在于大学评价制度理念的完善。跻身世界顶尖大学之列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代表美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 “常春藤联盟”三巨头之一，其“求精不求大，重质不重量”的培养理念，“不贪大求全，不盲目跟风”的办学思路，使其远浮躁与冒进，始终在冷静中保持自身发展的优势。[10]

四、竞：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回顾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日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与其创办者及历代斯坦福人所坚持的 “不断追求卓越”的崇高理想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戴维·乔丹（David Jordan）在斯坦福大学开办典礼上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作为这所大学兴办之初的教师和学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所大学将可能和人类文明共存……它不把任何传统奉为使命，不为任何传统所累，它所有的路标都将指向前方。”[11]自乔丹校长始，这种对卓越的追求就深深根植于历代斯坦福人的心中，并在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斯坦福大学的第五任校长华莱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正是本着这种理念，集中大学的财力物力用于吸引人才和顶尖学科建设。斯特林聘请到的物理学家布洛克于1952年发现了核磁共振现象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成为斯坦福大学创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也成为斯坦福大学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12]

勇于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大学的社会服务并不是将大学的所有一切都毫无选择地奉送社会，社会也不需要大学倾其所有，研究型大学要做的，是使自己的精华、特色、安身立命之本在推动社会前进中加以发扬光大，而这个精华、特色、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学术与引领”，离开了它们，研究型大学在社会服务上就会无所适从。[13]在世界大学前100强排名中,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要占到一半以上,这是美国科技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被誉为“竞争力研究鼻祖”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是优势产业的建立和创新。根据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5000家规模不大的软件、芯片企业，它们的贡献不亚于500家大公司，而这些企业都离不开研究型大学。[14]这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创新，研究型大学才能成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支撑力量。

综上，当前许多研究型大学把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强调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技成果、一流的社会贡献,而支持和产生这一系列“一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一流的精神文化。[15]如果说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对研究型大学应有文化品格的归纳与整理，则是研究型大学发展过程中不应忽视的必要环节。这些文化品格是影响研究型大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它们将提醒研究型大学不忘本意，从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中汲取动力，向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1]吕立志.崇尚学术: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内在之魂[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4-18.

[2]顾明远.铸造大学的灵魂——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所在[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48-49.

[3]陆登庭.一流大学的特征及成功的领导与管理要素:哈佛的经验[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2，（5）：10-26.

[4][12]李福杰.大学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发展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104，120-121.

[5]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2001，（前言）3-4.

[6]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39.

[7]T﹒Husen （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tudies.Vol.1.[M].Oxford:Pergamon Press,1985，12.

[8]张楚廷.学术自由的自我丢失[J].高等教育研究，2005，（1）：1-5.

[9]University of Toronto Governing Council，Code of Behavior on Academic Matters［EB/OL］.http://www.governingcouncil.utoronto. ca/policies/behaveac.html，2010-02-08.

[10]徐美娜，王光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诠释[J].中国高教研究，2009，（11）：61-64.

[11]Peter C.Allen,Stanford From the Foothills to the Bay[A].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and Stanford Historical Society[C].1980，50.

[13]沈红.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兼论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属性[A]//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C]，2010，219-229.

[14]Charles M.Vest,The America Research University:from World WarⅡ to World Wide Web[M].Unvic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67.

[15]李海燕，乔东.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2）：114-117.

（责任编辑：刘丙元）

冯 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学

张彦通/国务院参事业务司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