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锋正

市场逻辑与大学发展：市场逻辑视阈下的大学发展战略选择*

● 陈锋正

大学职能因市场逻辑的提出、普及、发展而不断演进，大学也因对市场逻辑的引入而不断发展。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和效益机制是推动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也由“象牙之塔”走向社会的“轴心机构”，影响和引领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市场逻辑视阈下，大学通过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统一，以及市场逻辑与大学逻辑的统一，才能更好地推进大学自身的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学；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大学逻辑；发展战略

大学的渊源早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生，而现代大学又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学职能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不断演进，由“象牙之塔”走向社会的“轴心机构”，成为影响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学能否与市场逻辑相容？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大学的关系，更好地促进大学发展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笔者认为，通过大学职能演进的历史分析和市场逻辑的提出与引进，可以较好地回答大学与市场逻辑的相容性问题；通过市场逻辑、政府逻辑与大学逻辑的统一性探讨，为大学发展战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大学职能的演进与市场逻辑的提出

大学以其独特的职能，记录、归纳、总结和发展着人类文明，并将文明的火种世代传承。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闪耀于人类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我国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西汉的“太学”，以及隋唐直至明清的“国子监”，虽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但他们服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可谓是封建时期的最高等学府，承载着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

现代大学的由来应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就是西方乃至全世界最早形成完备大学制度的高等学府。据考证，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1088年，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间断，以其悠久的历史而被尊称为“大学之母”，至今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在2011年英国《时代高等教育》杂志全球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183位，也是意大利当今最好的综合性大学。[1]此外，欧洲中世纪大学还有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和萨莱诺大学等一大批声名显赫、影响深远的高等学校。这些大学的出现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世纪欧洲在神学、法学、医学等方面对专职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当时的人们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虽然欧洲中世纪大学相对于现代大学还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其培养人才的最基本社会职能已经具备了现代大学的基本雏形，并为未来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但当时的欧洲大学却固步自封于先前的大学发展模式，并未投身到工业革命的浪潮。恰恰是德国在对普法战争失败的反思中，激发了德国要赶超英法的热情，旋即德国大学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德国高等教育的一场深刻变革孕育而生。德国教育大臣洪堡在“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基础上，创办了柏林大学，并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的大学理念。洪堡把学术研究引入了大学，扩大了大学的活动范围，大学职能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大学开始具有了科学研究的职能。

然而，当时的德国大学所倡导的科学研究为了知识而知识，学术自由仅仅是纯学术自由，把纯学术看得至高无上，重理论研究，轻实践应用，主要是培养高级抽象思维能力的学者，脱离现实经济社会需求反而成为了一种时尚，这样的大学便游走于社会的边缘。而大学真正步入社会的中心，肇始于市场逻辑在大学中的兴起。

自工业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导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逻辑甚至成为了评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优劣的圭臬，市场逻辑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社会成员不能幸免于此。大学作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也必将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主题相契合，最终促使大学走出“象牙之塔”，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滚滚红尘。以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为代表，将服务社会为核心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系统化，以“康奈尔计划”为导向，形成了著名的 “威斯康星思想”，服务社会职能的大学理念在全美高等教育领域迅速得到普及，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大学逐渐将大学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密切联系，市场逻辑遂演变成为了现代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常态机制。

市场逻辑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为基本特征，以提升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营销效率、管理效率为目标，实现市场主体的效益最大化。市场逻辑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曾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对市场逻辑的输出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比如，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使其经济社会出现了近30年的倒退，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在发展中国家广受诟病，而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和“拉美陷阱”的长期存在也无不在对市场逻辑提出广泛的质疑。2008年，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能幸免，其中尤以欧债危机影响深远。

市场逻辑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附带了诸多负面效应，人们对其可谓是“爱恨交加”。大学如何最大限度地彰显市场逻辑的优势，规避其风险和不良影响，成为大学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大学对市场逻辑的引入与思考

大学职能的演变诠释了高等教育从世俗化、民主化到大众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其中宗教力量、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对大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从20世纪中期开始，市场的力量逐渐向大学渗透，诸如大学排行榜、抢夺生源、争取经费等市场因素影响甚至是左右着大学的发展战略。到了20世纪70年代，市场化趋势基本成为西方大学的主旋律，经营大学的理念、消费者意识、企业化管理等办学措施逐步深入，不断蔓延和深化。市场逻辑对大学影响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学教育精英化的消散，进入到了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大学“量”的扩张引发了“质”的变化，并由社会边缘“象牙之塔”走向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就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而言，大学间的竞争理应出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这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典型特征，又是大学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教育供求不对称，“表现出各高等院校十分相似，大学具有较高的共同标准。”[2]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校生数量、高校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张，教育供求趋向相对均衡，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推动着教育需求的深化和多样化，大学“将更加具有综合性，标准更加多样”，[3]甚至在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大学之间更是“没有共同的标准”。[4]因此，大学必然走向差异化办学，“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5]也就成为了未来大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由于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待，我国大学于1999年开始扩招，200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十几年来，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大学的发展并没有像马丁·特罗所预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多样化发展，反而是同质化现象严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趋向于只比“大”不比“学”，许多高职院校想“专升本”，升本之后想招硕士，招了硕士又想招博士，最终都想办成研究型大学，[6]“千校一面”由此而生。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市场调节乏力。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应是政府、市场、学术寡头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7]而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官僚行政管理模式，高职院校的校领导是副厅级，本科院校是正厅级，如果学校进了“985”，可能就是副部级。[8]在这样的管理制度激励下，大学缺乏竞争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市场逻辑的效益机制而言，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由于教育供给的增加，大学将面临办学经费紧张的局面，同时政府也无力对高等教育的财政需求大包大揽，而大学也必须走出政府的藩篱，去市场上寻求更多的资金，并以办学效益改善自身生存境况和提升发展能力。在精英教育阶段，我国大学由政府以举国之力兴办，而乐享教育财政支持，全无竞争压力和生存危机感，更是缺乏效益观念。当高等教育资源不再是稀缺商品时，受教育人作为教育消费者逐渐开始关注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能力。特别是受“生源危机”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面临适龄人口减少和高招录取率提升的双重压力，以及扩招总量的增长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等因素引致的生源数量的减少和生源质量的缩水。[9]因此，大学间的竞争必然进一步激化，“以效益求生存”的市场法则被引入大学也成为了一种必然。

但是，高等教育的双重商品属性又决定了大学对市场逻辑的选择，表现出“若即若离”。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类“特殊产品”，是初等、中等教育的延伸、发展和深化，位于整个教育体系的终端，是联结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具有独特的公共产品属性。[10]因此，在高等教育对市场逻辑的选择中，人们对高等教育市场化往往是讳莫如深，对高等教育产业化则人人喊打。如果仅此分析，将市场逻辑引入大学似乎不妥。但是，从大学职能演变过程和大学的私人产品属性来看，大学对市场逻辑又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因为，高等教育产品的特殊性体现在其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殊作用上。基础教育的外部经济特征是私人效益小于社会效益。高等教育虽然存在外部经济性，但其主要功能还是促进了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为受教育者所有，能够为其带来收入预期和现实收益。即使高等教育的受体在获取收益和得到满足的过程中会存在经济效益外溢，但其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追求和客观结果不在于此，恰恰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11]因此，高等教育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大学在面对市场逻辑时，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效益机制，提升自身发展能力，适应经济社会需求，还要立足教育的本身属性和特殊功能，满足人的教育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市场逻辑下的大学发展战略选择

大学的发展战略与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大学职能的不断演变就是大学适应社会需求的最好注脚。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将“文化传承与创新”凝练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可以预见，伴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的职能还会不断演进。同时，市场逻辑在人类社会中的长期存在，也会进一步激发大学运用市场逻辑来充分彰显其职能优势，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和人类需求。

（一）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在大学中的统一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无论何等富裕都无力全额负担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部资金，利用社会中蕴藏着的闲散资金，以市场调节为手段，开放高等教育的市场，促使资金由市场流向大学，激发大学的竞争意识和办学效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高等教育的双重商品属性又决定了大学不可能完全交给市场来运作，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觑，这就需要做好大学中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统一。

美国是市场机制较完善、大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市场逻辑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运用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和现实条件。自由、平等、竞争的理念是美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以机会代替特权，以竞争代替垄断”的杰克逊式的民主思想，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文化。美国的大学植根于市场逻辑的文化之中，商品经济观念、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管理理念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自觉参与市场竞争，适应人才需求市场和资本市场，使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统一于市场的逻辑。此外，美国大学数量众多，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经费获取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也都别无选择地将这种压力转变成市场条件下争取经费支持最大化的动力。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由此而生，大学以自身优势为导向，朝向多元化和特色化发展。

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并非尽善尽美，比如，残酷的市场竞争必然出现优胜劣汰，被迫退出高等教育竞争的大学无疑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与高等教育双重属性中的公共产品属性背道而驰。还有，美国大学在以企业经营理念统筹学校建设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学生本位”理念，过分突出教育消费特点，弱化了师生之间美好而高尚的道德、精神、文化关系，成为了赤裸裸的买方和卖方市场关系，导致放松教育统一要求和质量标准，当下美国大学校园普遍的“分数膨胀”[12]现象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我国大学具有从属性官僚科层组织结构特征，等级观念顽固，机构设置冗肿，对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反映迟钝，在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中显得尤为另类而不合时宜。市场逻辑下的大学需要其转变为精简、高效、对学生和社会需求反映敏捷的拥有自主权的组织，2012年教育部提出《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明确的改革目标指向必然促使大学重视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的意愿，充分理解并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专业选择、课程要求、职业取向，甚至教师的授课方式和方法也要向学生的需求倾斜，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或类似于西方大学的“学生本位”论，这些都体现了市场逻辑的力量正在改变着我国政府逻辑主导大学发展的前行轨迹。

市场逻辑在我国大学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具备市场营销意识，熟练掌握市场营销技巧，以市场化的运营，合理定位大学办学方向，消除同质化倾向，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改变专一化的政府逻辑影响，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学的发展战略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必然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从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通过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有机统一，以政府逻辑为大学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可靠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市场逻辑促进大学自身增强竞争意识、树立学术自由理念、强化民主管理，将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在大学中的运用相结合，协调和统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二）市场逻辑与大学逻辑的统一

当市场逻辑被引入大学，其与大学逻辑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效应可能叠加或抵消。[13]一方面，市场激励大学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学的教育活动成为了服务社会的产品，大学的科研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大学的文化成为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大学不再孤芳自赏，而是与经济社会水乳交融；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不断增长，其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看不见的手”成为某种具有神奇而神秘的图腾，某些时候市场目标反客为主，替代了大学目标，“大学魂”有可能被“生意经”所侵蚀，往往出现大学精神的丧失、学术腐败、高校贪腐等现象。

大学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不是普通产品加工，也不是投入产出的机械化操作，而是显性学习与隐性思维的综合活动过程。大学的特殊性体现在教育活动中，除了知识的传授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还包含了思维的开发、智力的训练、文化的创新与传承，[14]大学活动的过程和内容也就更加复杂，不可能套用企业组织原则的市场逻辑简单复制。比如市场逻辑的等价交换原则就不适宜于大学的教育活动。因为教育是一种外溢性的服务行为，受教育者付费购买的教育产品实质上是入学资格，[15]其前提条件是满足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绝不是简单的买和卖的市场行为。而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传道、授业、解惑又是一种“良心”职业，不可能用金钱来量化度量。受教育者所获得的教育效能远远大于个人、家庭、社会等各方付出的教育成本总和，表现出效益的外溢不仅是个人获益，他人和社会都可能由此受益。

但是，不能因大学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而否定大学中非教育活动对市场逻辑的适应性。当前，我国大学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特征，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官僚化和行政化管理，缺失竞争意识，缺乏管理效益。改革开放之初，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就呼吁，不要用行政手段管学校。[16]时至今日，大学管理模式依旧，长期积弊造成了大学师资队伍“近亲繁殖”、创新型人才培养缺位、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虽然大学探求学问、从事科学研究，但是目前大学的研究仍然偏重理论探索和实验研究，缺乏大学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将扮演重要角色，知识产品商品化和知识成果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同时，大学的科研职能与人才培养职能相结合，密切大学与市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服务社会的大学职能就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充分发挥市场逻辑的积极作用，有效遏制市场逻辑的不利影响，应当成为现代大学发展战略的核心选择。无论制度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发展，大学以大学逻辑为主、以市场逻辑为辅的主辅关系，以及以大学为目标、市场为手段的关系却不容改变。唯有在大学的发展战略选择中强化大学教育活动的大学逻辑应用和非教育活动的市场逻辑偏好，并推进二者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1]陈晓晨.大学之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速写[N].光明日报，2012-5-19.

[2][3][4]Martin Trow.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Conference on Future Structur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Paris 26th-29th June,1973.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13-11-16.

[6]潘懋元.大学不应只比“大”不比“学”[J].新华文摘，2011，（19）.

[7][8][13][14][15][美]伯顿·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9]陈锋正.“生源危机”背景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9）.

[10][11]陈锋正.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的逻辑悖论与统一[J].广西社会科学，2012，（9）.

[12]艾舞.人人都得A！.美国大学的“分数膨胀”[N].光明日报，2012-2-4.

[16]教育界委员：大学章程去行政化法律上缺名份［EB/OL］. http://edu.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3/13/34730863_0.shtml.

（责任编辑：冯永刚）

201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转型期中国大学办学定位的制度逻辑演进研究》（项目编号：DFA110225）的研究成果之一；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地方大学办学特色的嵌入性策略选择及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013-QN-152）的研究成果之一。

陈锋正/河南科技学院发展规划处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