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静

修辞学：教育研究的新视角

● 刘晓静

20世纪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语言哲学时代，“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等等都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特殊气场。教育学界对前两个转向并不陌生，但对“修辞学转向”的认知与讨论并不多见。本文对修辞学是什么、为何要进行（当代）修辞学研究、以及如何在教育研究中运用修辞学视角等三个问题进行研究，引介修辞学的视角，以引起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修辞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教育话语；研究视角

Rhetoric可译作修辞、修辞学。其历史由来已久，与古希腊城邦民主生活、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紧密相关。但因“希腊三哲”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修辞被蒙上了一袭尘埃，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之后，修辞学一直担负着为自己正名的重任。迈入20世纪之后，尼采喊出“真理就是隐喻”的警言撼动了整个学界，引发了人们对真理的反思和对修辞的重新认识。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修辞学渗透到文学批评、传媒、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迎来“修辞学转向”，得以为自己正名且具有学术反思性。但在教育学领域，修辞学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一方面缘于对修辞的理解是在中国修辞学语境下的解读：文学写作的“修辞手法”；另一方面，对教育语言的分析主要唱的是本质观这出“独角戏”，上世纪90年代虽有类似分析哲学般精致的对教育概念的隐喻 （狭义上讲是一种修辞手段）研究，但未意识到修辞学的重要性，亦不曾达到修辞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本文即对当代学术语境中的修辞学作一引介性研究。

一、何谓修辞学：一个基础性研究工作

中西方的语言表达之中虽然都有“修辞学”之说，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第一届“‘中西修辞’论坛·福州· 2007”对中国的“修辞”概念和西方的“rhetoric”进行比较，指出国内学术界对“rhetoric”的理解是放在如何准确生动表达思想、尤其侧重对修辞格的认定和使用的分析与研究上，国内修辞学研究是以语言研究为本位的；而西方学术对“rhetoric”的理解则是广义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突破语言学研究本位，是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人文和心理思维基础上的“大修辞”研究。[1]加拿大学者高辛勇亦言：“国内近几十年来的 ‘修辞学’实际上大都属于tropological rhetoric（修辞格为主的修辞-笔者注）的范围”，强调修辞学“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2]这也就决定了本文所要引介的修辞学的学问是指当代西方修辞学，而非中国的修辞学。故，对中国修辞学不作论述。

（一）修辞学研究概观

修辞学，其历史由来已久但命运多舛，可简要概括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兴起—中世纪、理性时代的没落—19、20世纪的曙光。

西方修辞学史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学被认为是古典修辞学的最高成就。“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西西里一些希腊城邦的独裁君主被民主力量推翻；民主政府成立之后，有一些被放逐的贵族回到自己城邦，他们为了收回被独裁政府没收的土地和财产需要诉讼知识。此外，遗产的继承和工商界的钱财纠纷引起诉讼，当时人们也需要这种知识。于是传授这种知识的职业应运而生”，[3]即“智者”（sophistes）。他们讲授修辞学、文学、哲学等。但因其诡辩，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攻击。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道：“在我看来，它（从事修辞活动）并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个心术不正、贪功见利的人的职业活动，是一个功于此术并用此术和人打交道的人的职业活动，总而言之，我称之为‘溜须拍马’”。[4]他称修辞“为真理之敌，因为其为虚妄观念辩护”。[5]但也认为“通过言辞达到修养精神，以致力于‘完全的，无私的，普遍的知识’”。[6]也正因此，利科称其为“哲学最古老之敌人与盟友，因它强调‘说的好’而排斥‘说的真’”。[7]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修辞学一般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正式的创立者。他的《修辞学》（Rhetoric）专著建立了修辞学理论，为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他称修辞学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的手段的能力”，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真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8]而是属于创造性科学。至于智者派滥用修辞，他说“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意图：故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9]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起，修辞学的学术严谨性有了很大提高。

使修辞学教育经典化和完善化的当推罗马时期的修辞学者西塞罗和昆体良。但与希腊时期相比，它更关注实用技术，对理论表述亦不重视。中世纪，所谓基督教掌握一切的“黑暗时代”，修辞学教学已式微，幸有圣·奥古斯汀为修辞学提供了合法性，得以与文法、辩证法合为人文教育的“三艺”。

文艺复兴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虽带来古典修辞的复兴，但整个时期修辞学研究并未走出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而17世纪至20世纪初三百多年的“理性独白”历史则是修辞学继中世纪早期之后经历的另一个沉沦。传统修辞的空间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以洛克与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以及康德的思想体系和当时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不断缩小。他们都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即理性。而修辞则只是具有偶然性、可能性的意见，不能作为发现知识的手段，修辞学作为一门科学已不具资格。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拉米和维科（Giambattista Vico），但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些声音终被埋没了，待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弊端逐渐暴露，人们对现代文明反思之后，这些声音才被纳耳恭听。

（二）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修辞学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新”修辞学与“后现代转向”、“语言学转向”紧密相关。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主义的涌动下，智识界对“知识”、“真理”、“客观”、“确定性”等的重新思考发起了对理性与科学的反击，修辞学家推翻了从柏拉图到洛克等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恶名。修辞学“将探索的目光全方位地投向以象征为手段和中介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在事实上覆盖人文社科所有部门的固有‘疆域’”。[10]出身于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家将修辞学作为与常规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大异其趣的另类思维方法、解读工具和理论资源引入到各自的专业研究之中，带来了继“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之后的又一重大转向——修辞转向，也称“新修辞学”。特别是在巴赫金、巴尔特、福柯、葛兰西等思想家的影响下，修辞学研究紧紧抓住语言表达中所渗透的权力、霸权及意识形态展开批评，带有浓厚的批判性质和解放性质。

“新”修辞学之“新”有两方面的体现。其一是真理，其二是语言。就前者而言，古典修辞学一般认为真理是预先存在的，修辞学是传播真理并使它更具说服力的手段。而当代修辞学开山第一人尼采则颠覆了这一观点。认为，“真实”只不过是群体为了避免其成员陷入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大混战而“发明”出来的一个起调节作用的概念。他在诘问了真理是什么之后，回应道：“[真理是]一支运动着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的大军，简言之，[是]人类关系的总汇，它们在修辞学上被诗性地崇高化了、变换了、美化了，经过长期的重复使用之后，一个民族又把它们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经典的、无法避免的了。真理是其幻觉性质被遗忘的幻觉，是使用殆尽的、失去了印记的隐喻，是现在则仅止作为金属而不作为硬币来发挥作用的隐喻”。[11]这一定义确立了真理的隐喻本质，对真理的解构为修辞的发展清理了道路。“修辞并不是使真理有效，而是本身就具有唤醒人的作用，或者说是‘创造真理的’”。[12]“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 ‘知识是我们给予那些能肯定的意见的名称’”，[13]是共同分享的确定性或者知识（shared certainty or knowledge），这种“肯定是从对修辞交流中的执着的追求而派生出来的——修辞交流是人们在辩论（‘思想的市场’中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一起的过程）”。[14]或许可以说，通过互为主体性，真理获得它的合法性。发现真理与传播真理并无二致。

修辞学的转向除对真理有了新的理解外，还与对语言的新认识相关。传统以为语言是透明的，是人们交流、传达意思的工具，现在则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传达意思的媒介；语言是一种表征（同时有着表征的危机）；语言就是世界；语言建构了世界，建构了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肯尼斯·博克认为语言的应用都是象征行为，即使“最不带感情色彩的科学术语”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说服性”，即修辞性。博克从本体论上为修辞正名，认为修辞不是仅存在于有限的修辞环境，而是存在于普遍的人的生存环境中，它无处不在，是构成人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且人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修辞动物。罗蒂也指出 “词汇”（vocabularies）的“描述”和“再描述”（descriptions and redescriptions）的修辞力量：人们有多少目的就可以发明多少“描述”，“运用各种新方法，对许许多多的东西进行再描述，直至一个新的语言行为格局被创造出来，使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动心并加以采纳”；[15]“通过重新描述使事物看上去或好或坏，或重要或无足轻重，或用处很大或一无所用”。[16]这种通过词汇的描述，成功地将权力的运作方式掩盖起来，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言说者的态度和观念的过程即是修辞。

语言并非是透明的，并非可以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言说。语言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世界的赋意是不一样的，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修辞，且语言本身渗透着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措辞（即修辞—笔者注）……是任何沟通和论辩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元素。所有研究（包括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要运用措辞，例如诉诸权威、诉诸被认可的意识形态、诉诸历史上的典律（canon）以及运用各种譬喻等等；只有在使用措辞时，人们才能进行思考和沟通。”[17]当代西方修辞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把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模式的理论，一种把目的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它的理论根据认为知识是由论辩阐释，意识形态和权力由话语所扩展。总而言之，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语言理论。[18]

二、一个前提性思考：教育学界为何要研究修辞学

“从社会与文化存在维度上，修辞或修辞性无处不在，或者说，任何人性存在论情境都有修辞性”，[19]教育话语亦不能逃离该情境，教育话语的表达充满了修辞性，故有必要对修辞学之于教育学的学术价值有一个觉知。

（一）修辞学的学术意义：零度语言、权力与修辞

“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20]如此一来，论证修辞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也并非是仅仅给教育研究增加一个研究的视角而已。因为语言的修辞性以及权力的隐秘性两方面的缘故凸显了当代修辞学的重要性。首先，“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不再把语言看成是透明的，罗兰·巴特所追求的“零度”语言并不存在。语言本身就是“修辞艺术的产物”，不存在“非修辞的‘自然’语言”。语言与修辞一样，都不是基于“事物的本质”即“真实性”，因为词语本身就是一种“转义辞格”（trope），它用跟发生过或存在着的真实事物毫无共同之处的某一 “语音形象”来代表该事物。这意味着我们通过语音获得的必然只是一种“局部感知”，谈不上与事物“真相”的正确契合。[21]“语言之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感知的影响在我们毫不察觉的时候，在它表达隐蔽的、潜在的意识形态之时是最为强大的”。[22]即使描述性的语言亦带有修辞性。

其二是权力的语言寄居性及其隐秘性。从奥威尔政治性小说《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极权主义统治到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揭示的权力渗透到毛细血管之中到鲍曼的 《流动的现代性》中权力的逃避、溜走、避开，[23]都在提醒我们权力存在的形式与状态的多变与不可捉摸，但无论如何权力总归要寄居于（广义上讲）语言之中，“语言的特性之一就是具有藏而不露的力量，语言的实践反映一种并未被公开宣布的霸权”。这种霸权在当下往往是通过肯尼斯·博克所说的“认同（identification）”来完成。博克认为修辞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受众之上，而是进行沟通、合作，达到“共同行动”。谨慎地把握住语言的意义产生机制（这里指修辞机制）就不会轻易地被权力所控。当代修辞学即是将由古典传统的处于主动地位的言说者如何调动各种资源来说服、影响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的“修辞者中心”转向了双向互动式的商讨、对话、讨论与争辩。巴赫金指出，语言应被视为“话语”，是在具体语境内由“交流事件”引发的“活生生的言辞”构成的集合。话语永远是发生于至少两个社会成员间的一种“回应性互动”。互动双方并不存在谁被动、谁主动，因为率先发言者在开口之前已经完成对接受者可能的反应的预测，并根据预测来确定自己该如何开口。而率先发言者的“第一句话”亦非真正的初始言辞，总有其他人在他之前有所言说，他的言辞亦是对已有话语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福柯对话语权力的连带关系，对作为实践的话语以及权力的生产性等的研究，指出“真理”只不过是某一历史时期被当做真理的事物，是在修辞过程中产生的，是运用权力的结果；“揭示了作为历史力量的修辞系统的发展，描述了修辞学在人文科学中的破土而出，并且构筑、塑造、控制人类世界的过程”。[24]

当代修辞学研究即是紧紧抓住语言表达中的固有之意，整合当代语言学理论、符号学、精神分析、话语分析等理论资源，关切由语言所建构的人的生存样态以及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以反思整个社会-文化生活。

（二）教育话语的修辞性

教育研究的“学科之眼”可谓众多，可为何要增加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修辞学？根本而论，缘于教育本身的修辞性。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从幼年到成年，一个不能回避的生活场域即是教育。教育规定了一个公民主体构成的维度，完成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将一个人建构成某一社会情境中的人，其过程充满了修辞，甚至“教育”二字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教育话语充斥了大量言不由衷、字里行间另有他义、顾左右而言他、含沙射影以及不合理地对话语理解者进行操作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修辞学研究的主题。教育话语的“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25]这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之中生活的太久，并对这种约定俗成以致“自然化”的语言失去了批判的敏感性，且“那些将言语吸收在内的语言结构，具有无意识性质”。[26]修辞学视角的特殊性即是将这种潜意识层面的语言深意展露于意识层面，指出其建构的机制之一即是通过修辞，并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建构性是如何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在意识层面以及潜意识层面说服、影响、操作话语接收者、理解者；甚至回到话语的发生学：“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27]

语言是教育的核心。一般而论，可将教育话语分为教育理论话语、教育实践话语以及日常生活化的教育话语三种表达形式。当然，这三种形式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解释，相互支撑，共同“编织”一幅教育画卷。就教育理论话语来说，学者们往往有着一定的学术敏感性。即便如此，现代学者一般都否认自己的修辞性。但当数学这一学科都被证明是一种修辞的时候，[28]我们不能回避“人为自然立法”的事实。实际上，“所有科学家和学者，无论其研究领域是什么，都依赖同样的修辞手法：比喻、诉诸权威和打动本身就是由修辞创造出来的听众。”[29]教育理论话语亦是如此，它们运用各种沟通方式、象征交换与互动，激发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想象、引起某种情感并促发其参与到修辞行动之中。

生活化的教育话语以及教育实践话语，较之教育理论话语，往往不易被在意。殊不知，它们对我们实际的教育实践的展开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与行动影响更大，而这种影响力的背后即是修辞机制的展开。如，广大民众普遍受影响的“知识改变命运”、“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通过这样的话语，家长、教师、各类培训机构被改变态度并诱发行动，共谋性地“协助”学生展开了一场人生竞赛。而修辞正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运用语言来形成某种态度或引起某种行动”。

三、一个引入性研究：用修辞学的视角看教育

从不同的“学科之眼”看教育，自然会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进入视野以及所谓的 “独特的研究方法”，[30]这或许是一个研究的适切性问题，即对某些现象适合采取某一视角，“适切性原则显然使研究者面对着一种内在性（immanence）情境，他将从一个系统的内部对其进行研究。”[31]从修辞学的视角对教育话语进行研究亦面临此问题。正如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是建构的，但不代表所有建构的东西都需要解构，一方面没有那个必要，因其没有暴力我们的生活，不存在对我们生活的侵犯；另一方面，我们存在的“被抛”状态决定了人生本来没有意义，是在虚无状态下每个人建构自己的意义，即人的存在本身需要意义的建构。修辞也是如此。广义来讲，语言的展开都具有修辞性，但并非要对所有的语言表达进行修辞研究、修辞批评。因为有些修辞不是一种话语霸权，有些修辞是人性的需要。只有那些表达之中另有他意、含糊其辞、采取某种话语策略在意识或无意识层面操作话语理解者等才值得进行修辞批评、修辞研究。

像“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仅影响了教育一线的工作者面对自己学生落后在跑道时的反应，也促使家长们重视孩子的早教以及各种学前培训；同时也有部分教育理论研究者在这一话语的影响下提出某些观点来印证其理论意义。殊不知，这一话语表达充满了修辞，并以这种修辞策略达到了各类话语理解者共同性地参与到教育竞争中的效果。首先，“输”、“起跑线”表达了一种竞争意象：教育的过程是一场比赛、竞争，它规定了起点、路线、目标以及各种竞争规则；比赛有输有赢；动员参与竞争的人都要赢。其次“不要……”作为一种理性独白，是一个来自权威的他者的声音在耳边督促你、唤醒你，甚至呵斥你，不能让你的孩子落后；同时也操作你，你应该去做什么。然而，教育应该是这样的吗？人生是要跟别人拼个输赢吗？况且，这次比赛是谁来制定的，规则如何，比赛参与者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遵照规则会如何，不守规则又怎样？更根本的是，为何要将教育设计成一个竞技场？为何这句话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又是如何，等等，都值得进行修辞学的研究。

再如，“后进生”、“差生”、“问题学生”等等的称谓本身也是一种修辞，其中渗透了意识形态和权力。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有着顽固的生命力，并得以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完成即是通过隐喻修辞。福柯言：“询问一种疾病的本质，就如同‘询问一个词语的本质具有什么性质’。”[32]同理，“后进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就是要追问“后进生”这一表达的本质是什么。从修辞学视角来分析，“后”、“前”只是一个空间隐喻，但我们文化中有着对“前”、“后”的价值评判：“前”代表好的、进步的、优秀的；“后”是差的、落后的、次等的。而这一隐喻恰恰迎合了我们的文化且完成了“导引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态度，并为特定行动方式提供动机。”[33]实际上，“后进生”只是比喻了某一类学生的某方面的特点但并未抓住学生的本质是什么，可正是通过这一修辞机制达至对这些学生的某种共同的情绪反应与行为方式，在无意识层面认同了这种表达。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会接受某一话语表达，同时这一表达具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与扩散力量。可见，“真实的秩序和语言的秩序完全一样，因为二者都在恢复时间的必然而可陈述的形式，即话语的（discoursive）形式。”[3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篇对修辞进行研究的文章本身也逃离不了修辞性。“我们可能改变修辞方式，但绝摆脱不了修辞的束缚。”[35]修辞学转向，颠覆了语言的真理性，揭示了话语的修辞性。修辞可以带来更有说服力的叙述，也可带来话语霸权。对修辞学进行研究，旨趣不在于要在语言表达时普及修辞，而是要反思语言表达的修辞性对话语理解者的操作力量。但修辞分析的目标从来不是成为 “科学的”（scientific），或者是为所有时空中所运用的说服进行归类。修辞分析的力量是它的即时性（immediacy），是对特别性和可能性进行探讨的能力，而不是普遍性与可信性。[36]唯有将修辞学看作一个视角，揭露语言表达中遮蔽的东西，才不致将修辞学推向另一个极端——一切皆修辞（文外无一物）。

[1]吕晶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修辞重构——第一届“中西修辞论坛”述评[J]．修辞学习，2007，（4）．

[2]高辛勇．修辞学和文学阅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8．

[3][8][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9，6．

[4][12][13][14][美]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72，172，173．

[5][6][7]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14，315，314．

[10][15][16][21]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91，298，298，281．

[11][35][美]保罗·鲍曼．解构之图[M]．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2，155．

[17][28][29][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M]．许宝强等编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3，56-77，10．

[18]Patricia Bizzell&Herzerg Bruce,ed.The Rhetorical Tradition: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M].Boston:Bedford Books St.Martin’s Press,1990，899.

[19]刘兆永．苦难记忆的文化修辞意象诗学[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12）．

[20][25][32][34][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前言：8，10，132，105．

[22][33]李艳芳．修辞学视角下的隐喻批评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2010，（1）．

[2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6．

[24]姚喜明等．西方修辞学简史[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267．

[26][27][3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14，12，74．

[30]吴康宁．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4）．

[36]Richard Edwards,Katherine Nicoll, Nicky Solomon and RobinUsher.Rhetoricand EducationalDiscourse[M].Routledge Falmer,2004，8.

（责任编辑：刘丙元）

刘晓静／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