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静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鲁文·兹瓦特翻译转移模式评述＊

胡文静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1989～1990年，荷兰学者鲁文·兹瓦特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研究模式:比较模式和描写模式。比较模式即微观结构模式，在比较模式中，鲁文·兹瓦特主要研究翻译转移，并列出了三种翻译转移类型:调适、调整和变异。比较模式强调对译文和原文进行客观、全面和细致的比较与描写，特别就句子层面以下的语言微观变化树立较为科学的衡量标准。描写模式即宏观结构模式，适用于文学翻译研究。

鲁文·兹瓦特;翻译转移;比较模式;描写模式

20世纪50年代开始，语言学被用于分析翻译，试图用详尽的例子与分类来说明翻译的过程。翻译转移，简言之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发生在语言层面的一切变化。50年代末，法国翻译学者维内和达波内特对翻译策略的两种分类(含七个翻译步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经典模式。60年代，卡特福德(Cartford)首先提出“转换”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有两类转换: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但不少学者批评他“选用的例子过于理想化，多为杜撰而并非真实译文，且难以超越句子层面来进行通篇分析”［1］62。60～70年代，捷克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翻译转移，列维(Levy)将译者语言选择的“渐进语义转换”与“博弈理论”联系起来;波波维奇(Popovic)解释转换的出现“并非是译者希望改变一篇文章，而是他努力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它，试图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完整地掌握它”［2］80;米科(Miko)则着重讨论翻译中“表述转换”以及风格的不同理论方面，他认为，“保留源文本的表述特点或风格是译者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目标。”［3］66

在对翻译转移的种种研究模式中，鲁文·兹瓦特(Leuven-Zwart)的模式被认为是最明晰、最广泛、最详尽的翻译分析模式［1］63-65。然而，我国对她在翻译研究上做出的成绩显然关注不够，更谈不上研究运用了。鲁文·兹瓦特的研究模式由比较模式和描写模式两部分组成，比较模式涉及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细节比较，是微观结构转换(包括句子、从句和词组的层面);描写模式是宏观结构转换(包括诸如人物塑造风格或叙事角度的变化的层面)，适用于文学翻译研究。鲁文·兹瓦特相信这两种互补的模式可以显示译者所采用的翻译规范，有助于减少翻译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因此，她的研究模式被认为是细致和详尽的分析模式。

1 鲁文·兹瓦特的翻译研究比较模式

1.1 鲁文·兹瓦特对翻译单位的划分

早期对“翻译转移”的研究多以词、短语或句子作为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单位。但鲁文·兹瓦特认为，作为比较单位，句子显得太长，而单词和短语又显得太短，均不利于比较，因而需要新定出一个新的可供比较的单位，这个新的单位就是译素(transeme)。根据鲁文·兹瓦特的定义，译素是“能够理解的语篇单位”。译素可分为事件状态译素和附属译素两种。事件状态译素由实义动词或者系动词组成的谓语和论元组成，用符号/…/表示;附属译素没有谓词，它可以看作是“事件状态译素的具体说明或扩充”，用符号(…)表示。

例1：原文：/Linda frowned;//she sat up quickly(in her steamer chair)//and clasped her ankles/.

译文：/琳达皱着眉头;//她(从折迭椅上)坐起来，//紧握着她的脚踝。/

确定比较单位后，下一步就是确定原文译素与译文译素的共通点，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共有意义，鲁文·兹瓦特把它称为“元译素”(architranseme)，或简称ATR，是独立于原文与译文之外的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它相当于起到原文译素和译文译素比较的基点的作用。ATR一般由实词或是共有意义的释义表达，虚词(如介词、连词、代词)不出现在ATR之中。鲁文·兹瓦特认为，在实际操作中，确立ATR时往往需要借助字典中的解释把这些译素分别与ATR对比，以确立它们与ATR之间的关系。在比较过程中，我们把原文译素(source text transeme)缩写为STT，译文译素(target text transeme)缩写为TTT。

例 2：He bent down.

他弯下腰。

ATR:to curve he body from a stranding position.

1.2 鲁文·兹瓦特比较模式下翻译转移的主要类型

通过与其相对应的元译素来比较源文本和目标文本译素，可以观察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三种微观结构转换，即鲁文·兹瓦特划分的三个主要类型:调适、调整和变异。

调适原来是维内和达波内特用来指七种翻译策略之一的术语，指“不使用相似的源语与目标语范畴”。他们将其通俗地界定为“因观念变化引起的信息形式的变化”，它反映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看待真实事物和现象角度的细微差别。而按照鲁文·兹瓦特的解释，调适是指“如果一个译素与其元译素是同义关系，而另一个与其元译素是下义关系”，即如果出现在源文本与目标文本译素之间的转换提高或降低了概括性程度，那么这两个译素之间的关系就被看作是一种调适关系。

例3：/She is crying1/(in the car2)./

她(在车子2里)哭1起来。

ATR1：use loud wordless sound to express emotion

ATR2：vehicle with wheels

例3中STT2与ATR2为下义关系，因为STT2“car”除了表达ATR2中的“vehicle with wheels”这层意思外，它还强调是比较小型的轿车。TTT2车与ATR2是同义关系，所以有翻译转移发生，且这种翻译转移关系属于“语义调整/概括化”，也就是说，原文相对具体的译素“car”被转换为译文中相对概括的译素。通过这样的比较，STT与TTT之间的细微翻译转移也就得到了揭示。

调整是指源文本与目标文本译素与其对应的元译素构成下义关系时，它们变为对照关系。尽管许多例子来自译者有意识的决定，但是调整现象常常是因为语言或文化限制的各种束缚而引起的，当调整还包括提供额外的句法联系或使模糊的逻辑关系明晰化时，也会被称为“解释”。选一个意思稍微不同的词，用一个词的另一种词性或替换一个文体风格不同的词，都可作为调整的例子。卡特福德则将词性变化归为词类转换，而范·路文兹瓦特将其界定为“句法调整”或“句法语义调整”。

例4：/she was killed1/(by the pistol2)./

/她(被手枪2)杀死1。/

ATR2：gun

STT2：type of small gun，held and fired with one hand

TTT2：手枪

在例4中，无论STT2还是TTT2都是ATR2的下义，因为无论是原文“pistol”还是译文“手枪”都比 ATR2“gun”的范围小，因此，这就在语义层面上造成了修改。

变异(mutation)指两个译素之间不能建立起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建立ATR。鲁文·兹瓦特将变异分为三类:增加从句或短语;删除子句或短语;彻底改变意思。增加从句或短语即增添原文中所没有的成分，如增译;删除从句或短语即删去原文中所含成分，如缩译等;彻底改变意义即删去全部原文内容，如德莱顿所说的拟作等手法。

例 5：/How beautiful the vase was1，/she thought2./

/花瓶多么漂亮啊!/

ATR2：0

STT：she thought

TTT：0

在例5中，原文中的“she thought”这一词组在译文中被删去，因而也就无法比较原文中的成分。这种翻译转移属于“转变/删除”类型。

2 鲁文·兹瓦特翻译研究的描写模式

描写模式是一种复杂的模式，用来分析在微观结构层面观察到的转换模式，以何种方式影响宏观结构大范畴，进而又以何种方式影响目标文本相对源文本而言的整体“感觉”。“一旦所有的转换在微观结构层面上得到确认和归类，每种转换出现的频率得以统计，那么就可以运用描写模式来计算累计效应。描写模式是宏观结构模式，适用于翻译文学的分析。鲁文·兹瓦特通过一张复杂的图表描述了这些元素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将具体的微观和宏观结构转换与篇章及故事层面上的三大功能搭配起来。据说，每一个语义—语用调适对故事层面上的人际功能产生了影响。”这种分析模式通过筛选5 000个单词，累计了当中每种转换例子的总数，同时对出现的各种方式进行了检验。鲁文·兹瓦特的许多研究生也已经将该模式运用到分析西班牙语和拉美文学文本的荷兰语译本当中。结果显示，语义转换最占优势，调适/具体化和解释出现的次数亦很频繁。鲁文·兹瓦特经过分析认为，“翻译策略应以目标文本为中心，应以目标文化的接受程度为翻译的关注重点。”她的研究模式远远超越了维内、达波内特和卡特福德以语言比较为重点的模式，进入了更高层面的篇章考虑，并且试图确认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规范。同时也运用到图里的翻译规范和可接受性理论:“图里提出强制性转换和非强制性转换;前者由语言促发，后者由文学或文化原因促发;目标文本中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非强制性转换，这将决定其初始规范是属于可接受性还是充分性规范。”鲁文·兹瓦特将其与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作出了新的阐述。

3 对鲁文·兹瓦特翻译研究模式的评价

3.1 鲁文·兹瓦特翻译研究模式的优点

首先，该研究模式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胆借鉴维内、达波内特、卡特福德对翻译转移的分类和图里的规范理论，同时也摈弃了其中一些流于表面的东西，在实验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了自己的翻译转移研究模式。“比较模式强调对译文和原文进行客观、全面和细致的比较与描写，这恰恰是习惯于用朦胧式、直觉式和印象式标准来审视翻译作品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为之欠缺的。”借鉴她的模式，有助于国内翻译界理论研究打破旧有的束缚，引入西方先进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与完善。

其次，鲁文·兹瓦特的比较模式系统并详尽地阐述了微观层次的翻译转移，充分顾及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在语义、句法、语用和文体这几个方面可能出现的翻译转移，并对它们进行综合归纳。“鲁文·兹瓦特的翻译成果为翻译评估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全面和可验证的基础，使准确地评估译作成为可能。”［4］此外，她创造并引入了源译素的概念，以崭新的角度进行翻译，因此更具有科学性，而且在学术创新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3.2 鲁文·兹瓦特翻译研究模式的不足

不可否认，鲁文·兹瓦特的研究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最受学者诟病的就是这一模式过于繁琐和复杂。她本人也承认比较模式过于复杂，她把翻译转移归结为8大类型，37个次类型，而且区别也并非清晰明了，容易混淆。如未经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这些种类繁多的分类很难马上用于实践当中。因此，鲁文·兹瓦特研究模式的提出虽然在学界颇受好评，但在实际中却很少应用。

另外，虽然鲁文兹瓦特意图突出其比较模式的客观性，但仔细研究却并非如此。在确定ATR的方面，虽然鲁文·兹瓦特声称可以借助于字典，但不可否认还需要有分析者的决定。鲁文·兹瓦特将元译素作为一个等值尺度来进行比较，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

4 结语

本文主要阐述鲁文·兹瓦特提出的翻译研究模式:其一是比较模式即微观结构模式，在比较模式中她着重于研究翻译转移。其二是描写模式即宏观结构模式。她的研究模式详尽准确，不但在西方译界产生反响，而且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Munday， H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2001.

［2］Popovic A.The Concept“Shift of Expression”in Translation Analysis［C］//In J.S.Holmes(ed.)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Hague:Muton，1970.

［3］Miko F.La Theorie de l’expression et la Traduction［C］//In J.S.Holmes(ed.)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Hague:Muton，1970.

［4］李德超.鲁文·兹瓦特论翻译转移的比较［J］.外国语言文学，2004(4):50-51.

H059

A

1674-5884(2014)02-0148-03

2013-10-15

胡文静(1991-)，女，满族，江西萍乡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责任校对 王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