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 晶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丹东118009）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尤其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可谓“富可敌国”。晋商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做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全国当时资本最雄厚、势力最大的商帮,堪称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这一奇迹呢？是怎样的历史契机、文化背景对晋商的兴盛起到了真正的作用呢？

1 外部条件给晋商兴盛提供了最佳的现实基础

1.1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地理特征的复杂性对明清晋商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意义。首先，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东邻河北,西界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古。山西省作为全国的中部地带，对外交通方便,可以“向四周辐射”，外向性经济联系特征明显。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西安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它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上都要保持着重要的联系。而从北京到西安的大路，经山西的太原，沿汾河后到达。从西安还可以通向西部省份甘肃、西藏、青海、新疆，向西南方向穿越秦岭还可以到达四川、云南、贵州。也就是说，从首都北京到西北、西南方向必然要经过山西。同时山西北部处于少数民族交错地带，与沿边民族可以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第二，山西地形较为复杂，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均土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北部地区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南部和中部汾河地区虽有一部分沃土,但相对于众多的人口来说也远远不够。这些都从客观上迫使人们脱离土地，重新寻找维持生计的办法。

1.2 历史机遇千载难逢

明清晋商适时抓住了允许合法垄断经营生活必需品的良机。山西南部“沃饶而近盐”，跨秦、晋、豫三省边界的河东盐池以丰富的湖盐资源恩泽当地的百姓。不过，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盐业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直到北宋雍熙年开始才有商人介入盐业经营，但其范围和程度都有限。到明代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但因九边距离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洪武三年）才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允许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同时山西商人还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贩盐要用盐引，商人通过输粮换引，赚取差价，这种方法史称“开中制”，“开中制”的执行使山西商人成功地实现了盐业垄断。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帮助山西商人完成原始积累，为晋商兴盛奠定了基础。

1.3 其他行业推波助澜

其他行业的推波助澜对晋商兴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农业上看，虽然山西农业在明清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足，而只有少数大地主得到了机会，他们兼并土地，促使更多的人从事了商业。从畜牧业上看，唐宋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与频繁的北部战争使其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但是到了宋末和明清，由于内地牧养条件的恶化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利影响，都使得畜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也从客观上促使山西人被迫经商。从手工业上看，盐、铁等作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直是山西商人的重要贩运物资。到了明代，山西煤窑几乎遍及各州县，潞绸(包括泽州所产泽绸)织造也发展到了高峰，丝织棉花等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量的产品需要商人作为桥梁使其得以行销天下。也就是说，由于明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各地区出现了足够多的剩余产品，并随之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换需求。

1.4 政策导向的重商倾向

明清政府的重商倾向被晋商有效利用。首先，自明代起，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发生改变，社会上不再用鄙夷的眼光看待商人，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明清两代，山西才子们对读书应仕、夺取功名并无兴趣，更多的选择“弃仕从商”。“学而优则贾”的思想成为主导，民间当时流行着 “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的谚语。因此，山西当时有 “以商为本”之说。

其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近代社会的自然经济在明代中叶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外交流贸易过程中，国外白银流入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到了清代，晋商与政府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开创性地成立了票号，还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富商大贾与封建官僚资本的紧密结合,使商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经营权。尤其在1894年至1911年期间，晋商票号业务延伸到国外，进入到发展的黄金期直至鼎盛期，并最终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

2 人文因素是晋商兴盛最有力的内在保证

2.1 文化根源

三晋地域文化的充分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明清晋商致胜的法宝。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途经很多国家和地方，对华夏和夷狄的文化有广泛的接触，他即位以后，加以融汇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刘伟毅先生将三晋文化的特点归纳为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而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就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

更重要的是，三晋根祖文化受到儒家推崇，儒家经典《诗经》的“十五国风”中，晋地就占有其二。同时，晋商也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儒家文化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经营之道。他们讲“仁”，倡导“和为贵”，发展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的“商帮”，对待伙伴皆用一颗仁爱之心,互相扶持。他们讲“义”，提倡“义利相济相通”，所谓“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每遇天灾人遇,均会开仓放粮,支锅施粥。他们讲“礼”，在几百年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店规、铺规、号规以及东家、掌柜、伙计、学徒的行为职责都有非常严明完善的规定。他们讲“智”，经营策略和手法上不断创新。他们讲“信”，视商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著名晋商范永斗就是由于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也就是说，受儒学思想深刻影响的三晋文化为明清时期的晋商提供了潜移默化的经营指导思想，成为晋商成功的保证。

2.2 性格特征

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思维定势必然使晋商能够创造经济史上的奇迹。有人说，山西人大气，婚丧嫁娶，大摆宴席，人际交往，大包送礼。也有人说，山西人小气，穿戴“土气”，不合时尚，饮食简单，不离面食，而且调料有限。其实，山西人的性格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山西商人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常常远走他乡，勤俭吃苦，坚忍不拔，不拘一格，敢为人先，具有开拓精神。他们在企业制度上初步完成了从合伙制向股份制的跨越,发明了银股、身股和经营权、所有权两权分离；经营范围上实现了从商业向金融业的拓展,创造发明了中国金融业的组织形式——票号。同时，山西人内敛持重、细致精明，能够很好地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内务经营管理井然有序，职责分明。可见，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的素质。

3 结语

从外部条件上讲，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风生水起，一方面因其地处土地贫瘠的山区，土地起源匮乏，农业不发达；另一方面又恰逢军事政治政策倾斜，行业发展有利的大好时机。从内部因素上说，古老的三晋地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结合以及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性格使他们在明清时期天生具备豪商资质，其实现商业传奇也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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