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燕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8)

从译者文化观看翻译文本的选择
——以林语堂《浮生六记》为例

田燕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8)

以《浮生六记》为例，具体从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和谐”的美学思想，追求本真和快乐的人生哲学，田园化的理想生活模式等方面探讨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文本的价值取向的契合点，分析林语堂选择浮生六记为翻译文本之必然性。

译者文化观;翻译文本选择;《浮生六记》;必然性

翻译文本的选择是翻译理论家日益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何有的原本被选择进行翻译，原本的生命得以延续，而有的原本则为人们所忽视?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往往并非出于偶然或任意而为之，对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翻译动机和目的，个人的道德观、文学观、审美观、翻译观等诸多客观和主观等因素的分析可以解释导致其文本选择倾向的成因。因此，对某一译者的研究不可与翻译文本选择的分析和研究割裂开来，对林语堂的翻译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对他翻译文本选择的研究。本文以林语堂的文化观为切入点，具体从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和谐”的美学思想，追求本真的人生哲学，田园化的理想生活模式等几方面深入探讨林语堂的文化观对其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一、林语堂的文化观

林语堂植根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他早年在浸会大学读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之后又回到祖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文化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特殊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观。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他个人经历和思想取向的结果。

林语堂在福建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基督教牧师，因此他从小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然后就读于中国当时最好的基督教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生长于中国，却又接受西方教育，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经历使他亲身接触西方文化，即学习了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也接触到它的糟粕，能较客观地看待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和对西方文化的熟悉使他在青年时期必然会排斥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而回国后，在重读传统文化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有深入了解之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发生了转变。他不再一味抨击中国文化，反而常常谈孔子、论老庄，尤其提倡明末的性灵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浪漫感受与他本人内心的生活旨趣不谋而合，所以当新文学大量吸收借鉴西方思想文化的时候，林语堂却选择了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1］。

可以看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完善，并最终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融合论。他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共同之处，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某一种文化，他认为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两者要趋于完善，就必须走融合之路，只有东西文化互补，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一生的文学和翻译事业就是将其中西文化融合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他的自我评价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是他一生写作和翻译实践活动的生动写照。

二、林语堂的文化观对其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林语堂的文化观在他文学创作和翻译时文化选择的过程中会不断体现出来。就翻译来说，他的文化观对翻译文本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翻译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译者总是处在不断做决定的过程中。面对多重选择，译者固然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这种选择不是无度的任意的选择，是和译者的文化取向相关的诸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观、伦理观等各方面因素相关的，因为作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的人。

中国的传统译论也强调译者所选择的翻译作品要与译者自身的个性气质相一致。中国传统译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注重对人的关照，因此译论中对译者的性格气质有一定的要求。郁达夫的“非我爱读的东西不译”，“译本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当然也是顾到的，可是译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样”［2］，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而傅雷的“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3］，也是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和作者主观感情的融合的强调，并要求译者在翻译作品时最好是与作品的气质相一致。而传统译论中所提出的译者的“性格气质”实际上是译者的文化观相关的诸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观、伦理观等各方面因素的概括性的描述，这也正体现译者文化观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而这些翻译家选择和其自身性格气质相一致的作品进行翻译，不仅是译者满足自己审美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译者对译本读者的负责态度的体现。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的散文体的自传性小说，文体特征很像林语堂的闲谈式散文，俨然也是一部记录生活的艺术的佳作。小说生动地描绘出了作者夫妻两人的浪漫的生活，风景秀丽的田园风光，生活的闲情意趣，表现出作者和他的妻子芸的自然天性和追求本真心灵状态。林语堂读原作就如同在和一位风格气质相投的朋友交谈，而翻译过程就是他和作者情感融合的过程，这又体现中国传统译论中提出译者选择翻译原本应该符合译者本人的审美取向的观点。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必然的。这必然性取决于林语堂文化观和翻译文本《浮生六记》的价值取向的完美契合。也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到生动传神的译作。

三、林语堂选择《浮生六记》为翻译文本之必然性

(一)译者独特的女性观

林语堂的创作多为散文和小说，他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人物塑造，尤其是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他笔下的女性极具魅力，生动形象，个性丰满而独特。王兆胜就曾指出，与同时期的女性形象相比，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没有阶级性，不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他的女性形象虽似乎有悖于时代，但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如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红牡丹中的红牡丹，风声鹤唳中的丹妃等，这些妇女都不是受压迫妇女形象，在她们的身上，人们看到的不是悲剧，而女性生活中美好的一面［4］。林语堂着力表现女性的天姿灵秀的外貌，表现女性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作者对她们生活中琐事的描写及心理活动的展现，以及女性人物的对话，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丰富而细腻的女性世界，展现了外表美和内在美和谐统一的美好的女性形象。

沈复的《浮生六记》中也有一位极具艺术魄力的女性形象芸。作品中的芸是个美好的女性形象，芸“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5］。芸外表可人，“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5］。她天资聪颖，“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5］。她性格上纯真率直，一日，芸在戈园的地上发现很多有苔纹的斑驳可观的石子，便想收集来制作盆景，陪同的王二姑主动为她拾石子，累得“粉汗盈盈”，芸却开玩笑说:“我闻山果收获，必籍猴力，果然!”［5］逗得王二姑做哈痒状。芸追求浪漫和生活情趣，酷热的六月，芸和丈夫在沧浪亭爱莲居避暑，因天气过于炎热，芸不在室内刺绣，而是陪丈夫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芸谦虚地说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毂，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5］并敢于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妾之私心爱李之深”［5］，足见芸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

芸有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生活充满热情，善于发现和欣赏生活中的美，这一形象和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极为相似，既有天姿灵秀的外貌，又有着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因此自然是林语堂喜欢的女性形象。林语堂一生致力于将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而这个优秀的女性形象自然成为了她介绍中国文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译者在译序中也写到“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也许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女人，不过在芸身上，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的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其甚”［5］，可见作者将其推崇之至。西方人也正是有了林氏的译本才了解到沈复笔下的这位优秀的中国女性。因此译者独特的女性观是选择翻译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二)林语堂“和谐”的美学思想

林语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和谐”是文化的最高境界。的确中国传统的文论中也曾有过诸多对“和谐”美的评述，郑海凌先生就是在对“和谐观”深入挖掘之后，将“和谐”作为文学翻译的翻译标准。可见人们对于和谐的美学观的关注，林语堂的心中的“和谐”之美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他早就意识到这种和谐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追求。正是在这种和谐的美学观的指导下，林作品中创作的人物常常有着知足常乐、达观豁然、乐知天命的性格特征，反映出一种人物内在的和谐美，而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自然之间也是和谐的，体现出了人类的多种和谐状态。

《浮生六记》中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个个恬淡而宁静的生活场景，也是一种和谐生活状态的写照。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但不放弃对生活真善美的追求，生活中充满闲情意趣，对田园式的生活眷恋无比。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也是中国处世哲学精华的体现。正如译者序中所言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5］，可见人物内心的宁静和淡然。夫妻两人清深意切，关系和谐而融洽。“余虽恋其卧而德起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言语形容者。”［5］在芸病入膏肓之时，她还对丈夫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5］作品中的芸是个美好的女性形象，追求的只是一种宁静的心境，一种不受约束的淡泊生活。她是内在美和外在美和谐统一体，也正契合林语堂“和谐”的美学思想。

(三)追求本真和快乐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回归到人生的真实状态的哲学。他反对远离生活形而上学的抽象空谈，他认为复杂的世界中，人们应关注的“中心”应该是“日常生活”。他的《生活的艺术》中就有很多很平常的衣食住行的细节描写，《西装的不合人性》、《茶与交友》都是对生活中琐碎而不可缺少的事物的描写，且极富哲理。同时他还讲究“情理”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不应该只懂学问，不懂人情世故，人应该关注生活，注重生活的情趣，故他作品中的人物多是知情知理之人，让人们在读作品时获得一种真实感，能真切地感触到跃然纸上的人物。《浮生六记》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述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展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正是因为作品同样关注生活，注重生活的情趣，有很多闺房之乐和生活中细微趣事的描写，才深深吸引了林语堂并为其所推崇。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也是一种快乐哲学，生活对林语堂来说是充满了乐趣和情趣的，林语堂曾指出“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6］。他对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的归隐式的生活方式大加推崇，自己也极力追求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方式。《浮生六记》也展现了夫妻追求快乐生活的达观处世的生活态度。卷一《闺房记事》中所写作者“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沧浪亭)因暑罢绣，终日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5］。而沈复夫妻的生活是富有悲剧底色的，但悲剧性的遭遇并不能阻止芸对快乐人生的追求，如芸曾经被逐出家门，贫病交加，她能用“雅”的情趣冲淡生活的苦涩，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即使是两人在处于变故磨难时期，芸被迫无奈离开家在外漂泊，虽然穷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但还能苦中作乐。一日吃粥时，芸回忆起多年前吃粥的轶事，便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做传奇，可名‘吃粥记’矣。”［5］当下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回归简单而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呼声也正体现了简单快乐的人生哲学的意义。

(四)田园化的理想生活模式

林语堂追求快乐闲适的生活，而对于理想的住所，他并不排斥大都市，极力留恋乡村田园生活，也不是简单地偏爱都市生活，他总是徘徊在都市和乡村之间。他喜爱城市中的美好田园风光，在他看来，城市因其美丽的田园景色而具有活力。城市中的田园安静而雅致，是理想的世外桃源，最适合闲人雅士居住的场所，是自然的质朴之气和文化的雅致之气的有机融合。林语堂作品中的都市也有美好的田园风光，如兰州令人陶醉的自然山水风光，再如杭州具有田园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而诸多有着美丽田园风景的城市中，作者首推北京，甚至是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在他的笔下也成了独立的美丽“市内田园”［4］。

沈复夫妇的生活也无时无刻不流露出田园的风情韵致。芸敢于走出闺房，亲近自然，热爱山水，追求雅致的生活情趣，醉心于对大自然美的体悟与鉴赏。芸留恋沧浪亭的生活，得知附近一老妇家“饶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5］，便建议丈夫一同去小住，而丈夫欣然同意，并主动和母亲提出此事。夫妻二人在老妇家处惬意地居住了一段时间，离别时颇为留恋，“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5］，足以表现出了夫妻对朴实的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而丈夫也很懂得妻子，“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锤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5］。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难，俟妾鬃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5］林语堂非常看重田园，其重要性远在都市之。他曾说:“我认为也正是这种生活标准促使我们在艺术、人生和文章中本能地怀疑都市文化，而崇尚田园理想。”［7］林语堂对林语堂对大自然对田园山水有份特殊的感情，这感情渗入他的灵魂深处。《浮生六记》所描绘的田园生活正是林语堂心中理想的现世生活，是林语堂所推崇的，所追求的，这也是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正如《浮生六记》的出版说明中所说的，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闲情意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和美学趣味［5］。沈复和芸尽情享受自然和艺术之美的恬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正可谓是林先生艺术地生活的主张的最佳样板。作为译者，林语堂选择这样一部性灵小说作为翻译文本，正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审美观都和译者本人的相一致，这种选择是必然的。也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到生动传神的译作。

［1］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5－30.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研究出版社，1992:277.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26.

［4］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9－177.

［5］沈复，林语堂译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2－170.

［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13－14.

［7］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34.

On translator's selection of source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oncept——a case study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IAN Ya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Taki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as a case study，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of choosing source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including Lin's unique perspective on female，his aesthetic view of harmony，his life philosophy of seeking happiness and authenticity，and ideal idyllic life.

translator's cultural concept;selection of source texts;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inevitability

H059

A

1009-8976(2014)01-0063-04

10.3969/j.issn.1009-8976.2014.01.019

2013－10－27

2012年度浙江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Y201226197)作者简介:田燕(1981—)，女(汉)，江西吉安，硕士，讲师

主要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语料库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