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看“我们”一词的所指规律

2014-03-29闫亚平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关键词：排他性权势代词

闫亚平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引言

“我们”作为一个第一人称表复数代词，其所指对象根据语境的不同而指向不同的范围。比如:

(1)正高兴的田俊荣饶了王艳，大声对大家说:“来，我们一起喊一声，预备——”。(北大语料库)

(2)我们新工人没经验，不能跟你们老工人比。(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3)李石清那么，经理仿佛是不预备跟我讲信用了。

潘月亭 (尖酸地)这句话真不象你这样聪明的人说的。

李石清经理自然比我们聪明。(曹禺《日出》)

(4)周朴园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曹禺《雷雨》)

(5)(领导人讲)我相信，我们每个青年同志一定不会辜负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吕淑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例(1)中的“我们”指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在内的若干人。而例(2)中的“我们”指向发话人，指包括发话人在内的新工人，不包括听话人在内。相应地，例(3)中的“我们”根据语境可知也指向发话人——只指发话人李石清自身，相当于“我”。与例(2)、例(3)相反的是，例(4)、例(5)中的“我们”指向听话人。其中例(4)中的“我们”实指听话人鲁侍萍一个，相当于“你”;例(5)中的“我们”当指的是在场的听话人，相当于“你们”。由此可知，汉语中的“我们”一词，总的说来有两种用法，即包括性用法和排他性用法。所谓包括性用法，指的是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所谓排他性用法，指的是不包括听话人而指向发话人或不包括发话人而指向听话人。

那么，“我们”一词在什么情况下为包括性用法，在什么情况下为排他性用法呢?传统的语言分析方法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因此，本文试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来探讨“我们”的所指规律。

一、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语言”

诞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批评话语分析“以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为经纬对语言的性质与意义进行诠释。它把语言当作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1］1－2。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位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开创者，Fairclough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2］149－150。也就是说，批评话语分析认为，立场和关系主导着人们的语言使用，相应地，语言又透露出人们的关系和立场。正如丁建新、沈文静(2013)所说:“‘批评’是话语分析者探讨社会互动，挖掘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途径”，“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话语活动不是孤立封闭的，它有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社会、文化关联域，离开它们，语言活动步履维艰”［1］2。

因此，就人称代词来说，它们“不仅仅是对人的一种称谓”，更是“标明、建立、改变社会关系的风向标，透露了一种关系、态度和立场”。［3］258

二、权势、等同关系和“我们”的所指

“‘权势’一词是由社会心理学家Roger Brown最先引进社会语言学的术语，它的含义主要指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身份、权势有明显的距离。”［4］154通过考查几种欧洲主要语言的第二人称称代系统，Brown和Gilman(1960)认为第二人称代词的语义演变和使用模式与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两大因素——权势和等同关系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代词研究上的“权势与等同”理论。他们指出，所谓“权势关系”，“指的是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相互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能控制另一个人的行动，他对后者就具有权势”，并指出权势的来源有:资历、财富、年龄、性别、出身、力量、职业以及在教堂、国家、军队或家庭内部所处的地位等等。［5］173所谓“等同关系”，指的是交际双方在“政治集团、家庭、宗教、职业、性别和出生地”等方面具有一致点，且这种一致点的形成为“任何因素的极端明显的特征都可以成为重要条件”，比如说频繁接触。［5］175－176

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权势和等同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关系，并对“我们”一词的实际所指对象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一)当交际双方处于权势关系时，“我们”为排他性用法。

当交际双方处于权势关系时，“我们”为排他性用法，即当出自权势低的人之口时，指向发话人;当出自权势高的人之口时，根据内容不同指向听话人或发话人。比如:

(6)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曹雪芹《红楼梦》)

(7)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只管这样，可叫人怎么样才好呢。时常我劝你，别为我们得罪人，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大家什么意思。”(曹雪芹《红楼梦》)

(8)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曹雪芹《红楼梦》)

(9)(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要记住，我们是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10)王俊生诚恳地对着国奥队的教练们说:“我要感谢教练们，感谢你们尽职尽责，费尽心血和汗水，带领这支队伍，你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们输了球，但队员的成长是应该肯定的。”(北大语料库)

(11)根据一种语言有定性范畴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徐通锵《有定性范畴和语言的语法研究》)

例(6)、例(7)、例(8)中的“我们”都为排他性用法，因为发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阶层或辈分上并不对等，彼此处于权势关系。而例(6)、例(7)中的“我们”分别出自权势低的人——刘姥姥和丫环袭人之口，因此，指向发话人刘姥姥和袭人，不包括听话人王熙凤和贾宝玉;例(8)中的“我们”出自晚辈狗儿之口，也是指向发话人自身。同样地，例(9)、例(10)、例(11)中的“我们”也为排他性用法。因为交际双方(老师和学生、领导和教练在权势上，论文作者和读者在资历上)并不对等，彼此之间为权势关系。但由于例(9)、例(10)的内容为训导、告诫和劝慰性的，相比较来说比较消极，指向听话人;例(11)内容为宣告、发布、介绍性的，相比较来说比较积极，而指向发话人。

除了权势上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表现为“人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尽管地位可能相等)，上同样有名望的不同学校，从事同样受人尊敬但不同的职业”等等。［5］(175)这时，“我们”一词也为排他性用法，指向发话人。比如:

(12)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曹雪芹《红楼梦》)

(13)雅赫雅噗哧一笑道:“你不知道我们家乡的规矩多么大，哪儿容得你私订终身?中国女人说是不见人，还不比印度防得紧”。(北大语料库)

(14)陈白露得了，得了，你不用解释。“嫁人”这两个字我们女人还明白怎么讲。可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么爽快么?(曹禺《日出》)

例(12)、例(13)、例(14)中交际双方不存在权势上的差别，而只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地方或性别的不同，其中的“我们”为排他性用法，指向发话人。

(二)当交际双方处于等同关系时，“我们”为包括性用法。

当交际双方处于等同关系时，“我们”为包括性用法，即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比如:

(15)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未为不可。”(曹雪芹《红楼梦》)

(16)陈白露(终于抬起眼睛。她的声音很轻，一字一句地)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他们活着，而是金八允许不允许我们活着!(曹禺《日出》)

(17)索巴契科夫来了，我向他交完班准备回家。他突然提出请求:“我们一起去吧，叫醒他后你再走。”(北大语料库)

例(15)、例(16)、例(17)中交际双方都处于等同关系:例(15)中发话人贾雨村和听话人冷子兴彼此欣赏，正如原文中所说:“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说话投机，最相契合”，因而具有一致点，为等同关系;例(16)中发话人陈白露和听话人方达生在地位上等同，尤其在例(16)这样的语境中二者同为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例(17)中发话人“他”——索巴契科夫和听话人“我”——瓦洛佳同为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贴身警卫，在身份上对等，接触上频繁。因此，例(15)、例(16)、例(17)中的“我们”都为包括性用法，即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

综上所述，随着使用的普遍化，“我们”一词的排他性用法被打上权势的烙印，包括性用法则成为等同的象征。

三、规则的背离:表等同或疏远

正如Brown和Gilman(1960)所指出的:“有时某个代词的选择明显违反集团规范及说话人平时的习惯，这表明说话人的某种情感或态度，就好比两人之间的称呼变动一定意味着他们相互之间态度的变化。”“一个出乎意料的代词选择一般意味着说话人认为这个代词确切地表现了自己与对话人当时的关系”。［5］(193)语言交际中，“我们”一词的用法也会出现违背上述规律的情况，以表示发话人的某种情感或态度。

(一)违反权势规则，表示等同、亲近。

违反权势规则，指的是根据权势关系，“我们”本为排他性用法，而发话人却使用的是“我们”的包括性用法，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以表示等同、亲近。比如:

(18)一个小时以后，总裁站起来问道:“是否仍然有人相信我们的策略性计划，与我们所订的销售目标是一致的?”没有人回答。(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

(19)临别前，总理向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大声鼓劲:“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地震灾害，早日渡过难关。”(《云南日报》2012)

(20)李石清不要管她，先不管她。我提议，月亭，这次行里这点公债现在我们是绝对不卖了。我告诉你，这个行市还要大涨特涨，不会涨到这一点就完事。并且，我现在劝你，月亭，我们..最好明天看情形再买进，明天的行市还可以买，还是吃不了亏。(曹禺《日出》)

例(18)、例(19)中的交际双方(总裁和主管、总理和群众)处于权势关系中，但其中的“我们”并不是惯常情况下的“排他性用法”，而是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在内，属“我们”的包括性用法，发话人以这种突破常规的方式来暗示双方等同，从而使听话人感到比较亲切、和蔼。例(20)中发话人李石清和听话人潘月亭本处于权势关系:一为小职员，一为银行经理。发话人李石清每次看到听话人潘月亭都尊称为“您”或“经理”。但发话人李石清在当上襄理之后，自以为可以跟听话人潘月亭平等了，所以这里的“我们”也是突破常规情形下的排他性用法，而为包括性用法，暗示了发话人对待听话人的态度，即双方是等同的。因此，当听话人潘月亭在赶走了发话人李石清后非常气愤地说:“以后你爱称呼我什么就称呼我什么，就像方才，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可看出，听话人潘月亭对发话人李石清通过代词“我们”等所暗示的等同关系十分不满。

从以上例句分析可知，违反权势规则时，发话人一般为权势较高的人，以向听话人暗示等同、亲近。如果发话人为权势较低的人，内容一般为祈求性的，否则就不太得体。比如:

(21)她拉着刘桂英的手说:“妈妈，我们一起回家。”(北大语料库)

(22)“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其‘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曹雪芹《红楼梦》)

例(21)中发话人作为听话人的女儿，虽为权势较低的人，但由于内容上为祈求性的，就比较得体。而例(22)中“我们”一词的使用显然不得体，因为发话人袭人作为权势较低的人，在使用“我们”时当为排他性用法且指向发话人。而在例(22)中“我们”实际上却包括了两个权势不同的人:贾宝玉和发话人袭人，这就暗示出发话人袭人认为她和贾宝玉之间有等同关系。而实际上虽然她和贾宝玉的关系不薄，但并没有任何名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样称呼是不合适的、不得体的，因而遭到晴雯的奚落和嘲讽。

(二)违反等同规则，表示疏远、冷落。

违反等同规则，指的是当双方处于等同关系时，“我们”本为包括性用法，即包括发话人和听话人，而发话人却使用的是“我们”的排他性用法，以表示疏远、冷落。比如:

(23)在一次设法取得协调的简短交谈之后，吉姆说:“……你们过你们的桥，我们走我们的路。”吉姆与汤尼准备再次提高折扣。(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

(24)辛副总道:“……过去大家合作过一段，以后能合作更好，不能合作，可以各干各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以前的是是非非一笔勾销，总之大家都要往前看。”(北大语料库)

(25)孙小红道:“我们走我们的，你走你的，你为什么要跟来?”林仙儿道:“我……我也想去看看阿飞。”(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例(23)、例(24)、例(25)中的交际双方本为等同关系，因此，其中的“我们”应为包括性用法，但例句中的发话人却故意突破这种规则，使用“我们”的排他性用法，以把听话人排除在外，以示疏远、冷落。

四、性别因素和“我们”的所指

我们曾经指出，代词“我们”如果出自女性之口，一般为“我们”的排他性用法;而如果出自男性之口，通常为“我们”的包括性用法。［6］此观察结果跟上述的规则也并行不悖。因为性别上的差异实质上也暗含着权势的不同。相比较来说，男性为社会中的权势群体，而女性则为弱势群体。因此，在语言交际中，女性对等同、平等更为看重，更为敏感。那么，为了暗示等同、亲近，女性就更经常、更刻意使用“我们”——这个第一人称表复数代词，仿佛把交际双方都包括在内，但实际上所指对象只指向发话人或听话人，为“我们”的排他性用法。这里不妨再引用我们以前用过的例子来说明:

(26)丈夫对妻子说:“我被调到成都工作了，你应该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打包了。”

妻子很生气地回答道:“为什么是我应该，你不应该做吗?这个家只是我的吗?”(闫亚平2013)

例(26)中妻子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发话人丈夫并没有考虑到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其实更注重等同、平等，因此需要通过一个第一人称复数来暗示双方之间的对等。当然，虽用“我们”一词实际上所指还是妻子一人，但交际效果则大大提升。可见，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为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所决定的“隐型弱势”。

而男性本为权势群体，不需要通过“我们”来暗示等同、亲近，也就是说一般在包括其自身和听话人在内时才使用“我们”。因此，只要其使用“我们”，一般当为“我们”的包括性用法，否则只使用确切的相应称代形式，比如“我”、“你”、“你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