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晶

（新疆警察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会馆与奇台社火

张金晶

（新疆警察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因为清朝时期大规模的屯田以及之后商路的开通，奇台因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逐渐成为清末时期新疆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之一。大量内地人口的迁移，使得许多内地各省的群众来奇台定居谋生，更带来了不同地域特色的汉文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在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生活习俗、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扎根，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和睦相处，各省帮都建立起自己的会馆。在会馆这一文化空间，给初入陌生环境、思念家乡的各省移民一个宣泄感情和凝聚力量的途径，人们将各自家乡的文化传统呈现出来，奇台社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

会馆；社火；移民记忆；认同

晚清有人评价奇台：“迪化不居要冲，惟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至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外蒙古人每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毛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为南路，取道吐鲁番达疏勒、和阗。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1］奇台商业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内地各省建立会馆并以此发扬各自的文化，奇台社火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不仅仅包含了移民的认同，更承载了移民的记忆。

一、奇台会馆的建立

清朝初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用兵，平定准噶尔分裂、镇压大小和卓叛乱，实现统一新疆。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方长期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清朝还在新疆实行大规模屯田。屯田的形式有民屯、兵屯、回屯、旗屯、商屯和犯屯等。清朝为恢复发展地方经济，开放商禁，允许内地商人到新疆长途贩运，内地商人见有利可图，于是纷至沓来。无论是屯垦经商，还是淘金寻宝，离开生长的故土，离开家人朋友，同乡成为最亲近的人。于是各省移民纷纷在奇台建立会馆。

19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1864年6月4日（同治三年五月初一），库车的维吾尔、回等群众发动起义。1865年，浩罕统治者趁新疆内乱之机，派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一时全疆陷入动荡。1882年（光绪八年）三月，左宗棠基本收复新疆，新疆的政治经济在战乱中遭受重创，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死亡、逃散，土地大片荒芜，各地生产力水平严重衰退。“奇台、古城、济木萨至乌鲁木齐、昌吉、绥来等处，回乱以来，汉、回死亡流亡，地皆荒芜”，昔日的繁华景象已不再现，各州、县连各族军民的吃粮问题都难以解决。奇台的商业贸易也在战乱中中断，百年元气丧尽，奇台商业衰落。持续不断的战乱也摧毁了已经初具规模的会馆组织。

1884年新疆建省。为了加强国防，巩固边陲，安靖地方，清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其主要措施之一是大规模屯田，鼓励各族军民屯垦，关内人民“携眷承垦络绎相属”，到新疆安家落户开垦种地。其二是设置邮驿，开通商路。内地商人纷纷前往新疆各地，古城（奇台）“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三是收复新疆后，大批士兵和下级军官就地复员。“清末民国初年，内地连年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大量灾民难民纷纷逃荒出塞，相望于道，络绎不绝”。［2］其中以陕、甘、豫三省移民最多，而商贩则以津、晋、冀籍为主，他们成为新疆会馆发展的群众基础和直接动力。

清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在奇台的关内一些省屯垦移民和商人，以同乡为主体，竞相兴建各省会馆。奇台会馆有据可查建馆最早的是“山西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馆最迟的为“陇右会馆”（甘省会馆），建于民国13年（1924年）。以省冠名的有山西、陕西、直隶（河北）、中州（河南）、两湖（联省）、四川、宁夏等。以州、府建会馆的有凤翔、合阳、乾州、凉州等。以县建会馆的有镇番（民勤）、高台等。全县共有大小会馆13处。

各帮会馆都以庙的形式建成，庙内供奉着各自家乡的神位，如山西会馆供关圣帝君，河南会馆供岳飞，两湖会馆供夏禹王，四川会馆供文昌帝君等。会馆建筑规模以当时各帮经济实力而定，最豪华的要属山西会馆，前后共五进，还建有三层高的春秋楼。《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缉登载刘德贺先生所撰《新疆近代的寺庙、会馆，义园》一文所载“……奇台晋籍人士甚多，在奇台修建的山西会馆，其规模比迪化更宏伟。有三层高的春秋楼，全部是木结构，金碧辉煌，登楼远望，奇台全城尽收眼底。抗战时期，盛世才恐春秋楼为日寇轰炸目标，下令拆除……”。由此看来奇台的山西会馆在全疆会馆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最小的镇番会馆仅土木结构的平房数间。

会馆设会首一人，由本帮人氏推选产生，专管账目与房产，另有一香火道，专司香火与看门，还有厨师1人。凡内地来或外区县来古城的同乡，均暂住于各会馆内，供其食宿，给找生活、工作和出路。同乡在古城经营得手，有所积蓄，便返回原籍，临行前必将一部分积蓄或者房产捐给会馆，以赈济贫困，算是积德行善。因此，会馆都有可观的庙产，如合阳、凤翔庙就有菜地一百多亩，其他会馆都有铺面、地产等庙产，会馆对本帮中的鳏寡孤独者，生活上给予照顾，过世后施舍棺木给予安葬。

各会馆还建有各自的“义园”，设有专人看护。同乡过世后，暂厝或者浅埋在各自的义园中，伺以后收骨殖运回老家，以实现同乡在异域他乡生死与共，落叶归根的夙愿。如民国二年建直隶会馆的同时，在东郊建立了“天津义园”（现在的奇台县职教中心处）。四周土夯围墙，大门向东开。门内侧有看守人的住房两间。凡津帮人过世，或埋，或厝都在义园内部。但凡家道殷实之户，多采用厝（当地人叫丘〈音同〉），不挖坑，不掩土。将棺材就地垫起，用土块围棺材垒成小室，以候尸体风干，然后将骨殖运回老家安葬，算是落叶归根。当时乌鲁木齐有个天津籍商贩潘宝鑫，后改业为骆驼运输。他鉴于外省富商和官宦人家在新疆亡故后，其后人要把遗骨运回原籍，就专门从事从乌市、古城等地运送尸骨到呼和浩特（归化城）的生意。对于家境一般的人家，就深埋在义园内，有的还在义园内自建“家坟”圈个小院，就扎根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修建奇台师范学校，要占用“义园”地皮。公告贴出、喇叭广播，墓主家只好将先人遗骨迁葬他处，天津义园也就不存在了。

会馆平时有道人看管，重大活动时则由会首主持，商议本帮内部事务。各省会馆大都公举在群众中颇具声望、有办事能力的同乡担任会首。会首对外代表会馆出头办事，对内主持会馆应办事项和处理同乡托办事宜。各省虽然乡俗不同，但任务相同。

新疆会馆产生的基础不同于内地，它不是附属于科举制度的组织，也不是官场生活的延续，而是远在异域他乡的内地移民求生存、图发展、互助共济的民间社会组织，在那个乡土观念迷漫

整个社会的时代，人们因命运走向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会有孤寂、艰难、前途迷惘的感觉，用乡土情谊来填补背井离乡、远离亲朋好友而产生的精神空白，成为维系这个拥有共同命运的群体的最坚实纽带。虽然新疆的会馆产生比内地要晚，但是它在当时移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会馆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和涉及到政治层面，而新疆的会馆更主要的是面向社会、面向拥有同样乡土背景的人民大众。作为民间组织，会馆做了大量与民有利的事情，满足民众的需求，这正是会馆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不同时代却拥有强劲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奇台会馆的社会作用主要如下：

（一）接待安置，扶贫济困。因为灾荒等原因而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来到新疆、来到奇台的的各省移民、商贩，通常第一个落脚点便是同乡会馆，来到会馆，会馆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等救济，稍作恢复后再依其个人能力和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当时孤身一人初来乍到是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机会的，会馆的存在解决了这些人最迫切的生存问题。会馆照顾着同乡人的生活，维护他们的利益。若想寻找在此地的亲戚朋友的下落，会馆也会帮助打听。同乡人想回内地老家却因为缺少盘缠无法动身的，求助会馆，会馆也会尽力筹措助其早日回家。因婚丧疾病等天灾人祸而生活困难的同乡，或是无力维持生计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会馆都会给予关怀和接济，以缓解或解决他们的困难。同乡人在奇台亡故，会馆便组织乡众，将其埋葬于该省义园（公墓）内。对其遗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会馆予以代管。原籍有人的，会馆负责将其变卖后将款寄回给原籍亲人。绝产则归会馆，作为公益之用。各省会馆还负责教育乡众，处理纠纷，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支援同乡发展农牧工商贸易各业等事。

（二）调解纠纷，惩恶抚善。在封建社会，流民和遣犯属于社会最底层，一般的老百姓受到欺凌要得到官府的保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衙役青吏常常借机罗织罪名、敲诈勒索、栽赃嫁祸。百姓对官府惟恐避之不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下层民众的共识。在新疆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会馆的存在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肩负起调解纠纷、惩恶扬善的责任。当同乡之间发生纠纷时，都是由会馆进行内部调解；不同籍汉民发生纠纷时，则由双方所在会馆的会首出面协调解决；不同民族发生纠纷时，会首与当地清真寺阿訇协商处理。会馆虽无权惩处恶人，但是会馆会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裁定，往往受害者还可以得到部分的经济补偿或者资助，这对于那些无依无靠、受人欺负和迫害的下层民众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

（三）会馆还有一个作用在于集聚同省人，在当地从政治上、经济上争占一定的位置，形成实力，以期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取胜。会馆聚集人的方式就是“过会”。各省会馆过会大都有固定日期，到期或者得到传知时，同乡们都前来会馆，焚香敬神，捐赠布施，会首则宣布会馆的决定，公布会馆的收支账目，有时也讨论会众要求办的事情。过会时，会馆备有饭菜，到会同乡同座聚餐，有时还要演戏1—3天，酬谢“保护平安”的神灵，以求达到同乡同乐。通过过会活动，使同乡人相知相睦，齐心议事，沟通情况，寄托乡思，喧赫声势。

（四）经营商业，繁荣贸易。经商是会馆重要经济收入源之一，同乡中有愿从商者或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各大会馆都有房地会产。同省的人来到奇台，都要去会馆寻求帮助，会馆根据这个人的情况推荐相应的工作。那时没有会馆同乡的引进很难自己找到营生，各商家作坊都不愿意用不知来路的人做工。会馆为流落异乡的民众觅职谋生创造机遇，作为中介和基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公益慈善，赈贫抚孤。各省会馆都有救济贫困同乡的义务，凡从内地和新疆各地来的同乡，如有困难可请会馆解决。每逢战祸连年或灾年，会馆都会救济贫苦百姓，发动各会馆捐资，设立施粥场，开办收容所。如1933年马仲英祸乱新疆期间，各地会馆纷纷倡导和资助并作了大量救灾、赈济、医救、安葬等慈善事务。每到腊月初八会馆都会开始施舍面粥，直至除夕，以怜贫抚孤。

各省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定居在这里，会馆作为一种对家乡观念的认同组织，不仅发展了奇台

的政治经济，而且繁荣了奇台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同时也发扬了当地的文化。会馆建立后，带有河北、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地方色彩的民间社火活动在奇台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繁荣开来，逐渐形成了汇聚各地特色的奇台“社火”，各帮社火争奇斗艳，非常红火。

二、会馆组织下的奇台社火

每逢春节，各个会馆都会组织本帮人进行社火表演。一般在春节之前会馆就开始准备，检查补充道具，确定人员、组织练习。一到腊月，会馆的执事和负责社火表演的领队师傅就开始计划本帮该年要出的社火内容，以及确定各个角色的人员分配，缺员的就补缺并组织练习。一般在年前十天半个月，社火的练习就开始在会馆进行，有专门的师傅教导。有些角色若是专人扮演时间比较久，则在生手练习几日后再加入练习。而会馆则会给这些参加社火练习的同乡提供一日三餐。对于社火表演，同乡人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当时直隶会馆的高跷非常受欢迎，高跷不光要练就走路的功夫，还要在社火表演的过程中根据角色故事的内容踩着高跷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如：劈叉、打挺、翻跟头等等。天津帮的人为了练习高跷，冬天在拉肥回来的路上，绑着高跷一路走回来。高跷下面有铁钉，天寒路滑，踩不稳就会摔倒，绑高跷腿的麻绳把腿都磨破了，他们还在坚持，就这样不畏辛苦危险、刻苦练功。各帮的人都有这样的一股劲，参加社火表演的人都憋着一口气：只要我表演就一定要得一个通堂好，给本帮争脸面。

每年腊月二十九日，由会馆执事人员等高举会馆旗帜，敲打着社火锣鼓沿街游行一周，这就是通知本帮人士，大年初一有本帮社火的演出，大家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社火表演开始及持续的时间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早期主要是丰年之后，春节期间都要耍“社火”，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大年三十晚祭祖、初一过年、初二迎财神、初五“破五”、初七“人七”、初八接喜神过后，各种“社火”便全面出动，每年，先拜神庙，再拜衙门，然后拜各商号、单位，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才停止。也有些年份，在正月初二初三之后，各会馆开始集体的练习，待到正月十三、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三天进行表演。

大年初一到十五该帮民众会到各自的会馆里拜神烧香，祈求平安。社火出动之前，会首先带领大家拜神祈福，才开始一年的社火表演。社火队伍出会馆之后，队伍最前面是由会首或者会馆执事人员两三名，之后是锣鼓开道（各会馆锣鼓的数量都不定，一般是两个打鼓，四人抬，两人打鼓，另外还有两对锣），锣鼓的后面是会馆的旗帜，旗帜随后则是本帮的社火表演队伍。社火开场后，前行的会馆执事一人给沿街的商号住户送帖，帖子是以会馆的名义印制，主要内容是说某某会馆为庆祝春节组织社火表演闹红火。商号住户接帖后会给会馆上布施，由会馆执事记录在薄并收取布施，在商号户主接下帖子的同时，另一名会馆执事人员去通知后面的社火队伍在该家商号住户门前停留耍社火。也有的商号住户在那天早早就在家门口摆好茶水点心，等待社火队伍，有的商号住户会点喜欢看的内容桥段让社火队表演。社火表演得好，商号住户还会给表演的人挂一丈红绸，以示认可。而社火表演的时间也持续得比较长，各个会馆各出各的社火，一般每个会馆每天都会在至少一条街上表演社火，常常可以看见你来我往、百花齐放的景象。

社火表演的队伍后面就跟着看红火的人群，有本帮的，也有其他帮的。表演的时候围着看，社火队伍前进的时候便随后跟着，小孩子们在人群中间挤来挤去，有些街道比较窄，沿街住户的墙上、房顶上都是看热闹的百姓。那时候女眷不能随意外出，更别说去大街上看热闹，很多女眷都往自家的墙上搭架梯子或者上到房顶上看热闹。

当时奇台社火的种类很多，有汾阳大套、秧歌、高跷、高台，背格、花鼓、小车会、龙灯、狮子、大头和尚、花灯、旱船和风筝等。

“高跷”也叫柳木腿，以河北同乡会组织演出为主。节日期间，由组织者选拔“高跷”爱好者三、四十人，以古今奇闻轶事为题材，编排一些节目，经过一番训练，然后队员们在各自腿上绑上“卜”形的柳木棍（有长有短，长不过一米，短不过一尺），化妆起来上街演出，所演节目有：《打渔杀

家》、《瞎子观灯》、《张三跑马》、《武松打虎》以及《傻公子扑蝴蝶》等，高跷的乐队很讲究，虽然只有快慢不同的两种鼓点，但一对腰鼓、一对大锣（一京一苏）和一对白铜大钗却是不可少的，有了它才可以构成一片浑厚热烈的和声。

“高台”，它以造型见长，惊险取胜，以陕西、山西会馆为主演出。陕西会馆的高台也叫台格，是四人抬的，上面有各式化妆人物，用的是“硬杆”，以静为主，山西会馆的高台又分转格、背格。转格是用木制大箱安装转轮，专门有一人在箱内搬动，转轮上设四至六个化妆人物，八人抬经常旋转同走马灯，脑格是由一个人在肩上顶着一个化妆后的小姑娘，摇摆前进，每次十五台以上。不论转格、脑格都用的是“软杆”，以动为主。这两个会馆的“高台”虽各有千秋，但都巧设机关，使人看不出破绽。常见的造型有：“八仙过海”、“牛郎织女”、“白蛇盗仙草”等。演员都是童男童女，早晨吃过点心，喝过清茶之后便一直坚持到下台卸装。“高台”所用的软硬布景，均用纸和布裱糊染画而成。所用乐器以鼓、锣、钗为主。

“大头和尚”，全名为“大头和尚戏柳翠”，源于河北一带，但演出者各帮都有。因为效果滑稽，道具简单，易于普及。只消糊几个男女纸壳头，准备几件红绿长衫和几把扇子就行。“大头和尚”的剧情是：一个叫月明的和尚，自恃清高，从不沾花惹草，但因得罪过一个县官，这个县官便趁其借宿风月庙时，买通妓女柳翠恣意挑逗月明和尚的经过，由于荒诞，在后来的演出中，只保留了其中一些较健康的动作，借助秧歌鼓点，来引人发笑。

“汾阳大套”是山西汾阳地区为纪念水泊梁山抱打不平事而编演的一个游艺节目。据传，汾阳地区有个赃官，欺压百姓，民愤很大。梁山好汉听说后，莫不切齿。他们利用春节之际，派解珍、解宝弟兄和母夜叉孙二娘夫妇下山，前往赃官府中表示贺年，趁其不备，亮出利刃，杀了赃官，为民除了害。汾阳百姓为了纪念梁山好汉的大义大德，便年年闹“社火”，代代来相传。所以，“汾阳大套”队伍中的男演员化妆成解珍、解宝的模样，女演员化妆成母夜叉孙二娘的模样，就是这个缘故。“汾阳大套”一般由十二至二十四人组成演出队，乐器以腰鼓和小锣为主合奏，鼓点较简单，其韵调常被人们称之为“雀儿吃甚你吃甚”。

“龙灯”。传说龙能降福呈祥，所以老百姓耍“龙灯”以寄夙愿。奇台的“龙灯”有两种，一种是四川的“滚龙”，一种是甘肃的“摆龙”。解放前，这里先有四川的“滚龙”。因为一次过会，把它排在了“社火”的后面，耍龙的人以为这是亵渎神明，便一甩手走了。从此四川“滚龙”也就在奇台绝迹。后来，奇台县城又来了两个在甘肃酒泉耍龙的人，于是这里又有了以“摆”为主的龙灯，这种“龙灯”一般有十二节，加上头部，共有十三节。每节二人，动作主要有“摇头”、“摆尾”、“戏珠”等。“龙灯”多在晚上耍，借助灯火，颇为壮观。在奇台，除了四川、甘肃等帮而外，山西帮也耍“龙灯”。其乐队是大鼓大锣合敲，以营造热闹、欢腾的气氛。

三、会馆组织下的社火承载的文化内涵

出于经商、屯田、逃难等各种原因从内地迁移至奇台的各省移民，对奇台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移民散居在奇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与老家的亲属、邻里、乡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探家、通信把奇台的各种信息传回老家，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逐渐为众人所知。这些先行者们传递的信息是吸引更多移民的重要因素。来到奇台的移民，多是做生意的商号们以及从内地投奔在此地的乡邻亲友，彼此互相照应。一遇到灾年或战乱，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新疆谋生。他们结伴而行，在新疆站住了脚，就会将家人也接过来。这就强化了移民在新疆地域分布上的集聚效应，如果移出地与移入地间缺少这些社会联系，移民初来乍到，举目无亲，是很难落脚扎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艰辛和对家乡故土的思念，使移民的各种亚文化群体意识表现得非常强烈，人们逐渐由家族的依附而扩展至对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的依附，形成了一个个“乡帮”，奇台就有著名的八大帮，此外还有其他省帮，他们各自建立会馆，以会馆为本帮人生活的中心。会馆的形成，表明移民一方面摆脱了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的束缚，

另一方面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又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怀念乡土的情愫。会馆正是移民力图保持与乡土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是移民在新疆的精神寄托。

移民不单是人口的迁移，更是一种文化的迁移。众多中原移民的迁入将其厚重的中原本土文化载入新疆、载入奇台。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充满内地各省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任何一种民俗都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的仪式性的操演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奇台社火作为一种春节期间表演的民间风俗活动，体现了内地汉族在新疆奇台定居后的文化认同和聚合。他们通过日常生活中带有某种仪式性的歌唱操演，例如社火，再现本土文化，延续其悠长的、集体的社会记忆，社火文化成为他们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通过社火表演，人们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通过不断的交流和沟通，加深彼此的了解，升华彼此的感情，减少了家人之间、邻里之间、族际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使得生活更加和谐安宁。作为一种文化，奇台社火具备了聚合和涵养自身文化要素与艺术要素的功能。而群众将社火作为蕴含了一种文化记忆的活动，由此使大家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加强了交流和沟通，让大家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更加亲近，同时加深了群众的文化认同感。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被选择、强化，造成个人认同体系中某种认同被强化，个人因此得与其他宣称此认同的人共同追求群体利益。”［4］“行动主体之所以要构建文化认同，是为了丰富生存意义，帮助群体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被当地人赋予“口里人”身份的移民主体就必须根据社会环境的状况，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选择和文化建构，以乡土为纽带，强化与本地人的地缘关系，同时通过民间自发性的社会组织，以定期不定期的聚会联谊等方式来联系基层社会，保持自己对家乡情感的认同心理需求，也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又能使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还能得到团体的帮助。可以说基于地缘关系的文化认同是移民为获得个人或群体利益所采取的能动性策略。”［5］移民对自己家乡历史的群体记忆都由社火承载，通过以地缘为纽带的社火仪式，移民对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对家乡的怀念与他现实中所处社会空间的认同等问题都得到了反映。

历史的边界是在记忆与叙述中建构起来的。“移民的历史形成于源远流长的社会记忆”。在移民的意识中，这段历史是值得记忆的，并一代一代深深地镌刻在移民后代们的脑海中，在对祖先共同的追忆中延续着移民的认同。按照族群认同理论的根基论观点（即原生论）的看法，认同主要来自天赋或根基性的亲属情感联系。对移民群体而言，原生性的纽带和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作为移民认同的一个文化载体，社火为移民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会馆则提供了这样一个文化空间，是维系移民认同的意识系结。传统的较为稳定的文化认同是通过社火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获得的。在一代代春节社火的表演过程中，在会馆这一移民文化空间下，社火成了移民“文化认同”真正意义上的记忆文本。［6］

［1］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二［M］.民国年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375.

［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王明坷.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5.

［5］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辽宁民间社火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6］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辽宁民间社火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G127

A

1671-6469（2014）05-0014-06

2014-06-06

2012年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建设项目（项目名称：奇台社火中的民汉族际互动研究；项目编号：ZDXK2012015）阶段性成果之一。

张金晶（1987-），女，新疆奇台县人，新疆警察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