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黄冈 438002）

以佛救心
——苏东坡与禅学的辩证延伸

刘红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黄冈 438002）

苏轼早年得志开始其从政生涯，但终其一生却仕途失意，其人生轨迹亦飘零辗转，多灾多难。然虽遭巨变，其深受禅学思想影响，能够超然于物外，在悲苦的人生境遇中，以佛救心，实现其自我心灵的救赎及文学创作实绩的转变。

苏轼；禅学；辩证延伸；以佛救心

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之一，也是文学家中少有的人生经历最为坎坷、生命轨迹最为丰富的传奇人物。萦绕于新旧党争，却被新旧两党所弃绝；虽早有才名，为帝王赏识，宋神宗曾评价：“李白虽有苏轼之才，但无苏轼之学!”但苏轼仍难以避免官场失意，屡经磨难。在起起伏伏的人生境遇当中，苏轼却能迈过坎坷，以平常之心“回首向来萧瑟处”，以禅学思想为营养，极力拓展自己的人生境界，以佛家的看破以及禅学中“人生悲苦为空”的思想体悟实现其生命价值的升华。

一、北宋禅宗的兴盛及与文人主流思想意识的契合

在佛教发展史上，禅宗的兴起大大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宗派纷呈，义理幽深的情况渐渐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所代替，在入宋后禅宗逐渐成为佛教各宗派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活动的日益繁荣，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核心的禅宗，也为文人群体所接受，并在两宋时期迅猛发展。

佛教自东汉便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然而由于其最初形态的理论架构及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存在较为广泛的差异，在禅宗之前其发展仍然是较为缓慢的。然而，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在相互摩擦、碰撞、妥协之中，逐渐完成了其中国化改造，而禅宗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禅宗意蕴对中国文学空灵的审美追求具有深远影响。而空灵的文学审美作品，又延伸了禅宗思想作为文学审美思想的艺术性和历史的深度，两者的互动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发展态势。在两宋文人的创造实绩中，许多作品就其思想意识和审美追求上，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禅宗的审美情趣的影响。

自六祖慧能传道以来，禅宗也经历了由阡陌到庙堂的发展过程。在北宋，尽管此时的禅宗较以前相比无甚大变化，但同时仍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不仅宗门耆宿，教内大德，推崇禅宗，调合宗教，还有一些士大夫纷纷皈依禅宗。在文人群体当中，佛学信仰不但影响其在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且在他们的引领下，禅宗也逐渐形成其哲学理论体系的架构。

首先，这一时期禅宗佛学典籍开始大量出现，这在此前是没有的，以普济和尚的《五灯会元》为例，其开始大量记载禅宗宗门轶事语录，梳理了禅宗的脉络，为禅宗的传承做出了贡献。第二，文人士大夫群体中，禅宗受众的人数激增，学禅蔚然成风。据归元本和尚《丛林辨佞篇》所载，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如富弼，杨亿，李遵勖，杨杰、张育英，张九成、李邴，吕本中等都曾热衷于禅学，栖心于禅寂，与禅学结了不解之缘。而下层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当中禅宗的信众也较此前大大增多。第三，僧群尤其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僧人社会活动非常活跃，其对社会政治的参与度、文学活动的参与度等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僧人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主体的出现，也为佛教文学开拓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二、苏轼的禅宗因子及结交的僧人

禅宗作为较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北宋的影响力非常大。一方面，自五代十国战乱之后，人们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与佛教宣扬的慈悲精神十分契合；另一方面，禅宗理论体系架构已经建立起来，这一时期作为佛教代表的禅宗一脉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其在整个社会当中都极具广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对苏轼也有很大的影响。就苏轼的文化基因来看，其求学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整体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于苏轼而言，其文化基因当中的禅宗因子首先来自于其家庭教育[2]。究其文化渊源，苏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与其父苏洵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性。而苏洵对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有着相当深的造诣。而苏轼也曾说“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可见，从家庭的信仰氛围和教育氛围来看，其自小便深受父母佛学信仰的影响。

考究其人生轨迹，其与诸多僧人有着不浅的交情。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庆（文雅）、惟简（宝月）两位法师。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20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惟简法师。其在《中和胜相院记》中写道：“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法师惟庆，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史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共同门友也：共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其与当时的名僧参寥子持续一生的友谊，更是在其人生历程当中，禅学对其影响的佐证。

如果说早期的家庭教育影响与日后其僧人朋友的交往互动，为其思想种下最初的种子，那么其对佛学尤其是禅宗理论体系的自觉学习，则是对自我思想体系进行整理重新架构的实践。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归诚于佛教，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并系统学习禅宗思想理论体系。为排遣其愤懑之情，其更是定期到寺院打坐参禅，希冀以禅学彻悟来实现自我境遇的解脱和解除内心世界的痛苦。而在黄州期间，其更是自号为东坡居士，表明其皈依佛门。

三、苏轼的人生境遇及佛学的心灵抚慰

在苏轼的人生历程当中，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高中进士至乌台诗案前，第二个时期为乌台诗案至司马光为相重新以礼部郎中入朝，第三个时期为不被旧党所容直至再度被贬儋州。其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如是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诗之中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少年成名的苏轼才情颇高，而文名亦是名满天下。而当时的皇帝宋神宗、高太后等最高决策层也对其才情赞不绝口，而其在士大夫阶层也有着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按照官场逻辑，其在仕途上即使不是一路顺遂也不至于如履薄冰。但实际上，苏轼的仕途却步步惊心。乌台诗案祸起《湖州谢表》，其在上书宋神宗的文章中称：“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在新旧党争的大背景下，这几句牢骚语却被新党上纲上线，说其“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而针对其诗文，新党罗织成罪，将其扳倒使其被贬黄州。而在此次文字官司当中，若非广为救援，苏轼甚至有被杀的危险。

乌台诗案后，苏轼遇到人生的第二次打击是被贬儋州（即现在的海南）。苏轼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纵观苏轼一生，其纠结于新旧两党的党争之中，作为中间派人士，非但不能置身事外，反而里外不讨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充满波折与艰难。这种人生困境的存在，使得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充满着挫败感和幻灭感。而世事无常那种并非人力可以掌控的力量，令人生充满种种苦难。他在其诗中写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种对人生彻底绝望的体验和对个人遭遇不公平的控诉，却无法改变其悲惨的人生命运。

禅宗注重内省的观照意识和消解执著，导向空淡无我的处世态度，而这种精神世界的构建，正与文人在现世当中亟需的精神抚慰机制相契合。而所谓“以佛救心”，便是这种精神抚慰机制的体现。从当前的文献资料来看，苏东坡开始系统学习佛家经典并以居士自居的时间节点恰恰是在其被贬黄州期间。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折点，几近经历生死险境，苏东坡不得不选择佛家的思想去寻求精神解脱。

一方面，禅宗重视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观照和洞悉，从自我精神世界当中去寻求皈依。禅宗的观照即以智慧观事、理诸法，而照见明了之意。又“观照般若”则指能观照事、理等诸法实相之理之智慧。而在这种思想理论空间的架构中，对人生世相是澄明和淡然的。另一方面，佛家宣扬的“彼岸”“极乐”与“放下解脱”等思想，又给苦闷无奈当中的苏东坡指明一条可以得到解脱的人生道路。即使这条道路似乎是玄之又玄的，但他仍然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自我的突围。

禅宗在理论构建最大的贡献就是性起缘空说的提出，禅宗理论认为通过顿悟人人皆可成佛。尽管缘起性空的提出者龙树菩萨远远早于禅宗，但是六祖慧能之后，该理论却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源流汇合，形成符合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性空”理论。在禅宗的视野当中，诸法既是因缘所生，自然空无自性，无自性便无法自我主宰，所以说“无我”。放弃我执之后，便形成以无我为核心观念的理论构建。而在其倡导的修行观中，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则成为其信众广泛传播。而陷于人生两难境界的苏东坡，在感受到“人生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的幻灭时，便试图以悟与放下去实现自我人生境界的拓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在一切浮躁繁华归于涅槃的寂静当中，苏东坡亦在这种颇具抚慰功能的思想理论下得到些许庇护。

四、苏轼作品的禅意及蕴含的空灵美学

经历了禅学洗礼之后的苏东坡，一方面实现了其心境的转换，令其从苦闷、不满的现状当中走出，令其能够以更为豁达勇敢的人生态度，去实现自我人生境界的拓展；另一方面，其作品也受禅学影响，更具思辨性和哲学性。

其代表作《赤壁赋》，便将禅学当中的无常与永恒抒发得淋漓尽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几句话将水月人生天地物我等意象组合在一起，通过哲学上的思辨与求索，阐述的道理恰恰便是禅宗中所谓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的世界观。而其在西江月的词作中，更是直言世事一场大梦。其作品当中，对人生体悟的幻灭感和对世事无常的无力感，正好与禅学相契合。

直指本心，明心见性，是禅学给予苏东坡自我观照的法门。从体悟当中去参照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整个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其豁达豪迈人生境界的开启注入了不竭动力。在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实绩中，其不但试图在义理上去表现抒发自我的见解进行禅学上思考，对人生进行深层次感悟；并且在文学创作审美意蕴的追求上，也存在着浓重的禅学意味。在禅宗与中国文学的结构关系当中，以禅宗意蕴为主线，形成的具有空灵审美追求与美学意义的文学审美形态，其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史。而苏东坡的作品中，这种具有空灵境界的文学作品也并不罕见。其代表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意境勾勒出空灵唯美的境界。

五、结 语

苏轼的思想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其人生经历与人生体验当中的苦难构成其人生当中的无常，勾起其对于世事的幻灭感。而其以禅学为救赎，实现心灵境界由小我到更为广阔世界的提升，使得这种人生体验更具深度，体现在其作品中则是独具特色的思辨性和哲理性的理性思考与极具空灵意味的审美情境。

参考文献：

[1]赵文斌.苏黄诗歌与禅门公案[D].广州：暨南大学，2010.

[2]王东涛.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J].齐鲁艺苑，1996（2）：40-44.

[3]李明华.苏轼诗歌与佛禅关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4]孙小迪.参禅操琴 修心明性[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11.

[5]方汉文.当代诗学话语中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兼及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之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8.

[6]黄金华.宋代文论“理趣”范畴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2013.

[7]邓心强，梁黎丽.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7-93.

（责任编辑：郑宗荣）

Salvation by Zen: a Dialectical Expansion of the Relation of Su Dongpo to Zen

LIU Hongxing
(Hubei Huangg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Su Dongpo’s early success saw his commence of his official career, but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he was frustrated and his life course featured wandering and misfortunes. Though his life was never smooth, he can live transcendentally, salvage himself with Zen in misfortune-filled life and never cease his literary creation.

Su Shi; Zen; dialectical extension; salvation by Zen

I206.2

A

1009-8135（2014）06-0075-04

2014-06-02

刘红星（1972-），女，湖北英山人，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文学、高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