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清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601）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实践

吴镇清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601）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为更好地联系群众，邓小平丰富联系群众的途径——发挥代表会议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这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基本经验包括：处理好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处理好领导与服务的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西南局；群众路线；实践；基本经验

西南地区地形崎岖，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面对复杂的环境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离不开他对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考察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对当前群众路线的贯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大西南工作期间强调，“要十分关心人民生活，要在代表会议上聚精会神地讨论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把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1]1039为此，邓小平积极服务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服务群众，改善人民生活符合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导向。

（一）解决直接影响大西南人民生产生活的交通问题

西南地区地形崎岖，交通闭塞，要获得社会的发展首先得发展交通运输业。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大力修筑铁路和公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交通落后的面貌。

大力修建铁路和公路。解放重庆约一个星期，邓小平主持了西南局委员会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伟大决策。1950年邓小平从西南解放军中抽调了4 000多名指战员赴成渝工地修建铁路，后来又从西南各军区抽调了3万多人加速修筑铁路[2]191。在解放军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得以全线通车。

1952年4月，邓小平指出玉隆至昌都公路必须立即动工，边设计边开工，请求中央拨经费[1]1048。这说明了他对改善西南交通的急切心情。为了更好地服务西南人民，同年6月，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九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提出铁路修建的计划，指出铁路要修到北碚，主张“铁路一年修一条，今年修天成路，川黔路五三年七月开工，川滇路五四年开工，贵州到昆明五五年开工”[1]1061。这个铁路布局基本覆盖了西南地区的各省份，推动了西南各地区的交流与经济发展。

（二）解决与人民生活稳定相关的工农业和物价问题

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大力发展工农业，稳定物价，使得西南地区的经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稳定。

邓小平关心与耕种相关的各个环节。为了鼓励群众开荒耕种，邓小平作出了熟荒免征一年公粮，生荒免征三年公粮的决定[1]905。为了使征粮不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他指出要发放一部分农贷来解决耕作问题，“重点在发展农田水利，增加水田面积。”[1]934为增加农产品产量，他提出改良农具，“如果我们把农具稍微改良一下，地犁地深一些，就可以增加几倍的收入。”[3]499他要求干部鼓励和说服原来住在山窝的少数民族下山开荒耕种比较肥沃的田地，以增加粮食产量。“又如凉山的彝族同胞，原来许多都住在山窝里，传说平坝病多，不乐意下山开荒种好田地，把山下好的土地都荒废了，山上土质差，粮食产量少，当然生活就很苦。”[3]499

大力发展工商业，服务群众。为提高工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指出组织生产竞赛，生产有销路的产品[3]292。“要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的指导，”[3]304支持发展小型工业。在商品贸易上，邓小平指出要加大国营贸易的力量，大量组织工业品下乡，加强城乡交流[1]933，努力发展适合于大西南需要的各种生产。在少数民族土特产出口问题上，以服务少数民族为目的，“在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绝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是以藏民服务为目的。”[1]924

保证物价稳定。邓小平在金融业发展以及物价稳定方面警惕性极高，他指出：“物价稳定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必须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来想办法，不能动摇这个原则。”[1]906他坚持物价稳定的原则不动摇。“解放战争期间，陕北缺乏粮食就杀马吃，仗还是打胜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让物价波动，也要使收支平衡，”[3]442物价稳定是人民群众生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保障。

（三）改善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文化卫生事业

西南地区人民生活质量低下，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和医疗卫生需要，邓小平在西南兴办科教文卫事业。

发展卫生事业。少数民族地区缺少医务人员和药材，邓小平提出要多培养少数民族医务干部，要多设立医院[3]282。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重庆市医院太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请求中央拨款给重庆再建一个医院[1]1042。此外，邓小平还关注妇女儿童医疗问题。他在大西南期间建起了妇幼保健站70处，接生站136处，妇幼保健组425个，建立了大量的托儿所，托儿所的数量较解放前增加了四倍[4]。这一系列举措改善了西南的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了西南群众的平均寿命，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发展文化事业。为了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邓小平指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进步青年到民族学院深造[3]200。为此，创办了西南民族学院，贵州大学和云南大学也设立了民族学院。民族学院重点招收彝、藏等少数民族的青年[3]280，这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还要求办好小学，在办小学的问题上要比农民积极。1951年初，各地的小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小学生人数比之前大多增加一倍至两倍[2]386。此外，还开办了各种干部补习学校，并使这些干部补习学校正规化。

（四）积极救助灾荒和失业者，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灾荒和失业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绝境。保障灾荒和失业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是服务群众的重要体现。

积极应对灾荒。1950年川南等一些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灾荒，邓小平指出：“要求检查下面有无有灾不报或有灾不救的现象，一经发现灾情务必大力救济。”[1]925要求出现灾情的地区务必组织救灾委员会，负责和领导救灾工作，保证不饿死一人。邓小平强调，救灾以生产自救为主，社会互助、政府救济为辅[1]926，推出了一系列救灾办法，如生产贷款、收购灾民生产品等，帮助恢复手工业和农副业的生产。在受荒地区要求领导干部把救灾工作作为主要工作。邓小平积极救灾的方针帮助人民群众度过了难关，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

解决失业人员问题。当时西南的失业人员人数庞大，邓小平指出：“失业问题只能分散解决，不能集中解决，集中起来就成了一个大问题”[1]901，坚持失业救助和就业安置。铁路和公路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吸纳了一部分就业，他指出要鼓励一些人暂时到农村去工作，在城市要大力发展各项事业以及工商业，求得失业问题的逐步解决。

邓小平为改善西南人民生活做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赢得西南群众的赞赏和认可，是服务群众的光辉写照。

二、丰富联系群众的途径

邓小平指出，建设西南“不能只依靠外地来的六十万人，还要依靠西南的六千多万人民。”[3]112人民群众是中共做好一切事情的依靠力量，这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西南情况复杂，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需要采取多种途径。

（一）发挥代表会议联系群众的作用

召开代表会议是坚持统一战线的一种表现，代表会议也可以成为联系群众的一个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3]9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中指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3]155召开代表大会在收集民意方面是集中民意的一种方式，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表现；开会的地方又是中共和人民群众交流的场所，可以宣传中共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

邓小平指出，针对专门的问题要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以联系群众，使得问题得到有效的处理和解决。“有土匪就讨论剿匪问题，春天就讨论春耕问题，当然要有准备、有方针、有领导，这样才能收到实效。”[3]117对于企业存在要求增加工资的现象，邓小平认为通过召开代表大会来解决是科学的。他指出：“有的人开始闹，因为工资低大骂我们，后来开企业工人代表会，我们就专找要求增加工资发牢骚最多的那些人来当代表；会议中经过刘主席及工会负责同志谈话，回去一宣传，解决了很多问题，甚至有的愿意少拿几个折实单位去帮助别人，这就叫联系群众。”[3]117显然，这种形式的代表会议，是采用会议作为场所，向群众说明情况和解释党的政策，争取获得群众的理解和同情，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采用这种方式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和教育群众，相对于上门走访来说，是一种具有针对性而效率又比较高的方式，能够迅速地解决问题，又能节省人力资源。当然，邓小平也指出这种联系群众的方式缺点是面小，不可能让所有的群众都参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群众交流，要根据问题的特点决定。

（二）加强社会团体联系群众的作用

邓小平要求成立社会团体，包括青年团、妇联、文化团体等，这些社会团体可以加强中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是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渠道。邓小平强调尤其要发挥工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3]293，也是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针对这一百六十万约有百分之十九到二十组织到工会，邓小平认为这个人数是少的，真正起到联系工人群众作用的工会也不多。究其原因是工会组织中存在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邓小平指出，要吸引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中来，加强工会与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3]293另外还要健全工会的民主生活，要求工会要相信工人，“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3]293这有利于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团结工人群众，联系广大社会群众具有积极的影响。

社会团体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党和群众之间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工会作为社会团体中一个非常大的团体，邓小平要求清除工会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让工人群众和工会的关系更密切。这可以更好地发挥工会联系群众的中介作用。

（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进一步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1950年邓小平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3]297要使得联系群众的工作做得更好，最好就是使用当地的群众来担任相关工作的干部，这也是依靠西南人民建设西南的一个表现和途径。因此，邓小平进入西南不久就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民族学院优先招收少数民族学员。邓小平1952年7月给西南民族学院题词时指出：“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5]12为此，培养了一批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事业的干部。

邓小平进入西南初期，西南有一进步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邓小平注意发挥这一同盟的积极作用，从里边培养了解放后康区第一批干部。1953年秋，西康藏区有少数民族干部1 734人，占西康地区干部总数的33.11%[6]1。据统计，1950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干部为1 600余人，至1952年增加到7 481人[7]1。可见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迅速增加。少数民族干部往往对自己民族比较熟悉，与本民族群众沟通起来也比较容易，方便进一步联系群众，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根据西南的实际情况，丰富了联系和依靠群众的途径，这方便了党员干部了解群众所需和从各个方面做好群众工作，使中共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扩大了在西南的社会基础，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三、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给当前群众路线的贯彻以及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一）处理好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人民群众是很实在的，当他们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宣传者无论如何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景象，也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即使宣传当时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那也是短暂的。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中，非常注意处理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并且争取获得群众的理解。

邓小平在处理藏洋兑现问题时，强调“对藏洋不兑的政策是脱离群众的。”[1]923如果不给兑换，简单地抢夺，人民群众肯定会和干部打起来，站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发展农村和城市商业问题上，邓小平一直提出要缩小工农业剪刀差。剪刀差的扩大固然能为城市建设积累资本，但是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长期受损，长期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将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长远的发展和西南社会的稳定也是不利的。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邓小平采取教育说服群众的办法，争取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刚接管重庆时，曾经发生过关于增加工人工资的讨论。一些干部和工人都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了，要给工人涨工资。对此，邓小平指出不能盲目给工人涨工资。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给工人发工资，要把资金用在工业建设上，“增大我们的工业比重，使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样才叫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3]49邓小平指出，要教育工人生活节约一点，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工资自然就会涨，而不是盲目地要求涨工资。但是，对于工人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是要满足的，要求工会要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和福利。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和群众，要进行社会救济。这就是在保证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寻求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二）处理好领导与服务的关系

群众路线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价值导向是为人民服务，同时群众路线又是中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要求处理好领导和服务的关系。邓小平对领导与服务的关系有过论述，他指出：“领导就是服务”[8]121，这指明了领导与服务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党取得领导地位的基础。邓小平指出：“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党没有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9]218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看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的大事小事，执政地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取得并获得巩固的。人民群众拥护中共执政，赋予其权力是为了让中共更好地服务群众。所以党要利用好群众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有一部分人对领导与服务认识不充分，认为作为领导者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是包办代替，这是官僚主义的思想。“一切为了群众”，显然是与官僚主义相对立的。服务不是包办代替，“服务”的意思是干部是为人民群众办事，这种办事必须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简单地说“群众就是上帝”。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服务人民群众的两大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0]1013，包办代替实际上就是领导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以彰显领导个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存在感和领导地位的优越性。这表面上看也是为人民办事，但是这不一定符合人民的愿望。干部单干，没有联系群众，纯粹是干部自己在瞎忙活，邓小平批评这种现象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人民群众跟着党走，这其中虽然也有个体的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个体为了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作的妥协，是以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为基础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把服务群众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执政方式。十八大指出，新的党建目标就是要建设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对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显然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从内涵的覆盖、实践的利益指向以及最终归宿上来看，民主与群众路线都有极大的关联性。一方面，民主深深地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中包含着诸多民主的‘因子’。”[11]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为群众路线的实践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群众路线的实行也可以促进民主的发展。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群众获得更多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利于党员干部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和集中民智。从这一角度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践群众路线的保障。群众路线中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让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党员干部才能知道群众遇到什么困难、想要什么，这一方面来说群众路线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途径之一。领导干部在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让群众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一过程同时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

受到稳定、恢复和建设大西南任务的迫切性的影响，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对民主问题谈得比较少，但是不能说他不民主，只是那时候他没有系统地谈民主和民主制，他的民主思想体现在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邓小平一直强调保护党外人士，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要求工会发扬民主作风，强烈反对不讲民主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营造一个人民群众敢于讲真话、敢于出谋划策的社会大环境，激发人民群众关心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对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形成一种外在的压力，对群众路线的贯彻起到推动作用。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百年小平：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妇幼卫生科.西南区的妇幼卫生工作[N].人民日报，1952-04-17（02）.

[5]张汉城.西南民族学院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邓小平与大西南（1949-195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蒋子恒.西南革大史稿[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李亮，王凯.共性·差异·互补：民主与群众路线关系再认识[J].求实，2014（1）.

（责任编辑：朱 丹）

Deng Xiaoping’s Practice of the Mass Line in the Period of Heading the Southwest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WU Zhenq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When Deng Xiaoping headed the Southwest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e devoted himself to solving the pressing problems concerning people’s daily living and production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order to know more abou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he enriched the ways of associating cadres with the masses: giving full play of the function of congress and associations and cultivating cadres from the minorities. His experience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finding a good balance of the people’s short-term interests and long-term interests, maintaining a sound relation between the cadres and the people and making good us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Deng Xiaoping; Southwest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Mass Line; practice; basic experience

A849

A

1009-8135（2014）06-0034-05

2014-08-05

吴镇清（1989-），女，广西容县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