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在我的教育教学生涯中，我曾狠狠地踹过学生几脚。这件事过去将近九个年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2005年。那年我教四年级。一天下午，我骑车刚进学校大门，就有几名学生大呼小叫地跑到我面前：“老师，六年级的郭杰（化名）打冯艳玲（化名）了！他掐冯艳玲的脖子掐了好长时间，冯艳玲都快憋昏过去了！” “老师，你快去看看吧！”

我马上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就急忙往教室跑去。一进教室，我就看见冯艳玲坐在地上哭，一边用手捂住脖子，一边在不停地咳嗽。看来，学生所言非虚。我的火腾地冒了上来：这还得了！得教训一下郭杰。如果不教训他，说不准哪天他会闹出人命来呢！想到这儿，我连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也顾不上问，就气冲冲地转身向六年级教室奔去。

冲进教室，我看见郭杰正坐在座位上像没事人似的嘻嘻哈哈。我直奔到他面前，没等他有任何反应，一下子把他拽翻在地，朝他屁股上使劲踹了几脚。郭杰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缓过神来，他便大声吆喝：“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听到他吆喝，我愈发恼怒，便揪住他的领子，照他屁股上又踹了几脚。我边踹边说：“就是要打你，告去吧！”当我走出教室时，回头狠狠地看了郭杰一眼，发现他也正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

打过郭杰之后，我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打他是对的，认为这是在为受过他欺负的学生出气，也是在伸张正义。郭杰在我们学校很有名气，从学生到老师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惧怕他，惧怕他的原因有三：一是他人高马大，出手“毒辣”；二是有几名学生常形影不离地跟随在他左右，对他言听计从；三是他在上下学的路上经常敲诈学生。由于他不是我的学生，我和他基本没有交往。现在他惹到我班的学生，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教训他一次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学生问题可以说没有任何教育的成分。郭杰打冯艳玲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压根儿就不是抱着平息事端、化解怨气、解决问题、转变学生的态度去处理的，而是带着情绪、怀着愤怒去报复郭杰的。这种报复所带来的后果是：形成师生之间新的对立，使郭杰本来就有缺陷的人格变得更加扭曲。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完善儿童的人格。在教育方法上，我们教育者只能循循善诱而不应该激化矛盾；在教育态度上，教育者需要理性，而不是用情绪对抗情绪，更不应该用暴力对付暴力；在教育效果上，应该是使矛盾双方能够达到彼此理解而不应该是增加仇恨。由于我在处理郭杰打冯艳玲这件事上与教育的本质没有任何关联，由此带来的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日益显现出来。

郭杰先后对我进行了多次报复，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他毕业前的半年多时间，他放过我的车胎气，后来大概是看到我只需要重新打好气便可以骑车回家不解气，便又用铁丝在我的车胎上扎窟窿。毕业前一个星期，他用刀把我的内外车胎全都割成两段。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他毕业之后。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打印材料，他与几名学生用砖头砸碎了办公室的玻璃，差点砸住我。就在玻璃被砸碎的同时，我听到郭杰与那几名学生在窗外哈哈大笑。很显然，他们是为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高兴。

那几年，只要一提起郭杰，我就恨得牙根痒痒；只要想到他，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

最近几年，我对教育有了比较多的思考。回过头来看，郭杰的所作所为诚然不对，但我认为，从郭杰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归因到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或者说，郭杰在他的童年时代变成这个样子，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学校里，老师的 关爱、呵护、信任、赞美等都与他无缘。人的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不是艰苦，也不是没有别人聪明，而是生命尊严被人漠视，是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受到歧视的标签行走在世间。郭杰的生命行为之所以呈现出极端化，当然有众多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我在其中扮演着把他推向深渊的角色。

我想，假如郭杰在他的儿童时代能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呵护、尊重、理解、宽容，假如我们的教育没有那么多对学生充满歧视的标签，假如教育者在与儿童交往的过程中能正确引导他们，郭杰身上的种种问题还会出现吗？但生命的发展没有假如，我们对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现场直播。

对郭杰那失败的几脚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如果这个案例能够成为我们教育者的为师之鉴，我心里会得到莫大的慰藉。

（插 图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