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燕

公元5世纪，中国医学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从7世纪初开始，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此期间还有鉴真东渡等事件，中国文化急速渗透日本。伴随这股热潮，中医在日本生根发芽。从前期单纯模仿到后期与本土结合，至19世纪为止中医一直是日本医疗的主导。16世纪末，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扩张，葡西系的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日本，17世纪荷兰医学全面取代葡西，成为西方医学的代表，被称之为“兰方”。而中医这个传统医学，为了与之相区别，被称之为“汉方”。

一、汉方之源

中国医学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至今不详。公元446年（允恭天皇3年），大和朝廷遣使赴新罗，求得良医治愈了天皇的疾病。这是有史记载的外国医师来日的最早记录。日本汉方医学者小曾户洋认为，在此之前大陆的农耕文化早已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中医应该也不是例外。只不过农业和金属物品容易留下遗迹，而医学技术却难以通过考古来溯源。

公元562年吴国后人智聪赴日，携带物品中有一批医学典籍，这是目前可知的中国医学传入日本的最早纪录。

公元600年，飞鸟时代（592—710）的摄政圣德太子，开始派遣隋使来到中国。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使臣之外，僧人随同。中医随着遣隋使、遣唐使进一步传入日本。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医疾令》，模仿中国、改进本国的医事制度。

奈良时期（710—794），鉴真渡日。鉴真本人精通医药，随行也带了许多药物，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后文将提到的《医心方》中便收录了鉴真的医方。

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山上忆良作有《沈疴自哀文》（收录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集》），文中出现了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众多中国名医的名字。该时期除遣唐使和僧人以外禁止出国，中医主要由僧人学习。而奈良时期的医疗也主要是由僧人进行。僧医，日语称“看病禅师”。

平安时代（794—1185）初期日本政府继续派遣唐使来唐朝学习，直到894年废除。彼时唐朝已走向衰败，日本政府认为没必要再花费庞大的财力和精力，冒着危险继续往返唐朝了。而事实上，到这个时期，日本已经基本上拥有了唐朝及此前的所有主要医书。公元895年编纂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是当时日本所存汉书的总目录，该书现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书中记载医书166部、1309卷，广泛涉及医、药、针灸、仙方等，是了解当时中国医药书传入日本的重要史料。

公元984年丹波康赖（入籍日本的汉人之后）著《医心方》30卷，集平安时代隋唐医书之大成，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在日本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医书。该书成为了日本宫廷医学的秘典，医家丹波氏一族凭借该书奠定了作为宫廷医生无可撼动的地位，长达九百年。全书全部引用中国医药书籍（一小部分为朝鲜医书），直接引用的文献就有百数十种，内容涉及医学诸领域、药物、养生、房中术等。该书长期被秘藏，直到幕府末期丹波氏的子孙——多纪氏公开，才为一般医家所见。该书完全保存了原来的样子，但是其中被引用的书籍大部分在中国已经佚失，所以对于研究中国隋唐及之前的医学，《医心方》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镰仓时代（1185—1333）的日本与中国仍未恢复官方交往，但是民间的商贸频繁、僧侣往来众多，医学传播从未断过。唐朝极盛而衰之后中国陷入战乱，日本医学从单纯模仿隋唐医学开始了尝试与本土结合。此时期的著作有两度入宋的荣西禅师的《吃茶养生记》、梶原性全的《顿医抄》、《万安方》等。荣西禅师曾用茶治愈了源实朝将军的热病。《吃茶养生记》用汉文写成，是日本最早的茶书，在世界茶史上也赫赫有名。梶原性全的书中引用了汉魏唐宋的数十部医书，同时加入了自己的经验和日本民间俗方，《顿医抄》是日本最早用日文写成的医书。

室町时代（1336—1573）正值中国的明朝，公元1528年，日本第一次印刷出版医书。出版者是富商兼医学家阿佐井野宗瑞，书为中国明朝的熊宗立所编著的《医书大全》。印刷物比之抄本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比中国晚了500年，但是日本医书出版业终于萌芽了。

二、汉方之流

明朝医学是金元医学的继承。公元1498年，僧医田代三喜结束在明朝12年的留学，将金元学说和李朱医学传回了日本。田代三喜的门下曲直濑道三和其继任者曲直濑玄朔，皆医术高超，被认为是后世派的创立者。他们开办医学校，广收门人，使金元学说和李朱医学风行日本。曲直濑道三的著作有《启迪集》，一度为日本医学界视为金科玉律。曲直濑玄朔的著作有《延寿撮要》、《药性能毒》《医学天正记》等。

后世派之名，其实来自于其后的古方派。明末清初，中国医学史上开始盛行复古思潮，推崇较金元医学早了一千年的张仲景古方，这种风气很快也影响到了日本。金元医学理论繁杂，后世派在后期渐渐流于空洞，于是张仲景医学迅速受到了一贯讲究实效的日本人的重视。相对于提倡回归张仲景医方的古方派，以金元医学为宗的曲直濑道三流派便被称为后世派。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的名古屋玄医被认为是古方派的鼻祖。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很深，强调临床经验，著述甚多。其后的后藤艮山、香川修德、山胁东洋、松原一闲斋被誉为古方派四大家。后藤艮山主张“万病在于一气留滞”，其学说有后人整理的《师说笔记》。香川修德与山胁东洋都是后藤艮山的弟子，香川修德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以经验为重，著述有《一本堂行余医言》、《一本堂药选》等。山胁东洋于1754年做过人体解剖，记录在1759年的《藏志》一书中，其门人有之后的汉兰折中派的永富独啸庵。古方派中还有一位中流砥柱，那就是吉益东洞。吉益东洞独尊仲景，毕生致力于研究 《伤寒论》，提倡“万病一毒说”，在临床上重视腹诊，这也成为后来日本汉方界的一大特色。著有《类聚方》、《药征》等书，皆为江户时期极其畅销的医书。

一般认为日本的汉方医学主要有三大流派：后世派、古方派、折中派。折中派，顾名思义是后世派和古方派的折中，但实际有所差别。江户时代的日本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权利重心从千年皇城京都转移到了新兴的江户（今东京）。此之前京都是医学圣地，包括后世派和古方派的精英们大都聚集于京都。在后世派没落、古方派如日中天之际，江户的医师们有自己的见地。出生于江户、服侍于幕府的望月三英便倡导折中说。他不取包含运气学说的金元医学理论，但也不仅读《伤寒论》，还看其他宋代之前的古医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综合医家。望月三英的医书有《医官玄稿》、《又玄余草》等。其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和田东郭原本师从吉益东洞，但是不拘于古方，东洞辞世之后便退出了古方派，提出“一切疾病之治疗，皆以古方为主，然应以后世方等补其不足”。和田东郭的代表著述有《导水琐言》、《蕉窗医谭》等。

发端于江户时代中期的折中派，最初并非反对古方派，只是不拘一家之言，博采众长。但后来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与古方派完全相对的折中派。而广义的折中派，还包括其他与后世派、古方派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派系，如幕府医学馆长多纪元简和其子多纪元坚创立的考证派。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医学渐渐传到了日本。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入了日本，带来了以外科手术为主的“南蛮医学”。之后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直到1720年允许荷兰人在长崎行医和日本人向荷兰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日本人将这种来自荷兰的医学叫做“兰方”，为了与之相区别，将起源于中国、在日本已成为传统的日本中医叫做“汉方”。当然“汉方”这个称呼也是渐渐固定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过 “皇方”、“皇汉方”、“和方”、“和汉方”、“东洋医学”等众多称呼，其中“东洋医学”这个称呼现在也还存在。汉方医师接触并开始学习和使用兰方，于是又出现了汉兰折中派。代表人物有永富独啸庵、华冈青洲等。永富独啸庵师从山胁东洋，又接触荷兰医学，其著作《漫游杂记》中提及的兰方乳癌手术对其后的华冈青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华冈青洲师从吉益东洞之子吉益南涯习古方，之后学荷兰外科。华冈青洲见到欧伤牛草有麻药作用，据华陀麻沸散的故典，潜心研究，制造出叫做“通仙散”的麻醉剂，并于1805年以全身麻醉法完成一例乳癌手术，震惊世界医学界。他的麻醉剂比摩顿用乙醚作麻醉剂早40年。

三、汉方之殇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4艘军舰开到江户湾，武力威胁幕府开国。日本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并结束了闭关锁国。这就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篇——“黑船来航”事件。“黑船来航”令日本举国震惊，意识到了与世界的差距。1868年德川幕府倒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为了富国强兵，开始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维新运动。

在“黑船来航”和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西方医学已经初具规模，并且逐渐与汉方走向对立。宇田川玄随在1792年翻译的《西说内科撰要》，是日本最早的西医内科书，该书最初由汉方名医多纪元简作序，到1822年改版时该序文被删除。1849年欧洲的种牛痘法传入日本，有效预防了在汉方界视为死病的天花。

“黑船来航”之后，英美系统的医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而明治维新使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极端崇尚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轻视与排斥。1885年，被誉为日本启蒙之父、其头像印在日本最大面值的纸币上的福泽渝吉，提出了“脱亚论”，呼吁日本摈弃亚洲传统。日本社会的这个风气也深深地影响了医学界。

明治元年日本即正式颁布“西洋医学许可令”，积极引进和扶持西医。之后又聘任西医医官，推西医教育，同时废汉方医学馆。1876年的医师开业考试所有7个科目都是西医，汉方医学在法律上遭默杀，无以为继。

自此之后的20年，日本的汉方医学者们为了汉方的存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以东京的温知社为大本营，出版刊物、开班办学、不断请愿，但遭到了政府和西医的压制。社会地位上，汉方医学已不被政府认可；物质方面，温知社内部经济日趋拮据；精神寄托方面，1894年明治时代的最后一位汉方巨匠浅田宗伯去世。在1895年的国会上，汉方医师提出的最后一次医师法改正案被否决，汉方医师被彻底废止。此后，各地汉方救亡团体相继解散，汉方刊物停刊。1900年汉方存续运动的核心人物浅井国干愤然返乡，1905年仅以56岁之龄离世。

四、汉方之复

进入20世纪，西方医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医学和日本汉方的兴趣逐渐增加，日本国内的少数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关注汉方。1906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东京大学教授三浦谨之助、山下顺一郎分别作了 《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的报告，在医学界引起震动。

1910年，被誉为现代汉方复兴之先驱的和田启十郎出版著作《医界之铁锥》，将自己比作刺杀秦始皇的张良，要打破否定汉方的局面。彼时因为汉方没落，没有出版社愿意为他出书，他只得自费出版。这本书感动了一位因传染病而痛失爱女的西医医生，他叫汤本求真。汤本求真开始刻苦钻研汉方，1927年《皇汉医学》一卷出版，1928年《皇汉医学》二、三卷出版。此书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主，首次结合西医医学知识阐释汉方，可谓日本现代汉方医学的奠基人。而该书出版后正值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遭到中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皇汉医学》于1930年迅速在中国翻译出版，在中国医学界引起轰动。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说过：“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

《皇汉医学》还深深影响了一位西医医生，他叫大塚敬节。1930年，大塚敬节为学习汉方，毅然离别妻子、关闭故乡经营兴旺的医院来到东京拜师于汤本求真。汤本求真入的是和田启十郎门下，一生固守古方。大塚敬节最初也批评其他门派，但是受到思想家权藤成卿的启发：古方有排他癖，要学他家言。1933年大塚敬节结识了后世派的矢数道明，并成为挚交。大塚敬节一生勤于著述，仅他亲自撰写的学术著作就有30多部。1972著名的北里研究所开设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大塚敬节成为首任所长。同年，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塚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这是日本医师会首次为汉方医家颁奖。1974年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开设汉方？针灸治疗中心。

矢数道明于1950年与学界同仁一道创立日本东洋医学会，其会刊《日本东洋医学杂志》是目前日本汉方界最权威的杂志之一。1991年日本东洋医学会成为了日本医学会的分会成员，现在会员有八千多名（数据统计至2012年3月）。1973年矢数道明提议为汉方存续运动的先驱浅井国干建彰显碑，该碑于1975年建成。1979年矢数道明获日本医师会最高功勋奖。1980年大冢敬节离世，矢数道明继任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所长。1986年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被指定为日本首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矢数道明生前多次到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为振兴汉方、促进汉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奉献一生。

1976年日本政府顺应民心，开始将汉方药纳入健康保险，可用于国民健康保险的医疗用汉方制剂从最早的43种发展到现在的148种。汉方制剂的生产和销售逐年增高。据调查百分之七十的西医医生开过汉方制剂。

提到汉方制剂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小柴胡汤事件。上个世纪对于慢性肝炎没有特别好的治疗药物，九十年代日本医生将小柴胡汤用于慢性肝炎患者，证明其对慢性肝炎和肝功能障碍有效，于是小柴胡汤被广泛应用。日本一度出现百万患者同服小柴胡汤的盛况，有一名患者连续三年累计服用了7.5公斤的小柴胡汤制剂。汉方制药公司津村制药仅小柴胡汤的年销售额就达到过300亿日元。1996年3月日本媒体报道，有10例患者因服用小柴胡汤而致间质性肺炎死亡。一时民众哗然，医界错愕，汉方的安全神话轰然崩塌。

小柴胡汤事件在日本的出现可谓必然。中医自传入日本，经历了日本医界近千年的模仿、而后结合本土实情走向极盛，又因西医的传入和日本试图“脱亚入欧”的野心遭扼杀。经过几代汉方医学者的努力，在整整百年之后的上个世纪70年代，古老的汉方终于开始走上复兴，却也将复兴的路走得有点急。药可有，但是医尚无。小柴胡汤事件是日本废医存药、对病不辨证的结果。该事件之后，日本汉方制剂生产出现低潮，津村制药公司几近破产。

幸而这个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并未因噎废食。日本自上个世纪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到现在已经是超老龄社会。201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23.3%，为历史最高水平，也为世界最高水平。在医疗方面，如何保证和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成了日本社会的一大重任。而癌症连续多年居日本人死因之首，现代人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生活习惯病也在不断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压、花粉症、皮肤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对于这些疾病，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政府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支持国民健康1600年的汉方。

而此时国家层面上的汉方教育已然空白。为了解决汉方医药的存续问题，2001年文部科学省规定所有医学生毕业前都要学习汉方基础知识。到2004年全国80所拥有医学专业的大学全部设置了汉方医学科目，此前只有一些药科大学有汉方讲座。自明治政府取缔汉方医学教育1个多世纪以后，汉方医学终于正式回归了高等学府的课堂。虽然迄今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中仍未出现汉方科目，日本仍无纯粹的汉方医师，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五、汉方之东学西渐

江户时期来日本的西方医生，不仅将西方医学带到了日本，也将日本汉方介绍到西方。威廉·腾·莱茵便是其中之一。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1674—1676年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和中国的医生交流医学信息，并于1683年写成《关节炎论》。这本书是最早公开向西方世界直接介绍中药和针灸的书。2005年9月14日，英国伦敦大学维尔康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库克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史学研究中心，做了一个《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威廉·腾·莱茵在日本》的学术报告，纪念这位东西医学交流的学者。

德国医生恩格伯特·坎普法和卡尔·彼得·通贝里也对日本的汉方感兴趣、恩格伯特·坎普法在《异域采风记》和《日本志》中介绍了日本的医药。卡尔·彼得·通贝里著有《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等书。

在江户幕府末期给予日本兰学者们很大影响的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先后两次到过日本，在《日本》及其他著书中都介绍了日本的医药。

而留学于欧洲的日本医生们也将日本汉方带到了西方。诺贝尔医学生理奖第一位获得者冯·贝林获奖的主要成就是1891年首次用白喉抗毒素血清治愈白喉病患。据说贝林在柏林大学科赫研究所工作期间从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 （前述北里研究所的创立者）处得知中医有一种“以毒攻毒”的医理，由此提出“抗毒素免疫”这种西医中没有的概念，最后研制出来白喉疫苗。

六、汉方之回馈大陆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许多珍贵的典籍佚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向从日本寻找书籍。1880年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大使随行赴日。彼时正值日本抛弃中国旧学、全面学习西方，于是精通文献学的杨守敬，乘着这股风潮，搜集了古书三万余卷，并大量带回到清朝。杨守敬所带回的这些书籍，大部分现存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观海堂文库），其中医学书籍尤其丰富。杨守敬之后又有李盛铎、丁福保等清末学者渡日，调查和搜集包括医书在内的古籍。1910年和田启十郎出版的《医界之铁锥》，就是由丁福保翻译到中国并出版的。

日本与中国虽然有着一千多年的密切联系，但是两个国家的国情迥然不同。日本社会被称做“万世一系”，国家秩序比较稳定，有利于文物、文化的保护。而中国是“易姓革命”，王朝更迭频繁，书籍文物毁坏严重。

日本保存了许多中国医学典籍的善本。这些是在中国早已佚失的。自遣唐使以来，许多日本人冒着死亡的代价渡过海洋，将大陆宝贵的书籍带回日本，其后代自然怀着敬畏之心珍存这些书籍。近代以来，以杨守敬为先驱的学者们又将这些书籍抄写、翻刻，传回大陆。现在中国所流传和使用的从汉代到明朝的医学典籍，大部分基于从日本回流的古书籍。如《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难经集注》、《新修本草》、《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等。连《伤寒论》也不例外，现在在中国使用的宋本《伤寒论》，其底本来自于日本近代的刻本。

汉方在日本绽放过异彩，也注定是一朵奇葩。它很好地保留了许多在中国已经遗失的医学典籍，对中医典籍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研究和注解，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全面引进西医的近代，饱受打压的日本汉方也曾以自己的坚持鼓励了同样被质疑的中医。而在以西医为主的现代，日本汉方又在夹缝中披荆斩棘地领先走上了中西结合这条充满非议却不得不走的道路，并以惨痛的经验和领先的成果回馈给中医，为中医的发展和国际化提供更多的选择。

[1]杨卓欣.放眼看中医：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中医药概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68-86.

[2]谢文光.日本汉方派系的形成及其特征[J].江西中医药，1987（3）.

[3]刘铜华，肖诗鹰.国内外中药市场分析[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23-139.

[4]张永贤.参观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J].中华针灸医学会杂志，2003.

[5]贾谦，杜艳艳，段黎萍.日本小柴胡汤事件[J].中国药业，2002（5）.

[6]小曾戸洋.漢方の歴史：中国·日本の伝統医学[M].日本：大修館書店，1999：85-180.

[7]傅維康，呉鴻洲.中国医学の歴史[M].日本：東洋医学出版社，1997：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