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在这其中，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早就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一定的预见性，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建设在当下来看确实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中国梦”与美丽中国建设和谐统一

（一）从“中国梦”历史演进角度看

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饱受列强侵略，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马克思曾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2］近代中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面对国家山河破碎，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勇于担当重任。先后出现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的“天国梦”，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洋务救国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富强梦”。这些都体现了国人对美好国家的追求，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比如康有为曾经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3］他描述人类未来可以用其他产品替代兽肉来保证人们健康，可以说他不仅注重对国家、社会的改造，而且很注重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总之，中国人对“中国梦”的探索从来就包含对美好国家的向往，对建设美丽社会的期盼。

（二）从“中国梦”本质属性角度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4］因此，人民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美好国家付出了辛勤的汗水。面对自然生态的不断恶化，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态利益受到侵害，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太和谐，这样的状况，显然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三）从“中国梦”所走道路角度看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布局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早的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再到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布局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最后形成“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层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也为美丽中国建设绘制了广阔的蓝图。

二、“中国梦”视阈下的美丽中国建设特征显著

（一）继承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包含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孔子曾经把人的品行修养和自然万物联系起来，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孟子提出“天人相通”，认为我们大众和天地万物是相通相合的。作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荀子更是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说法，要求我们尊重自然规律，在利用自然规律的同时不能忘却保护自然。道家思想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深刻而又完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人放在自然界的角度来看，人要服从自然而离不开自然。而庄子更是明确提出了他的生态哲学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人与自然是极其亲密的，而又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撇开经济层面的，主要是从自然和与人的角度来阐述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们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响亮口号，一定要借鉴古代传统生态文化的有益思想。建设美丽中国，就必须树立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也是贯彻“以人为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全人类生态利益的基本思想。

（二）超越性

1.对苏联发展模式的超越

在苏联建国初期，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来说还具有优越性。在列宁去世之后，苏共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布哈林与斯大林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苏联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望，以‘赶超’理论、‘高度发展工业化’理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转移、剥夺农民剩余产品的‘贡税论’，反对布哈林的‘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6］。但是在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管理制度下，片面发展重工业，而经济发展完全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投入—产出”模式远远落后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在冷战时期，由于长时期的美苏争霸，导致在军事领域也大力进行核武器生产研发以及核试验，在此过程中出来了很多核污染，比如1986年当时轰动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对自然生态环境、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模仿苏联模式，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就经济层面而言，最为典型的就是“大跃进”运动，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更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日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也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便是有成功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更何况苏联的模式本身就有很多失败之处。胡绳先生曾指出：“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7］

2.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超越

近代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代表的海外扩张、贸易立国型发展模式；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重视创新、工业主导型发展模式；三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技术与工业并举、军事侵略型发展模式。而在这三类发展模式之中尤其要以美国的发展模式最有特色，也影响最大。美国早年发展模式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制度和技术创新层面。例如：1860—1890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8］。此后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霸主地位。但是，美国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享乐主义在美国乃至西方许多国家影响越来越广。这种价值取向把获得感官上的快乐和物质上的满足作为人生的追求和目的。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资产阶级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他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9］。此外，美国常常对待生态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对其本国是一套说辞，对其他国家又是一套理论，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深度影响的结果。这些跟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我们党的性质及宗旨都是格格不入的。

总之，无论是苏联的发展模式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要慎重对待，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现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资源却相对不足。中国的人口占世界1/5以上，但土地却不到世界1/10，人均耕地面积更是不到世界人均的1/2。此外，中国的水土流失以及荒漠化、盐碱化等问题也日益严重。据2007年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且仍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危害危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98个县，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影响”［10］。除了土地资源、荒漠化等问题之外，水资源问题以及大气污染等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近两年来，频频爆发的雾霾天气常常困扰着华北地区，尤其是2013年年底，雾霾天气也在华东、华中等地区大规模爆发，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南方重点城市也受到了雾霾天气的侵扰，这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严重的刚性约束。

三、“中国梦”视阈下的美丽中国建设路径浅析

（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分割明显，缺少可操作性，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要建立和完善旨在以生态保护、生态发展为目标的一系列协调配套的制度规范、体系、制度运行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等。我国目前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诸如环境产权制度不明晰，相关环境政策不完善，环境监管制度不健全，等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针对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和不足，一定要改变以往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把资源、环境和生态等诸多因素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逐步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等。此外，预防与惩治制度要并举，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真正做到防治结合。

（二）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

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这种经济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不循环、低效益。很显然，这种经济发展道路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果继续采取这种道路势必会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覆辙’”。西方学者李斯特·布朗指出：“由于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11］。可以说中国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世界而言都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必须要走一条 “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益、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绿色生态之路，也是通往美丽中国的道路。具体来说，就是要重点解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生态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强对污染的防治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资源能够充分有效利用；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使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发展。

（三）重视全民生态价值观教育

美丽中国建设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从当前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感受度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群众生态价值观的教育。首先要从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入手。“传统消费模式和观念大致经历三个不同时期，即原始社会阶段的压抑型消费观、农业文明阶段的适应型消费观和工业文明阶段的扩张型消费观，无论是以‘朴素的生存观’为特征的压抑型消费观，以“崇尚天人合一”为特征的适应型消费观，还是以“生态危机”为特征的扩张型消费观，都基本形成并延续了资源—产品—废弃物的模式，进而造成了物质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2］。生态消费观是一种新型的消费价值理念，“是以适度、绿色、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消费原则”［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物质财富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浪费现象。2012年底，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无疑有利于在全民中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反对铺张浪费，节约资源。此外，公民必须自觉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要心存敬畏。恩格斯指出：“人类欲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统治自然界、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再次，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激发公民忧患意识和环保责任感，居安思危。逐步改变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不良行为，养成勤俭节约、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美丽中国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广大群众的践行程度。因此，重视全民的生态价值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四）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成果，为美丽中国建设拓展国际视野

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跟西方相比有很大差异。中国属于典型的后发型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西方复杂许多。正如西方学者亨廷顿所说：“在欧洲和美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15］。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对很多问题的治理也可以向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比如，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就有许多制度和措施值得借鉴和参考，尤其是制度层面，加强环境执法机构建设、立法建设等等。以美国环境政策的立法为例，“美国环境立法出现了僵局，但环境政策却以国会‘非正统’的立法、联邦行政机构的环境政策制定、法院裁决、联邦行政机构和非公机构合作制定环境政策、地方环境政策、非政府环境政策等新方式出现，环境政策制定相当活跃”［16］。因此，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推动地方环境政策采取先行先试的方式，重视法院对环境政策影响。再比如英国，“18世纪的英国在环境立法初期，其处理污染问题的立法规定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法律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联系，是单项性的，系统性欠缺。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环境问题的增多、复杂化，环境立法数量骤然增加，环境法律也由此步入系统化轨道，立法范围覆盖了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17］。此外，在执法队伍建设、对环境污染承担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方面，西方国家都有很多有益的举措。总之，西方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国家之间存在着国情的差异，如何借鉴西方的成果，如何将成果消化吸收后为我国所适用，这需要我国进一步去探索和实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2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6.

[3]康有为.大同书·壬部·去界类爱从生[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356.

[4]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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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J].中共党史研究，2000（6）.

[8]刘祚昌，等.世界通史·近代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2.

[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9：68.

[10]张斌.我国荒漠化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速度扩展[N].解放日报，2007-06-28.

[11]Lester Brown.Who Will Feed China？ [J].World Watch，1994（8-9）．

[12]刘宁.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生态消费观[J].长白学刊，2013（5）.

[13]陈艳玲.论生态消费观的构建及其意义[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7（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7.

[16]朱源.近年来美国环境政策制定的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科学，2013（5）.

[17]卢洪友.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经验的中国借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