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飞

蓝鼎元（1678-1732）字玉霖，别号鹿洲，福建漳浦县赤岭乡人，历任广东普宁知县、潮阳知县、广州知府和内阁一统志馆编修等。幼年家庭贫苦，学习勤奋，5岁能诵四书五经。“年十七，观海厦门，泛舟历全闽岛屿，并至浙、粤”。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族兄蓝廷珍入台，镇压朱一贵之乱，“遂参戎幕，多所筹划”。蓝鼎元此行便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其对台湾治理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收录在他所著的 《东征集》、《平台纪略》等书中。

蓝鼎元随军参与平定朱一贵之乱后，通过亲身考察，对台湾的开发与建设尤为重视，并提出一系列涉及防务、治军、治吏、治民、抚番、移民等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务实性。其有关治理台湾之著作被收录到清人丁日健所编的 《治台必告录》中，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手谕：“联阅蓝鼎元所着《东征集》，所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阅，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内所论，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善。”蓝鼎元有关治理台湾的著述‘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也‘精读鹿洲公之著述，作为重要施政之参考’。蓝鼎元对台湾的开发与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为清朝制定对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直接或间接地为清统治者所接受，其谋略影响之深远在台湾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至今还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因此也被后人赞誉为“筹台宗匠”。对于蓝鼎元的关于台湾教育思想主张，学界多是在论及蓝鼎元治台思想中片段地提到，且浅尝辄止。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基础上着重针对其所提出的治台教育主张初作讨论。

一

蓝鼎元从台湾的经济、海防的重要性出发，认为其战略位置极其关键，需要重视台湾的开发与治理，使台湾成为“贡赋之区”，海防要塞。蓝鼎元认为台湾不仅是重要海防位置，关乎东南半壁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乃是富饶之地，加以细心经营与开发，可以成为‘贡赋之区’，他多次重申台湾此地的重要性，认为“台湾古无人知，明中叶乃知之，而岛彞盗贼，后先窃踞，至为边患。比设郡县，遂成乐郊。由此观之，可见有地不可无人。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祸乱之所。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绸缪者也。”另外，“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而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又如“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钜。其地高山百重，平原万顷，舟楫往来，四通八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罗吧、暹罗、安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比邻而处，门户相通，曾无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又引以荷兰、日本有侵台之患为例，认为：“统计宇内全局，则台湾为海外弹丸黑子，似在无足轻重之数；然沃野千里，粮糈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万一为盗贼所有，或荷兰、日本所据，则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卧，关系东南半壁治乱，非浅断也。”“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皆非寻常。”“台湾去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基于此种认识，蓝鼎元大力提倡加大对台湾各方面的开发和治理。

蓝鼎元认为“治安之政宜严而不宜宽，将安将治之民宜静而不宜动”。台湾乱后应修养生息，通过养民教民，‘为台民培元气’。教民则是移风易俗、‘善后之策’的根本。台湾经历朱一贵之乱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而“台民好为盗贼，不因饥寒”，朱一贵之乱“方庆削平，又图复起”。加之“台湾当朱一贵作乱之后，干戈蹂躏，哀鸿遍野继以风灾扫荡，疠疫连绵，民之憔悴极矣”。他认为台湾乱后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养民教民，维护台湾社会稳定，“儆凡为民者，皆当起忠孝仁让之心，而消其犯上作乱之气。官民交勉，则海甸畇畇，常保宁谧，子孙世世，俱享升平”。与此同时，台民成分复杂，闽、粤人居多，民风彪悍，经常好斗滋事，恶习甚多，针对“台俗豪奢、鸦片横行、赌风盛行、挂验陋规、胥役敛财、客子滋事”等种种弊漏，“欲谋善后之策，非添兵设官、经营措置不可也”，而台民“消嚣陵之习则教化宜急，官斯土者可不百倍留心，以训民型俗久安长治为己任”。因此，“台以其乱后强悍成性，欲仁渐义摩，纳之礼让之中，诚为移风易俗要道”。对于台民通过“惟化导整齐之，均赋役，平狱讼，设义学，兴教化，奖孝悌力田之彦，行保甲民兵之法，听开垦以尽地力，建城池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

二

蓝鼎元在《东征集》中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开发与治理台湾的战略设想，涉及防务、治军、治吏、治民、抚番、移民等方面的远见卓识，而对台教育的思想主张更是深谋远虑，对于台湾社会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台湾在明郑时期的教育格局已初步形成，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攻克台湾，开始在台建立郑氏王朝。后继者郑经全力经营台湾永历十五年（1665年）勇卫陈永华向郑经建议，以台湾为根基，大力发展文教，培育贤才，与清分庭抗礼。他认为“今台沃野千里，远滨海外，人民数十个万，……若得贤才而理之，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三十年之后，足与中原抗衡，……自当速行教化，以造人才，庶国有贤士，邦以永宁，而世运日矣。”郑经采纳陈永华建议，在宁南坊建明伦堂，次年建成文庙，并“通令各里社广设学校，延聘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人民之子弟年届八岁者，须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地方广设的社学为初等教育，教授基础知识，形成自上而下的初步教育格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在明郑时期的教育格局的基础上相应设立府县儒学、书院，但规模与数量不大，后经台民叛乱原因中断搁置。蓝鼎元在朱一贵之乱戡定后，提倡‘各县各乡各设多立讲约’，设立书院，‘宜广设义学，振兴文教’，主要都是针对普罗大众的文化教育，以达到培育人才，‘使愚夫愚妇皆知为善之乐，皆知纲常伦纪、尊卑长幼之义’的目的。在蓝鼎元之后，台湾教育发展迅速，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为行省，行政建制扩为一道、三府、十一县、一直隶州、五厅。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开发与经营，期间在各府、县、州、厅建立儒学，形成较为完善的官方儒学体制，同时设有书院、社学、义学及书馆遍布全台各地，以致台湾南北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这期间台湾的教育发展与蓝鼎元的极力提倡不无关系，其教育思想主张对后来宦台者影响巨大，可以说对台湾教育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学者林其泉、周建昌认为，“稍后些的蓝鼎元，在功绩上虽逊色于郑、施，但在认识台湾和治理台湾上，似更为精辟。严格地讲，历史上真正重视台湾开发和建设，重视加强台湾防卫工作的，是在清初台湾朱一贵起义以后，在蓝鼎元的大声疾呼下开始的”。

蓝鼎元认为教育对维持台湾社会秩序稳定和教化台民具有重要性，并一针见血指出“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认为“值兹寇乱风灾之后，民生凋瘵，大异本来富庶面目。然风俗尚多浇恶，奸宄未尽革心，网密则伤，网疏则犯”。他认为维护台湾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移风易俗的根本是“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治其本也”。所谓的‘养’是指经济发展，恢复民生，是基础。因此他认为“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类而歼之，治其也”。而“听开垦以尽地力，建城池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所谓的‘教’是指教化的作用，他认为台湾‘虽在海外，不废诗书。虽有戈矛，必兴礼乐’。通过教育，将民众‘纳之礼让之中’，‘以乡约义学，柔和其心性，此诚易风移俗要道’。也就是说台湾秩序的稳定，经济、军事是基础，最终要通过教化的和风细雨与‘仁渐义摩’的方式来起到巩固和强化的作用。

蓝鼎元提到“愚见以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基于有教无类的思想，认为“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并提出一套以广大民众为受众对象的教育主张：

“台人未知学，应试多为内地生童，然文艺亦鲜佳者。宜广设义学，振兴文教，于府城设书院一所，选取品格端正、文理优通，有志向上者，为上舍生徒。延内地名宿文行素著者为之师，讲明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悌忠信，即可以造于圣贤，为文章，必本经史古文先辈大家，无取平庸软靡之习。每月有课，第其高下而奖赏之，朔望亲临进诸生而谆切教诲之。台邑、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各设义学。凡有志读书者皆入焉。学行进益者，升之书院为上舍生，则观感奋兴，人文自必日盛”。同时“集诸生讲明正学，使知读书立品，共勉为忠孝礼让之士”。

另外，蓝鼎元认为“台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闻孝悌之行。宜设立讲约，朔望集绅衿耆庶与公所，宣讲《谕广训万言书》及左右古今善恶故事，以警动颛蒙之知觉”。倡议在“台属四县及淡水等市镇村庄多人之处，多设讲约，着实开导，无徒视为具文，使愚夫愚妇皆知为善之乐，则风俗自化矣。讲生就本地选取贡监生员，或村庄无有，则就其乡之秀者，声音洪亮，善能讲说，便使为之”。达到使台民“皆知纲常伦纪、尊卑长幼之义，奉公守法则浮嚣不静之气可以自平”的目的。对于讲生，要求“官以优礼，察其勤惰，分别奖励。

设置书院、义学、讲约，这是蓝鼎元对台湾大众教育的所设定的构架，建立面向广大民众的教育体系，书院为中等学府，对于‘学行进益者，升之书院为上舍生’。书院之后在台湾的府、县、州等均多有设立，颇为发达。其设立有官办，民办，也有官民合办，以‘广学校所及’。书院在清朝期间自南向北相继兴起，遍及全台各地。义学为普罗大众教育机构。义学在台湾随处可见，义学也称义塾，义学有官办、民办和官民合办，主要为贫困的闾里子弟有志于学者而设立，其目的除了教授学生读书识字之外，还有以参加府、县的入学考试为目的。讲约，则是通过在基层的里社村面向普通百姓宣讲伦理纲常，乡约规范的形式。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主张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受众广泛，普及面不单单只局限于少数群体的大众教育，通过“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风”，从而“使民人知尊君亲上、孝悌忠信之为美”，最终使台湾社会移风易俗，民风和谐，台民知理守法，纳入到礼法纲常秩序之中。

三

纵观蓝鼎元所提出的对台教育思想主张，其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重整朱一贵之乱后台湾亟待恢复的社会秩序，并希望通过教育的教化作用，使得台民及整个台湾社会纳入到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纲常控制的范围内，达到长治久安、消除祸乱根源的目的。“蓝鼎元在他的文教大纲里并没有把儒家思想教育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思想或精神资源，而是更重要地把它看成是依附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伦理规范、社会风习、文化心态、价值标准等的综合体”。但其教育思想主张在客观上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得台民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典礼习俗、家族观念等方面与大陆趋于一致，对台湾社会各方面有移风易俗之作用。

蓝鼎元所提出的对台教育思想主张，客观上促进‘程朱理学’在台传播。蓝鼎元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教育，而闽地程朱理学盛行，其师友如张伯行、陈汝咸、同乡蔡世远都是理学大家，对蓝鼎元影响巨大。他认为，“欲先正风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贤才不可多得，当培养而玉成之，然则化民俗之方，兴贤育才之道，莫先于明正学”。在他看来所谓的“正学”即是程朱理学，并以‘崇正去邪’、‘转移乡俗为己任’。他说所的‘正人心、化民俗、育贤才’的根本方法都要通过学习儒家经典，程朱理学来实现。认为通过教化，以达到移风易俗，培养经世人才，‘子弟乡人言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共为尧舜之民’之目的。因此，蓝鼎元不遗余力地积极提倡在台实行与大陆一致的教育模式，将当时大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移植到台湾，其倡议的直接影响就是将大陆的儒家学说，程朱理学推广至台湾，通过针对不同人群的教育，影响台湾社会及台湾民众，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生根发芽。

“道光八年（1828），鹿港文开书院祭祀朱子一下八人，有清一代，只有蓝鼎元一人而已”，可见蓝鼎元对于台湾教育的贡献有较高的历史影响与认同。蓝鼎元作为早期开发台湾先贤的代表，一方面，应深刻了解与客观评价其对台教育思想主张，蓝鼎元在开发和治理台湾中积极提倡振兴文教，普及教育，对于改变台湾社会风气，培育人才，提高台民人文素质具有重大的贡献，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蓝鼎元的对台教育思想主张在台湾教育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两岸人民共同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随着当前两岸人民的交往不断加深，在寻找与挖掘以蓝鼎元为代表的早期开发与建设台湾先贤的贡献，对于大陆与台湾在文化上一致性的认同，以及促进海峡两岸人民更为深入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连横.台湾通史[M].人民出版社，2011.

[2]刘子民.漳州过台湾[M].海风出版社，1995：107.

[3]蓝鼎元.平台纪略[M].中华书局，1991.

[4]林其泉，周建昌.从《东征集》和《平台纪略》看蓝鼎元的治台思想主张[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6）.

[5]张文彪.“道东之传”：明清时期儒学在台湾的传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

[6]蒋炳钊.“筹台宗匠”蓝鼎元：评述蓝鼎元治台方略及其意义[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