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英国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 （James Legge）是西译史上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学者。其译著《中国经典》为近代西方汉学开山之作，一直被认作英译儒经历史上最早的里程碑之一，“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实乃不朽盛事，令人叹为观止”［1］50。在众多《孟子》英译本中，理雅各译本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沿用至今，不仅是后世译者效仿借鉴的典范，也是西方学者研究孟子的原始资料。在儒学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今天，独特的东方儒学思想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也刊登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理雅各《孟子》译本的文章。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国内的研究还很薄弱，而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译本的文章更是鲜有见之。本文拟以“杂合”概念为理论指导，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翻译实例入手，分析理雅各《孟子》译本的杂合现象以及由此折射出的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一、杂合概念与译本的杂合现象

最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杂合”术语，后来被延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学领域中，“杂合”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后殖民理论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霍米.巴巴（Homi.Bhabha）将“杂合”的研究扩展到了文化领域，进而提出了 “第三空间”的概念。巴巴在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把“杂合性”阐释为“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被歧视与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2］130。另一殖民主义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son）认为杂合性或混合性指的是“不同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3］45。后殖民理论学者普遍认为，只要有殖民运动，就必然会存在杂合现象。“杂合”意味着消解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是殖民地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行颠覆的一种策略。

可见，后殖民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改变。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交流的渠道，其核心内容也是对原文中语言文化差异性的处理，即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也表现在译文文本中植入差异性的程度的不同。归化策略是指“译者尽量让读者不动，而引导原作者去接近读者；异化策略指翻译中“译者尽量让原作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原作者”［4］32。在后殖民理论中，异化的翻译策略因抵抗了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而倍受推崇。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只有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杂合，只不过译文杂合的程度因为翻译策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译者采取归化的译法，总是力图依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文学的规范对译文进行调整，译文中保留的异质性成分就会很少，因而译文杂合的特点有时可能就会不太明显；反之，如果一直的采取异化的译法，译文中保留的异质性成分必然就多一些，多数时候译文杂合的特点也就更明显。”［5］57因此，完全归化的译本或是完全异化的译本都是不存在的。杂合是文学翻译译文的一个本质的、普遍的特征。

二、理雅各《孟子》译本杂合现象

译文杂合是指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一些来自原文的语言，文化或文学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都是译入语文化中所没有的，如一些新异的词汇和句法，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意象和观念以及译入语文学中所缺失的文体和叙事手法等等［5］56。以下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翻译实例来分析理雅各《孟子》译本的杂合现象。

（一）语言上的杂合

孟子所处的战国，正是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为倡明儒学，实现自己治国的雄才大略，孟子游说于诸国之间，并在和各家论辩的实践中形成了雄浑浩然的话语风格，这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这种雄浑浩然的话语风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排偶句的大量使用，“排比而起，连贯成篇，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了雄浑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17排偶句的使用不仅利于全面而深刻地论述问题，详实有力，而且节奏上明快流畅，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请看下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When all those about you say，-“This is a man of talents and worth，” you may not therefore believe it.When your great officers all say，-“This is a man of talents and virtue，” neither may you for that believe it.When all the people say，-“This is a man of talents and worth，” the examine into the case，and when you find that that man is such，employ him.When all those about you say，-“This man won’t do，” don’t listen to them.When all your great officers say，-“This man won’t do，” don’t listen to them.When the people all say，-“This man won’t do，” then examine into the case，and when you find that the man won’t do，send him away.”

孟子在阐述国民的重要性时，一连使用了三个排比句，而且通过部分字词的反复使用来强调了国君在用人时不可偏听，偏信这一宗旨，大大加强了论辩的气势。而英语不喜重复，更不提倡字词的反复使用。虽然在在英语的修辞书上，有parallelism这一修辞格，但“就平行句式、排偶句之类的出现频率而言，英文里完全平行的句子恐怕也比较少，即使在诗歌中也是这样。”［7］43但是在《孟子》翻译中，理雅各却打破了这一禁忌，在语法结构、排比修辞上，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完全保留了原文的句型结构，将原语文本的语言特征引入了目的语文化中。这必然会给译文带来了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式，多少显得有些怪异。保留原文句型结构、语序的例子，在理雅各《孟子》译本中比比皆是。

（二）文化上的杂合

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一种文化中的某些概念和事物在另一文化中难以找到，这种独特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化负载词。所谓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作中没有对应词［8］10。文化负载词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其语言词汇系统的影响和制约的产物。《孟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承载者，其中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国名、地名、计量单位、国家机构、税收制度和文化习俗等等，这些概念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汇来表达。理雅各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汉语的语音形式和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纵观全译本，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古代国名、人名、地名和动植物的名称时多采用音译或直译的翻译方法。在他的笔下，“麒麟”，“凤凰”这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的动物，成了 “Chilin”，“Feng Huang”，被移植到了西方语言中。

但是译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杂合特征并不完全等同于翻译策略上的全然异化。在翻译中国特有文化词语时，理雅各不拘泥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兼有意译、替代法、注释法等，以能准确表达原文之意，实现翻译目的为宗旨。译本杂合性也呈现出多样化。

在翻译儒家术语时，理雅各采用了替换的翻译方法，将基督教思想通过儒家经典表现出来。孟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如“仁”、“孝”、“道”等，在理雅各的笔下被译成了“benevolence”，“piety”，“the way”等基督教语言中的常用词汇。这样一来，不但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传播，同时也利于拉近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间的距离，使中国大众看到基督教和儒家经典之间可以进行语言转换的相通之处，便于中国文化对外族文化的吸收，中国文人志士阶层对外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当完全的直译会因为读者对原语文化预设的信息理解上产生误解时，理雅各往往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由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悬殊，有些历史人物中国人比较熟悉，但对西方人来讲可能比较陌生。例如，《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如果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五霸”和“三王”这类包含中国历史文化的词汇，必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理雅各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

三、结语

通过译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理雅各《孟子》译本在语言和文化上具有程度很高的杂合性，这得益于译者采取的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原语文化的原汁原味，有时为了保留原文的句式，宁可牺牲译文的流畅地道，即便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也在所不惜。辜鸿铭曾指出：“对于一个能够以哲学和文学的敏锐去研究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中国经典’这样的巨帙的笃实学生来说，无疑会对那种道德文化，或者称之为中国人文明的东西有所洞察，透见其真相。但对于绝大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不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知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9］225以理雅各的人生轨迹、学识、双语的修为以及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是不大可能不了解这一点的，这并不是可以用翻译能力的高低可以解释的。究其原因，在于译者的特定的翻译目的和译者所持有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为。作为一名来华的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是为了那些即将来华，或已在华的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为此，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也对自己翻译目的说得清楚明白，“此项工作时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了解在这个伟大的帝国，我们的传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10］119。为了便于传教士能真正理解儒家文化与思想，理雅各在翻译 《孟子》时主要采取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力求还原原文本语言，文化的本来面貌，让读者尽可能多的感受异域文化的特色，从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一直关注对原文的忠实，而非行文的雅致”［9］223。

从文化身份上讲，理雅各是属于在十九世纪继马礼逊之后，较早从事对中国文化、礼仪和风俗进行研究的传教士，他承袭了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与英国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本着和平、友好的心态普救众生，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并通过自身的所作所为感化中国民众。在传教的过程中，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翻译出版了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经典》等巨著，成为了西方对东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了解的根本，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他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书，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形象，理雅各用50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1］71这也体现了他反殖民的文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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