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剧作《死亡与少女》展现了一个政权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故事。在舞台和银幕上，这部剧的改编搬演层出不穷。历代评论对其解读也具有时代性。女主人公忍受多年精神折磨，至民主时期，面对昔日的施暴者，她举起枪，进行审判。在这出戏里，女性在武器的支撑下掌握了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在戏的背后，又有多少女性忍受屈辱却终其一生无法复仇。本文由剧中的女性行动和现实中的女性现状为出发点，浅论政权下受压迫的女性，两性关系中的女性和本次舞台呈现上的女性形象，以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挖掘出本剧的新意义。

【关键词】 女性；权力；生存；话语权；改编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在2013年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上，台北艺术大学改编并演出的《死亡与少女》以其对人性的感悟和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演绎，震撼了在场观众。本次演出在改编排演上不仅展现人性的懦弱和自私，更强调了女性的生存与挣扎。三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最需要得到理解，却又自私地用另一种方式将思维强加给对方。本文将以本次演出为中心，结合原剧本与电影来讨论导演突出的女性意识与舞台效果。

《死亡与少女》出自流亡剧作家列尔·多夫曼之手，故事讲述了智利从军政府统治时期过渡到民主时期，在一个海边别墅发生的报复与审判的故事。本剧原作者由1970年代的智利政治变动及人权危害而构思了本剧。女主人公Paulina在军政府统治时期受到迫害，而惨痛不堪的经历让她二十年来都无法放下心中的恐惧，女性的坚强让她苦苦支撑二十年，也使她慢慢变得偏执。带着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她进入了民主时期，Paulina的丈夫Gerardo即将被总统任命为调查会委员，找出军政府的残余势力以及当时参与迫害人民的军官。周年纪念那一天Gerardo回来很迟，因为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遇到一个医生帮助，他才得以回家。夜里，医生Roberto造访，Paulina发现他的笑声、谈论的内容、喜好、气息都与当年迫害她的医生一样，于是Paulina对医生动用私刑并展开了一场审判，也慢慢揭开了当年的伤疤。国家进入了民主，到底什么才是民主？

一、政权下的女性

对于Paulina来说她二十年前受过的伤痛无法挽回，只想找到那个当年的迫害者，希望他认罪忏悔，对他进行同样程度的惩罚。而在剧中将要被惩罚的人Roberto不断为自己辩护。在剧中他是一个假定的迫害者，仅因为女性的直觉就要接受审判，最后不得不在死亡的威胁下说出审判者想听到的话。Gerardo即将成为调查委员会成员，他的思想受到民主的洗涤，但最后仍旧成为了妻子的同谋，胁迫医生完成了录音。他相信这样做是为救一个人的性命，尽管违背了民主与审判的规则，但他却只能在对妻子的爱情、死亡的威胁与民主之间做出折衷的选择。

在剧中，这个国家刚刚进入民主社会，脱离军阀的专制，法西斯的暗影无时无刻不冒出头角。在剧中似乎每个人都要为民主作出解释，但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在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你想一想，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行事将会怎么样？你满足了你自己的欲念，惩罚了你的仇人，而这个国家里还有其他问题如山的人，他们本来也许有机会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可现在却只得认输了——整个民主进程会见鬼去。”整部戏剧充满了对国家现状的批判和对民主的反思：没有助人为乐的人、法官无所作为。这部戏剧用一种反讽的手法让我们看到一个用法西斯的手段进入民主阶段的社会缩影。在真实的南美社会中，男女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女性受歧视、女性人力资源浪费、男女收入差距巨大等问题都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而这些歧视与不平等又源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虽然拉美妇女在接受教育等方面如今取得良好成效，但在男女平等之路上，这才迈出了一小步。

剧中角色都试图成为新政权下的“新人”。Gerardo早已忘却Paulina回来前发生的事。医生Roberto一再否认罪行。而Paulina却不得不带着旧政权给她造成的永恒伤痛进入民主社会。他们试图也让女主人公忘却过去，只有忘却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可是为什么被牺牲的总是女性，要女性忘却痛苦去适应新的政权？导演通过演员发出质问。这样的处理方式，比电影少了些哭诉，多了几分强硬。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道“在法国大革命清洗的期间，女人享受到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但当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时，女人重新被严厉地奴役。……对现代法国女人来说是不幸的，她的地位在军事专政时期就被决定了。”[1]159在法国尚且如此，更何况长久处在军队专制统治下的南美国家。一个女性被旧政权迫害，从她个人的角度说，可能只是为了保护爱人，但她的行为从客观上却保护了新政权的萌芽。但新政权的建立并未给她带来幸福，仍旧是恐惧，甚至要她将这种恐惧永远埋在心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国家政治的变革和政权更替给她带来的伤害。

Paulina是不愿意这样沉寂的。终于，命运的巧合让一个与迫害者有着相同特征的男子来到她身边。她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展开一场秘密审判，尽管真相并未解开。在这里，剧作者通过女子的秘密审判对国家民主政体的批判产生了一种反讽效果。这一点在电影和话剧中都表现得极为生动，成为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话剧，虽然无法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细微表情，却用有力的动作性语言来展示女性对迫害者发出的怒吼与回击。

二、性别中的女性

“女人是人类最后的秘密。”[2]

“我相信，那是尼采，他说我们将永远不能完全掌握女人的灵魂。”[2]

在这部剧中，导演多次提到要让女性成为这出戏的发话者并掌握主动权。这两句台词是男性对女性的探讨。他们可以征服世界，却无法理解女人。正如中国的名言“女人心，海底针”。但换一种表达，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不可理喻”？西蒙·波伏娃说：“男人说‘女人，他们重复这个词，以表明自身，可是她们并没有本真地自我确定为主体。女人的行动从来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她们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夺取到：她们接受。”[1]12 Paulina也说：“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太听话。”正是对强权的屈从，使她受尽磨难。

导演在对原剧本的再度诠释中提升了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话剧尽管将Paulina塑造成了一个报复者的角色，同时也把这场审判的主导权放在了女性手中。十五年前被欺凌的女性，今天终于得以以牙还牙。只是可悲的是她的主导权只能在武器——一把手枪的掩护下得以实现。让男性暂时屈服的，并不是女性，而是生存威胁。“Gerardo：只要你把枪对准我，我们就不可能谈下去。Paulina：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枪对准你，我们就什么也谈不下去。如果我放下枪，你就会不顾一切地按你的想法去做。”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争夺手枪的场面，象征权力或者说话语权易主。而在话剧中Paulina牢牢握着手枪，掌控全局，也代表着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电影版的改编中，女主角无意中发现施暴者正是邻居。于是她在家里展开秘密审判，最终施暴者在悬崖边忏悔。而这场话剧的改编中，至始至终，女主角都没有听到一句真心实意的忏悔。当看到医生讲述那段残忍的往事和内心独白时，观众有那么一刻相信他就是那个变态医生。这段历史终于可以雪洗。但回到现实，那段独白又被解构了。医生告诉我们那是为了自救而编造的谎言。

十五年前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这个医生是不是当年的迫害者。直到最后第二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只是女主人公的过往被层层揭开。每一次讲述都再一次触碰到伤痕深处，鲜血淋淋。如果女性想得到翻案就不得不再一次揭开自己的伤疤。但是世界却要求女性做出退步。Paulina在最后发自内心地呐喊“为什么首先作出让步的总是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一旦要达成协议，总要让我们作出妥协，为什么我必须要咬紧牙关，为什么？这次不行，这次我必须想到我自己，只想我自己。”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是女人，并且受伤之后却要原谅伤害者。Gerardo说“原谅，是的，但永远不会忘记，但一定要原谅，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生活。”整个社会对生活的新希望全部寄托在女性身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今女性逐步走向她们的前辈永远无法进入的领域，不得不说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迈出这一步所耗费的时间与努力来说，这是艰难与漫长的。

在今天，像剧中的主人公一样拿起枪审判，很多受害女性也许是做不到的。但至少这出戏表明了一种态度，要争取应有权力的态度，以及女性要发声，要诉说苦难的渴望。从这个角度说，这次演出给当下的解读以新的意义。台北艺术大学的导演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给原剧浓厚的政治色彩加入了些许女性的声音。尽管女性话语权处处被解构，但是做出的思考让人肯定。

三、舞台上的女性

《死亡与少女》的改编，早已有之，每一次改编都是导演对于原作的再创造。台北艺术大学的同学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加入导演对女性生存的理解，在舞台上演绎出另一番风味的《死亡与少女》。

这部话剧的一大特色，是将剧情的扑朔迷离与舒伯特《死亡与少女》的紧张旋律有机融合。这部剧中音乐不仅作为一种氛围的营造手段，也在表演过程中成为一个声音道具，甚至它是一整部剧的重要线索，串联起回忆与当下。电影由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开始，也由四重奏作结，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效果，同时见出女主角心态的变化。话剧无法似电影快速切换镜头，导演选择直接入戏。开场女主人公在黑暗中开始陈述自己的姓名，由女性的声音开始这场演出，充满着记录的味道，也为后来的故事铺垫，形成一种倒叙的效果。这对于导演有意强调女性角色来说，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手法。但对于导演本想在本剧中表达的关于人性与女性的思考，却在演出中没有尽情地、充分地释放出来。虽在开头无法用四重奏《死亡与少女》与后面的剧情呼应，而这段旋律在秘密审判时的突然响起，划破宁静的黑夜，打开了记忆的大门。回忆与审判双轨同时推进，在音乐声中女主角心态不断变化，由忍受痛苦恐惧到发泄仇恨再到释然，也极富戏剧性。

在背景音乐的运用上，海浪声也是一大亮点，对戏剧效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作为客观存在，也成为女主角心理情绪的外化意象。风雨交加的夜晚，波涛汹涌，酝酿着一场惊变，也代表女主角心中的压抑积蓄的情绪。入夜后波涛平静下来，这时女主角暂时冷静思考，准备展开报复。当戏剧达到高潮，审判开始，滔天的海浪声和音乐声交织，将女主角心中压抑已久却无法言说的痛苦外化，达到内外合一的效果。黎明，海浪声逐渐平静。女主角最终还是没有扣下扳机，无论是释然或者宽容，都更加突出了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海，作为一种自然意象，与充满包容的女性所独有的特质相契合。

结尾的处理上，本次演出采用开放式结尾。在电影最后医生说出真相，女主人公放开了他。而在话剧中，直至最后女主人公都未得知真相。导演的视角已经不再纠结于到底这个男子是不是施暴者，而在于探讨这个推进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女性做出的牺牲。但最后一幕收尾略有仓促，没有把法庭场面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动作表现出来。对于没有看过剧本的观众来说难以理解其意味。

在信息的传递上，人物台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导演在翻译英文作品时，用贴近生活且形象化的俚语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特别是女主角在情绪激烈时运用粗俗的俚语，反而使女性角色更加鲜活。“那些体察到人物情感的诗人的描写最使人信服”[3]125，然而在需要表达更深更复杂的内心活动时，有些台词还是缺少一种张力。翻译改编是导演对原剧的第一次诠释，既然改编，就可以通过台词的变化将自己的想法渗入，适当的修改台词，也可增加人物展现的丰富度和台词的动作性。而舞台上演员对角色的扮演，实则是再度创造角色。许多内心戏不仅需要把语言“说”出来，更要“演”出来。从戏剧接受的角度来说，演员是剧作与观众之间的桥梁，是表演的核心所在，只有当导演想传达的信号被观众接受，这场演出才算成功。戏剧舞台上表现的现实主义的话剧，不应该仅仅将生活化的一面表现出来，作为一种艺术，更应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情感强烈的地方也可以适度夸张，字正腔圆并不就一定能演好戏，其标准应该是语言的表现力。

“人们并非全靠说话表达思想”[4]，对于一个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常年的压抑和折磨终于有一刻能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张力不仅依靠台词，更需要肢体动作。“演员如果只是理性地认识了目的，自己内心却没有燃烧起这种欲望，那就像是没有欲望的人体形状的空壳。只有当演员的创造欲望和角色的行动欲望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创造的人物形象才可能有生命。”[4]在本次演出中，演员虽说缺少一些舞台张力，但仍旧展现了一个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鲜活的女性形象。

结 语

本次台北艺术大学演出的《死亡与少女》，加入了导演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塑造了一个敏感、决绝、狠辣、精神即将崩溃、复仇心强烈的女性形象。随着一场秘密审判的进行，剧作不断将悬念推进的同时又回溯陈年旧事，最终给我们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导演不执着于到底什么是真相，而在探讨民主的过程中揭开女性在政权更替中付出的代价。时代背景的差异和故事与现实的距离，并没有减弱这部戏的感染力，戏中展开的国家民主的讨论固然让人深思，但对于女性的生存探讨却更意味深长。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智利）阿·多尔夫曼.死亡与少女[J].李建鸣，译.世界文学，1996（2）.

[3]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德）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王昱敏，厦门大学中文系2013级戏剧与影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