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傅庶

【摘要】 1997年无论是对香港电影还是对香港居民而言，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事实上，这一节点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香港电影的叙述中“缺席的在场”，始终若隐若现地制约着电影的叙述。其反映在1997年前后的香港电影中，往往呈现为两个方面的文化想象，一是移民问题在电影中的凸显，一是香港梦的终结以及面对大陆的复杂心态。而随着香港处境的日渐困窘，和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香港电影中对香港梦的表现也逐渐被中国梦所取代。

【关键词】 香港梦；香港叙述；文化想象；97回归；移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1997年和未完的香港叙述

无论是对香港人，还是对香港的经济文化而言，1997年都是一个想忘而不能忘、想不关注而又不能不关注的“事件”。它就像是杰姆逊意义上的历史的缺席或缺场，其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香港的未来想象和对过去的看法，这种影响在1997年前是这样，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正如杰姆逊所言：“无论宏大叙事与否，（历史）作为一个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对香港的历史也应如是观之。历史虽然在文本之外，但其作为一种结构和生产方式，生产并主宰着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和想象。从这个角度看，1997年实际上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事件或时间了，而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生产着香港人想象和叙述香港的方式。那些有意凸显香港及大陆等不同空间的电影，无疑是这种想象和叙述的最佳文本，其以有关香港空间的叙述折射或表征着1997年是如何主导或影响香港人对自身身份和主体的建构。故此，本文将以回归前后香港导演拍摄的，凸显香港这一空间的电影为例，试图探讨不同时期的电影是如何叙述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的。

香港作为一个特定的存在，显然是确证而无疑的，但其自从从中国大陆的母体中分割出去，就不复是一个自足的空间了。相对于大陆而言，它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若相对于西方特别是英国来说，它又是西方在远东的一块殖民地。从这个角度而论，香港其实就是一块飞地，其坐落于中国，但却为西方所有。这也就决定了香港在主体性的建构上，始终只能在中西之间摇摆，其既不能完全认同于中国大陆，又难以同西方真正耦合。而这种空间上的摇摆不定，又同其时间上的无序联系在一起。香港无疑没有自身的现代历史，它要么召唤中国大陆的历史，要么把自身的历史糅合进西方的进程之中，这都决定了有关香港叙述的复杂性。而对那些有意凸显香港和大陆空间的电影而言，更是如此。这些电影表面上写的穿梭于香港大陆之间的故事，但其实香港只是一个背景，真正投射出的是关于大陆和西方的想象。因此，有关香港空间的电影叙述与其说是双城记（两个空间）的故事，不如说是三城记（三个空间）的想象，西方在这些电影中若隐若现，不论是作为主体还是作为他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极。

二、梦醒未醒之间：《甜蜜蜜》、《梦醒时分》和移民问题

香港电影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型，那就是移民电影，典型的有《双城故事》（陈可辛）、《爱在他乡的季节》（罗卓瑶）、《错爱》（陈耀成）、李安的《推手》、《喜宴》等等。而作为一种表达主题，移民问题在很多电影中都有呈现，王家卫的电影就是其典型的代表，《重庆森林》、《春光乍泄》、《花样年华》等等中都曾涉及到移民问题。《甜蜜蜜》（陈可辛）和《梦醒时分》（张艾嘉）某种程度上属于移民电影，但其不同于一般的移民电影的地方，就在于它们讲述的不仅是香港人向西方等国家的移民，还涉及到大陆居民向香港的移民。也就决定了这两部影片中的复杂的空间关系，即西方——香港——大陆之间的三重空间。也就是说，香港在这两部影片中并不是作为孤立的空间，而是相对于大陆和西方而言的。因此，关于香港身份的建构也必然涉及到香港对西方和大陆的想象及其这两者之间的空间政治学。

这两部影片无疑都是爱情片，但诚如杰姆逊所言，即使是第三世界的日常生活也无不是它们民族寓言的表征[2]523，对《甜蜜蜜》和《梦醒时分》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显然，电影中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并不是发生在一时一地，而是穿越在性质不同的空间甚至国界，这种穿越更多地是与空间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就不仅仅是私人的感情事情，而必定带有民族寓言的性质。这两部电影中，前者拍摄于回归前的1996年，后者拍摄于1992年。若从电影叙述的时间段来看，这两部影片都是以90年代前期的香港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同时与中国大陆保持着不可分的关系。《甜蜜蜜》（1996年）以1986年至1995年这十年的香港作为框架，而《梦醒时分》（1992年）则以1991年前后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90年代前期的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明朗无疑令回归前的香港人心存疑虑惴惴不安，同时也使不少大陆人对中国充满失望，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2年），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心态。对香港和大陆间的关系而言，势必表现出两种趋向，即香港人拼命地移民海外，而大陆人则削尖脑袋要到香港去。电影《甜蜜蜜》和《梦醒时分》讲述的就是大陆人移民香港的故事，其爱情叙述如不能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的话，无疑是不能把握其要害的。

在《甜蜜蜜》中黎小军（黎明饰）和李翘（张曼玉饰）都是大陆人，但却是以香港作为他们之间爱情的发酵地，显然并非随意为之。李翘来自广东，黎小军则来自中国内陆的一个小城无锡。这两个空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广东作为沿海经济大省，无疑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以至于口操广东话也一度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更遑论广东人了；所以若在国内，黎小军和李翘之间的爱情肯定是难以想象的。而之所以他们的爱情成为可能，就在于他们被抛掷于带有不同文化特色的香港。他们带着不同的梦想来到香港，又因为不被香港人认可而走到了一起。卖邓丽君歌碟的惨败经历告诉他们，他们不过是来自大陆的异乡人，并不能融入到香港的文化中去，更不用说什么认同他们的身份了。而也就像影片中邓丽君死时的悼词所说的，凡是有邓丽君的地方都会有中国人，香港之所以不喜欢邓丽君并不意味着邓丽君的歌曲唱得不好，而只是表明它们并不认同于自己的中国身份，所以影片的最后必然出现黎小军和李翘移居纽约的结局。香港成就了黎小军和李翘的爱情，但也同时把他们再一次放逐。虽然影片中正面处理香港人及地的地方并不很多，香港只是他们之间爱情的背景而已，但既然香港人不认同于自己的中国身份，也就不难理解影片中会有香港人移居国外的剧情出现。大陆人在这里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样，香港人在这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身份。他们之间跨度达10年之久的爱情，最终不过表明香港梦对他们只是遥不可及的奢求而已。

如果说《甜蜜蜜》是以略带感伤的电影语言告诉我们香港身份的暧昧不明的话，那么《梦醒时分》则意在向我们揭示香港主体的建构必须依托中国大陆而得以成立。《梦醒时分》之不同于《甜蜜蜜》的地方在于，其表现出对香港主体建构问题上的深刻思考。如果说《甜蜜蜜》表现出香港在97心态影响下对大陆的失望和脱中国化的倾向的话，那么在《梦醒时分》中则表现出对大陆的认同而又略带审慎的心态。与《甜蜜蜜》一样，《梦醒时分》中国威和马莉之间的爱情同样关乎民族大义。香港这一特定空间无疑是成就爱情的福地，更是成就他们特定身份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众人纷纷移民海外的时候（影片中有所表现），国威却选择回到香港定居，并到大陆做生意。这显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自觉选择的结果。他身上无疑体现出所谓香港人的身份只有回归中国，定居香港才能完成这一明显的意识。马莉出身于香港，成长在大陆（北京），这种双重身份无疑让她有更多的自由穿梭于香港和大陆之间。她在香港人纷纷移民海外时，重回香港，这一举动毋宁说是一次重拾并重建自我身份的过程。在这点上，她和国威十分相像。他们都曾在香港出生，但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去了西方（英国），一个则到了东方（祖国）。国威远走西方，经常意识到无根的痛苦，马莉长在北京，却又向往西方（取名马莉即表现出对洋文化的向往），香港显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而不约而同地回到香港，并由相识到逐渐相爱，这一告别过去（离婚以及同旧情人分手）重新确立自我目标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正好表征或象征了香港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及意义。其意在告诉港人，只有告别西方，依托大陆才能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但从一个角度看，这其实也表现出香港自我身份建构的复杂一面，国威虽然到大陆内地做生意，但大陆只是他整个生意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香港在空间上的优越性十分明显，而且其在大陆的投资更多是一种公益投资（办学），而非仅仅商业的钻营。马莉的情况则更为复杂，通过对过去的回溯（办理香港身份证）使她发现过去之不可现，旧时的香港显然已经不存在，历史无疑深深打上了现实的烙印，因此，对她而言，“香港梦”的实现就不仅仅是旧时记忆的完成，而更多掺杂了现实的因素在内。其告别过去重新确立自我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包括对香港的旧时记忆、大陆的童年经验及香港的现实处境等不同层面重写的诉求，而这一个过程又是同她重新（以前有过？）确立个人身份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马莉办理香港身份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重建香港身份的过程。影片取名《梦醒时分》并非意在表明香港梦的破碎，而其实是在向我们呈现如何重建以及怎样实现香港梦的过程，这一重建无疑关涉大陆——香港——英国（或西方）三地空间关系上的新的变动，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何去何从再一次摆在了香港人的面前，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三、何去何从：《老港正传》、《女人本色》和回归后的香港叙述

随着香港的回归，移民电影也无可避免地走向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人自我身份的真正建构已经完成，而实际情况是，紧跟着香港回归而来的是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香港自然不能幸免于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重创。回归和金融风暴十分巧合地纠缠在一起，这让本就对香港的未来充满疑惑的香港人更加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何去何从再一次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对于这一段历史，香港电影又是如何呈现和叙述的呢？

《女人本色》（2007年，黄真真导）和《老港正传》（2007年，赵良骏导）虽然风格各异，但在表现香港与大陆等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方面仍有其相似之处。两部电影都涉及回归后香港的主体性建构及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联等诸多问题，明显表现出不同此前提到的《甜蜜蜜》和《梦醒时分》的表意策略。《女人本色》以回归时的香港开始展开故事，剧情跨度达十年之久，而《老港正传》则以“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1967年）作为起点，一直延续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时间跨度近（或）四十年。从这两部电影的叙述来看，虽然都是以香港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但自始至终制约着故事发生进程的并非香港本土，而是中国大陆历史及现实发展。这里的十年和四十年，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都是相当关键的时段，其发生的历史巨变某种程度上都直接影响着香港的进程及其与大陆的关系。这两部电影，与其说讲述的是香港本土的故事，不如说讲述的是大陆影响下的香港的故事。因此，对香港的主体性建构而言，问题不是要不要同中国大陆发生关联，而是如何发生关联以及怎么才能建立真正属于香港自身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移民电影更多的是处理回归前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以及自我主体建构上的摇摆不定的话，那么像《女人本色》等回归后的香港叙述则更多地是处理如何回归以及怎样建构起香港的中国认同问题了。《女人本色》的开头一幕极富象征意味，影片在两个镜头之间来回切换，一边是香港回归庆典实播，一边是宁达集团的商业庆典现场，而就在这个庆典上，宁达集团主席宣布罢免亲英行政总裁，这其实也是意在表明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的经济文化也正式告别英国时代而进入一个新的时空，整个电影叙述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影片取名“女人本色”，其实只是处理大陆——香港——英国的关系上的一种性别修辞策略。女性虽然生性柔弱但实际上柔中带刚，所谓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其能经受各种磨难而能矗立不倒，这或许就是影片取名“女人本色”的本意。影片也是以此来表现女主人公成在信的痛苦经历，先是巨额拆迁费被多年的亲戚兼邻居侵吞，而后丈夫丧生于车祸，自己又被公司炒掉，儿子得非典早夭，从小青梅竹马的学峰也染上非典一命呜呼，各种人生打击接踵而至，让她猝不及防难以承受，而就在她万念俱灰的时候，同大陆间的纽带（她和朋友到大陆投资情侣火锅店和王老吉凉茶的成功）使她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若说这是一种性别修辞上的策略的话，则是指成在信的人生磨难和转机，都不可避免地同香港回归后的现状和大陆的崛起纠缠在一起，她的灾难性的人生磨难与波及香港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有关，而她人生出现转机却是出于大陆的崛起及无限生机所赐，她后来的成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与其说是她的坚毅的性格让她战胜困难的话，不如说是大陆的崛起让她起死回生。可见，成在信的人生其实是与香港和大陆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或母亲在中华文化中向来与祖国或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如果说成在信（女人）磨难而坚强的一生象征着多灾多难而能重新崛起的中国的话，影片中香港回归后她人生磨难的叙述其实表征的就是对香港身份及其未来的一种想象和叙述。

同为表现大陆——香港——西方三地之间不同空间关系的电影，《老港正传》显得十分特别。其以一家三代人的经历讲述香港人的大陆情结，跨度之长，对大陆的认同之强烈，在香港同类电影中实属少见。影片在两条线索中展开故事情节。左长旺（黄秋生饰）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到北京并在天安门前留下一张照片，这一愿望因早年（文革到改革开放前）大陆和香港的隔绝而未能实现，而当有机会实现（报名参加北京旅行团）时，却又因为帮助别人而终于错过。老左的愿望虽然小，但这一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愿望，其实正与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血脉相连密切相关。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对香港和大陆人来说，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间段。香港经济的腾飞，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进入经济萧条，中国大陆的崛起，等等这一切都在老左和他的儿子身上得到生动形象的呈现。影片中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老左的儿子阿忠（郑中基饰）同阿敏（莫文蔚饰）的爱情人生经历。阿忠和阿敏从小青梅竹马，但他们所走的路线正好相反，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莫文蔚去了外国留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创业和爱情屡屡失败；阿忠则回到了大陆内地，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到内地淘金也多次失败，而一有机遇，终能成功。莫文蔚的失败和阿钟的成功，如放在中国大陆——香港——西方之间的关系谱系中去看的话，显然表达出影片对大陆的强烈认同和对西方的拒绝。如果说老左的愿望及其大陆情结更多地与特定时代和年龄限制有关的话，那么其子辈阿忠们的大陆创业其实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香港只有定位和依托大陆才有更好的未来。电影结尾阿敏回到阿忠身边，相约一起回到大陆无疑暗示了这点，而阿忠和老左计划到北京为奥运会做义工，无疑成了香港人中华认同的最好象征。与《女人本色》正面表现回归之后的香港何去何从不同的是，《老港正传》是从边缘处展开叙述的。老左和阿钟无疑都是香港社会的底层民众，但恰好是这样一个边缘视角，鲜明地呈现了香港民众与中国大陆间情感上的联系和强烈的认同感。其虽处边缘，但因联系着影片对中国大陆/香港/西方间不同空间关系的想象，实则是有大深意在。

四、香港梦的终结：《天水围的夜和雾》、《榴莲飘飘》和边缘叙述

或许，自从被分割出去以后，香港的现代史上从来就没有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辉煌。香港彼时虽然仍是英属殖民地，在与英国的空间关系中处于附庸地位，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大陆人心目中的乐园，正如李翘（《甜蜜蜜》）所说：“我们说的是广东话，看的是香港录像，喝的是维他奶，我们离香港那么近。”可见，在与大陆的空间关系谱系中，香港无疑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其虽曾处中国的一隅，但俨然成为优越于中国大陆的特定空间。故此，就有了国内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香港，开始他们的香港梦，“这是在香港，只要肯拼命干，什么都能行”（李翘）。

而如果追溯历史便会发现，其实自建国后，香港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大陆每每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波及到香港，《老港正传》中片头一段老左同大家的游行就与大陆彼时的“文革”有直接的关系，王家卫的《花样年华》（1997年）中房东一家移民海外，也与大陆彼时的“文革”对香港的冲击有关。而即使是在大陆彼时的文学（文化）文本中，香港也一直处于被质疑和排斥的地位，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中把香港来到广东探亲的人描述为骗子就可看出这种趋势。显然，香港空间地位的上升是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实行而开始的。彼时香港经济上的繁荣使得香港梦正式登陆中国大陆。大陆内地民众开始学说广东方言（粤语），就是一个明证。

其实像《甜蜜蜜》所表明的，香港既然不一定认同中国，自然不一定接纳每一个来自大陆的中国人。马莉（《梦醒时分》）来自大陆，但出身香港，或许能真正融入其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马莉尚且要从（香港）梦中醒来，面对现实，而对那些并非出身香港的大陆人，他们能被香港接纳吗？许鞍华的《天水围的夜和雾》（2009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文本。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电影，就像《老港正传》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或角度）叙述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一样，《天水围的夜和雾》也取自底层/边缘。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西北部，因地理位置偏远，医疗、教育、交通及社区服务等基础设施较差，无法吸引中产阶级及富裕阶层搬迁至此，结果使得天水围逐渐成为香港贫困阶层的聚居区。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区，仍旧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四川的姑娘晓玲（张静初饰演），她嫁给李森（任达华饰演）后从深圳搬到了这里。在这部电影中，各种空间关系纠缠在一起，既有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跨地区空间，又有香港和天水围之间的内部空间转换，同时还有深圳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区域空间。这些空间之间并不对等，明显存在着秩序上的等级关系。而一旦这种等级关系，对应着男女之间的两性秩序时，作为弱者的女性晓玲，其悲剧性的结局也就命中注定了。在中国大陆打工潮的冲击下，她来到深圳，又因认识了来自香港的李森而嫁到香港，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对香港梦的追寻竟然成为一条通向死亡的不归路。而惟其吊诡的是，她所委身的李森，已非当年马莉（《梦醒时分》）所能遇到的钻石王老五们，而是地地道道的甚至带有暴力倾向的香港底层市民。如果香港梦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其所献身的香港梦又有什么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影通过对香港梦的追寻的叙述，表达的其实是对香港梦的反讽，其以晓玲的悲剧意在告诉我们，香港梦对于晓玲来说，未有开始，其实早已谢幕了。它的悲剧也在在昭示出香港梦之于虚妄的一面。

对于大陆人而言，香港梦或许根本上就是一个恶梦，一个似曾拥有而实际并不存在的人造物。早在2000年，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就已敏锐地意识到这点。香港对于主人公阿燕（秦海璐饰）来说，只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嫖客，在那里只有满足和被满足、妓女和嫖客的关系，任何不切实际的梦想都是多余而欺骗人的东西。她用双程证来香港做短期妓女，没日没夜地拼命接客，而一旦归期已到，她就毫无犹豫地返回了大陆，没有任何留恋和幻想。在这部电影中，显然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深圳和内地间的空间关系有更深刻的思考。影片没有简单地从地域结构的角度去设计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而是从超级大都市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角度去思考现代文明对人类造成的深刻影响。现代大都市在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的同时，无疑又是以牺牲远为更多的东西为代价的，这或许就是现代文明之令人感到沉重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香港在这部电影中显然并不具备真正的地方志的意义，它只是现代文明中的一个符号而已。而如果说有香港梦这一东西存在的话，那也只能是现代文明迷梦的一部分。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它可能是美国梦，也可能是日本梦，或其他之类的东西，而一旦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国梦的正式登场，香港梦也就告一段落了，但作为现代迷梦的诸多变体却永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杰姆逊.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秩序[M]//杰姆逊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徐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傅庶，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13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