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吉耶维奇·莱温松 著 陈爱茹 译

从当前来看，俄罗斯社会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市场改革持否定态度。①在对社会民众进行有代表性地选取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问卷，统计大多数给出的答案。在本文作者的参与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的大众问卷调查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和小组辩论，都是围绕着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本文使用了这些结果。否定态度表现出持久性，延续了很多年，这一情况本身正在引起关注。显然，在社会意识中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刻板的论调，或者称为民间表达。这类民间表达与某些特定的名字或者概念黏附在一起，它们正在超越批判和反省的藩篱。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革命

当新现实抛弃“改革”理念并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时候，当时就能看出，叶利钦-盖达尔政府进行的变革，抑或说由他们开启的变革，可以载入史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变革堪称是“一场革命”。这是改革者的功绩，但其更大的功绩在于，这场革命的进行，暴力的使用降到了最低限度，即没有引发类似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爆发的内战，也没有引发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爆发的内战。

谈及革命，我们指的首先是人民生活发生的变化，先把政治上的变更略微放一放。尽管正是后者（指政治上的变更），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关注，它们被看成了是主要的东西。政治圈竭尽全力保证变更不发生逆转。但是，正是政治上的变更是可逆转的——真的，在当时，当人们认为“民主派”的胜利是最终的、绝不会改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政治上的变更是可逆转的。

在社会圈里，发生了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有一部分至今还在延续。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市场改革，讨论经济数据的变化过程是必需的。类似的观点通常是与经济研究人员的职业立场相关。但是，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贫困问题进行调研时，正是人们（居住人口），甚至在用“财富”、“贫困”、“赤贫”等术语描述改革的后果时，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的物质状况，自身状况中功利的方面，而是系统地对其进行了整体性描述。对他们而言，主要的事情不是他们变得贫穷，而是他们失去了作为独立的人、独立的家庭、完整的社会阶层的地位。这背后是整个生活结构的被摧毁。

市场改革导致的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改变：曾经的国有企业，都变成了私人所有；大型工厂不再开工，而是开了很多不大的公司；工业企业关闭，但是出现了大量的服务性企业。重要的是，对时间变换的主观感受发生了变化：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未来，而现在又失去了安全性和稳定性。

丧失了过去的内涵在于，曾经积累的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都贬值了。储蓄没有了，原有的威望不再能带来任何荣耀和尊重，已有的知识无处可用。这给老年人带来的打击尤其沉重，老年人打算依靠这些以各种方式被积累起来的资本生活。资本的丧失（一次就把全部资本一起都丧失了）获得了“掠夺人民”的称呼。人们责怪以Е.Т.盖达尔为首的改革者们“掠夺人民”。

丧失了未来的内涵，就在于很多社会阶层失去了关于“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的想象力。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人，失掉了共产主义前景，尽管他们人数并不多。停滞的苏联年代所具有的、典型的那种成百上千万的人对日常生活都持有“明天将像昨天一样”的信念丧失了。俄罗斯已经返回了文明国家的发展道路，很快，俄罗斯就会有与欧洲同样的福利，这个被普遍宣传的期望，存在了极短的时间，就失败了。

我们的同胞轻易就相信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这有助于驱除因选择的道路把国家引向无法预知的远方而引起的生活上的极其不舒服的感觉。当时的调查问卷显示，俄罗斯人示威性地拒绝考虑未来，他们断言，他们没有未来，他们也不知道，两周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更惶论长期的前景了。这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也会进行一些有长期考虑的活动（比如，20年分期贷款），但是对于国家的未来，他们拒绝向前看，哪怕是两年。

谈论到现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人把事情当前的状况理解为是暂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不真实的。他们不仅认为自身已经变动了的状况是不真实的，还认为国家的状况也是不真实的。正是已经习惯的事物秩序遭到摧毁并用“某种不清楚的”秩序来取代原有的秩序成了改革者的罪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在库尔茨克的火车站对一个女乞丐进行了访谈，还对一个被作为“俄罗斯的首富”推荐给我们的人进行了访谈，我们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的句式：“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会重新……”，第一种情况给出的答案是“我会在工厂工作”，第二种情况——“我会在研究院工作”。

大众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社会革命的特征。我们所研究的时期里发生的变化完全是革命性的。获取的新地位无法获得属于它们的稳定的评价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体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职员、教师的位置，变成了“个体户”、买卖人、商人。甚至是，在他们不仅恢复了曾经失去的财富，还变得更加富有的时候，他们的新地位也没有获得平稳的、积极的社会评价，在对他们而言十分具有威望的人眼中，在他们自己的眼中，都没有获得承认。因此，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失去了一切的人”。谈及自己的新财富，他们更愿意选择避而不谈或者惶恐地谈及，并幻想着恢复原来的“体面的”地位，而不是幻想着积累财富和扩大消费。

社会革命（本义是——“各个阶层的改变”）常常伴随着各个社会阶层地位的改变。在俄罗斯，盖达尔革命引发的，与其说是对革命表述习以为常的社会财富和阶级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主和农民），毋宁说是年龄组关系的变化。

老一代所积累的资本的丧失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方面。“充满灾难的90年代”让人终身难忘的还有引进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导致的一部分引人注目的俄罗斯人的快速致富。正如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主要是年轻人成了这些进程的参与者并且靠做生意发财致富了。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诸如拍卖、抵押这样一些交易，其结果是，为数不多的、幸运的未来“新俄罗斯人”变成了巨额财富的所有者。大多数年轻人投身到中小规模的商业贸易中去，这种情况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各自的家庭中，老一代（爷爷和奶奶）失去了存款，中年一代（父母亲）失去了工资或者工作，也就是说，失去了威望和地位，孩子们变成了供养人，这一角色和相应的父母亲的地位压迫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

当时，这场社会革命的规模和意义、其所带来的长期后果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随后也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革命配得上它革命的称呼，因为这场革命触动了社会结构。一些大众性职业（工人、士兵、工程师、教师等）和一些非大众性的、但是享有威望的群体（学者、作家等）的声誉被破坏。经济上新出现的部门所需要的律师和金融工作者的职业开始变得重要。很多事实都表明，对这类职业的需求早就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其高声誉的惯性还依然在保留。我们的研究显示，年轻人职业取向的改变，具有比对职业声望的反应更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属性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也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会根据基本上是全新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改变目标。

看来，俄罗斯将要仿效最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从工业经济提升到服务经济。可俄罗斯与最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仅仅是表面上的，微不足道的。这些最发达国家，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培育出的技术基础上，创建了其自身的服务型经济。在俄罗斯，服务经济是在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工业废墟上形成的，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工业，除了被解放的劳动力和生产用的场地，不能给俄罗斯提供任何其他的东西。

当代俄罗斯的服务部门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信息类服务、金融、卫生和汽车维修领域的服务。这部分就业人数不多，配备了现代（电子）技术，几乎从零开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年轻人及其父母都认为这里的工作岗位最有吸引力。因此，连续十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经济学家、律师和医生的专业都持续领先。

第二个部分——零售业。这部分有大量的企业和就业人数，技术含量低，这部分使用的主要是专业技术能力低的手工劳动。对工作人员的专长和业务水平提出的要求，在招聘售货员、服务员和推销员的广告中通常都不会提及。这是社会交往、联络、接受和转达信息的一种本领——通过个体的口头交流的方式体现出来。

现代服务行业的雇主，与其说他们把雇佣工人看成是革命前小酒馆的仆人、小店铺里掌柜的老婆这类历史原型，不如说是把他们看成了苏联时期商店里的售货员或者苏联时期饭店里的服务员。仆人和小店铺里掌柜的老婆的地位比他们为之提供服务的那些人地位还要低。

苏联的售货员和服务员在紧缺经济条件下，地位比买主和观众更优越。在现代条件下，“按照相同的水平”交往的情况具有大众性，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客户之间的差别不是地位，而是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有礼仪服务（诸如接待客人的礼仪）要符合场合，在这个意义上，礼仪服务人员的地位要从属于其所服务的客户的地位。

十分典型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谈到服务行业，雇主更青睐于选择受过教育、没有苏联经验负担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的终结

我们那些年所进行的研究显示，服务部门作为职业习惯和工作人员的标识所要求的那些细节，在苏联时期都是非职业性的，而是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说的是交际和推论的能力，接受令人起敬的、财产平均主义（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对待对手的准则、理解和重视书写文本的能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属于20世纪我们文化中“受教育的人”的交际和行为准则。

在我国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显示，负责作为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文化圈再生产的、属于苏联精英的一个组成部份的苏联知识分子，随着苏联制度的毁灭，正在离开。大部分证实广受宣传的、非常不愉快的知识分子感受的真相都投射在这个映像中，一方面，知识分子意识到总体性危机，意识到自己所习惯的世界的瓦解，自己被生活抛弃，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感觉正在丧失其所珍视的文化、道德、文明特性的生命力。

在盖达尔改革的初期，知识分子是其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但是，稍晚些时候，正是知识分子圈，出现了对改革者——“国家解体的罪人”进行尖锐批评的态度。知识分子自己生活世界的瓦解引领知识分子变成了这样。

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领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高等教育开始象中等教育一样，具有普及性。原先广为传颂的其培养优秀人才的价值观已经失去意义。教育开始付费——以公开和非公开（营私舞弊）的形式。民众接受了从苏联的“免费”教育制向新型付费教育制的过渡，把其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把它看成是从正确的（公正的、纯洁的、诚实的）人际关系模式向不正确的人际关系模式的过渡。道德滑坡的罪责就推给改革者承担。

况且，在新形势下，原来知识分子文化的体现者看到具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们失去了特权，失去了其自身地位的特殊性。他们正确地指出大学教育质量急剧地滑坡。年轻人不好好学习，并且仅仅是为了“包装”，收了很多学生的大学不好好教课。尽管，高等教育体制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发生在盖达尔已经离职几年之后，按照规矩，人们认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还是改革政府。

社会学研究显示，高等教育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导致大多数大学生没有获取所选大学最好专业知识的需求，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实践中丧失了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与教师之间的贿买关系成为了一种准则。一些人做出他们在传授知识的样子，另一些人做出他们在学习知识的样子。获得受教育的证书就是最终结果。

这一出丑的情形变成一种准则之后，就不再是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出丑的情形不是一种欺骗行为。接受大学毕业生工作的雇主没有想过，他们拥有的是毕业文凭上所标示出来的知识。我们那些年的研究显示，服务行业的雇主并不需要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对他们而言，高等教育文凭是为某些总体性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提供证明书。他们表示关心的仅限于识文断字、交际能力、对礼节和道德准则的把握和理解的层面，这些年轻人在大学里不用依靠专业化就可以获得的东西。这是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由教授们和教师们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的氛围，大学没有对这类知识领域提出任何看法。正是这些行为素养、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是年轻人在呆在大学里伪装学习的时间内能够掌握、想掌握和应该掌握的。

俄国苏维埃知识分子文化的道德基础以忠诚价值观为支柱。我们所描述的制度以腐败和欺骗为基础。暂且把道德滑坡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要指出，大众化版本的新教育体制没有完成原来的再生产知识分子的功能。它仅仅生产和售卖知识分子的标志，教授知识分子接人待物的礼节，这些知识分子接人待物的礼节在服务领域成了交际技巧。

教外语成为一种时髦。受过训练的人，不用过渡到别国的文化，不用变成英国人、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就可以拓宽自己的联络圈并解决自身面对的难题。就这样，知识分子（正在离去的阶级）的语言转给了另一些阶级在实践中使用。20世纪9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与苏联20世纪20年代初的文化革命形势有很多相似之处。

社会对改革的态度

社会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改革的态度永远都具有多种涵义。完全地、无保留地支持市场改革的人所占的比重很小，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它没有增加，有时候反而下滑了。稍晚些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并不稳定。不接受改革的公民的份额相对比它而言，是稳定的。到Б.Н.叶利钦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不接受改革的公民数量超过了人口的3/4（见表1）。①此处以及后面使用的调查问卷数据，都是根据相应年份的回答统计的百分比。获取这些数据的是从1987年开始是在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麾下的集体，从2003年开始——尤里·列瓦达分析中心。调查问卷是在有代表性地选取民众的基础上进行的（1991年之前——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的资料）。方法——按照居住地区进行私人访谈。选样——年满18周岁的1600人。按照接受问询的总人数分配百分比。难以回答的人所占的份额进行预留，它可以把数据补足到100%。

表1 您如何看待从1992年开始的改革，这场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还是更多的危害？

根据表1，2009年有48%的居民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危害，在27%感到难以回答的情况下，25%的俄罗斯人果断地认为这场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引起了关注。有48%的商人都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在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给出这样答案的也占主要份额（40%）。让人感兴趣的是，有41%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声称，由于改革，自己利益受损了，但他们依然认为改革对国家有利。甚至在商人中，支持改革的份额也是高于认为自己个人因改革而获益的人的份额。

认为改革“没有任何必要性”的回答者所占的份额逐年的变动不大（参见表2）。但是，随着时间变得更久远些，说改革具有破坏作用的人所占的份额显著缩小了：从1997年的42%，甚至在2002年达到了51%，变成了2010年的24%。于此同时，那些得出改革“有阵痛，但是必要的”结论的人所占的份额也在增长：从1999年的15%增长到了2009年的31%。

表2 1992年开启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列瓦达研究中心”2010年3月获得的数据，7%的俄罗斯成年居民认为，这场改革“对经济产生了绝对正面的影响”，24%——认为改革“没有任何必要”，22%——认为它们“给经济带来了破坏作用”。也就是说，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份额占到俄罗斯人的30%多，而对其持否定观点的俄罗斯占到46%。

应该说，1985年М.С.戈尔巴乔夫打着“重建”旗号开始的改革，现今也遭遇了相同的态度：26%的看到了它们的正面作用，而44%的人——负面的作用。

大多数不到40岁的人，赞同改革“有阵痛，但是必要的”，“对经济产生了正面影响”。特别要指出，甚至在“遭到掠夺”的退休人员里，也有27%的人承认，叶利钦—盖达尔政府进行的改革是必要的、有益的。

不只一次地不得不听到，诸如损害了“改革”一词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声誉。一些人指责盖达尔，另一些人指责那些扭曲了盖达尔的初衷的人。我们的数据显示，现今并没有不愿意接受改革思想本身的。事实是，有50%多的人支持继续改革，前提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并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还有23%的人支持将纯盖达尔精神的改革进行到底，也就是削弱国家的作用。拥护改革的人的份额合起来正好是73%。

谁得到了好处？

从1996到2003年间，有52—56%的俄罗斯人认为，如果俄罗斯一切都保留为改革前的样子，会更好，在2004—2007年间，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份额降低到42—48%，而2008年——31%（见表3）。

表3 您是否同意，如果国家的一切都保留为1985年之前，也就是改革之前的样子，国家会更好？

对苏维埃时代如此的陶醉和思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巨大变动的后果。最初，改革思想作为对生活的一种重建，从过时的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用自由市场取代国家调控的建议，在社会上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并由此带来居民社会福利的实际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的希望增强了。对瑞典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热议，表明俄罗斯人想在公平分配和享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前提下，把讲求效率的经济、国民财富的增长添加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去。

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开启的改革，就是想朝着这个前景发展的，但是怎样能够达到最终目标或者遥远的目标呢。而最迫切的目标是要使国家免受经济崩溃、饥荒和内战的威胁。选择启动自由贸易机制是手段，自由贸易可以解决那时已经消失的城市商品粮和第一部类商品的供应问题。但是，今天，二十年之后，产生了大众意识的谬见——大众意识将商品的消失归咎于开始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处都在散布一种假设，说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们，作为一个拥有特定利益的、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只有在社会变革中看到了自己的好处，能够让社会变革给自身带来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允许进行迫切的社会变革。好像，这一预言应验了——不仅仅是在对待私有化企业股份所有权方面。在各种情况下，国家的发展都严重偏离了盖达尔设计的轨道。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开启的改革，应该在自由民主社会所固有的社会参与和对现政权进行监督的自由民主社会背景下收获果实。在拟议中，市场经济将要在公民大众倡议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在行政供应系统崩溃的情况下，大众性的、可以使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免于遭受商品荒的“皮包商”，可以作为这种倡议的例证。

这一模式预先规定了社会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管理。其中没有苏维埃独裁的官僚主义垂直体系的立锥之地。改革政府努力地拆除苏维埃制度的经济基础——不仅仅依靠私有化的途径，还在解决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既从政治上，又从技术上竭尽全力使旧制度无法复辟。

现今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能够像俄罗斯官僚那样善于利用市场化改革。它的影响力甚至都超过了资产阶级，根据理论，资产阶级应该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演员。

在俄罗斯建立起来的制度，不应该被看成是苏维埃秩序的完全恢复。在任何情况下，大概都不能把为了现时的利益使用苏维埃的颂歌或者把苏维埃的历史看成是“黄金世纪”的怀旧情绪称为复辟。①根据最近5年的调查问卷，对20世纪俄国史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评价最高。

如果谈到复辟，那也只能说是以更丑陋的形式重建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垂直体系。在现有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支持下形成的行政垂直体系，由总统、政府、省长、市长和更底层的行政管理机关组成，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它自愿而又有选择地完成当局的立法和司法职能。这个垂直体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涵义在于，其作出的决议不容质疑，而且它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今天，人民把它理解为真正的当局，而议会和法院——是附属的权力机构或者装饰品。正是专家同执政当局和它的战斗队——警察、联邦安全局、检查机关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俄罗斯腐败的空前繁荣。

同时，不得不承认，存在事实上的政治竞争，新的“执政党”肆无忌惮地使用行政杠杆和对电视节目的监督权，变成了“主导性的和引导性的党”。也就是说，发生了党的权力的部分复辟。在中断十年之后，这样的体系再次出现，改革者要为此承担责任吗？

可以谈谈有关国家所有制的复辟。在苏联晚期，从形式上看，企业都归国有，依赖全民所有的资源抵补自己的开支，而它们获得的利润在主管人和其他私有者之间分配。近些年，创建国有公司的法律形式证明，正在回归这类实践，国家从预算中给企业单位拨付补助金，同样地，为国家享有控股权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在俄罗斯民主和俄罗斯市场的这样一种发展历程背景下，在不同的时期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俄罗斯人对市场改革的态度不可能是统一的。在1992—1993年间②由于各种技术原因，1992—1993年的数据无法与近些年的数据进行准确的对比。，当盖达尔改革已经变为紧迫的现实的时候，绝大多数或者说相对的多数都表示支持其发展。随后的发展进程参见表4。

表4 市场化改革是应该继续还是停止，您怎么看？

在任何情况下，民众都不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表5）。

表5 1992年开始的改革的所有后果正受到关注，您本人和您的家庭从这些年发生的变革中获利了还是受损了？

什么干扰了改革？

在回答问题时：“为什么在俄罗斯伴随着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进行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51%的受访者把“执政精英的腐败”看成是主要原因。我们还记得Д.А.梅德韦杰夫说过的一段话：腐败——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恶习，相比较那些遭受俄罗斯民众批评的指责而言，俄罗斯民众维护的是国家的一般状况。支持率超过了80%。通常认为官僚分子是腐败的主体。这样，俄罗斯人间接地支持上面得出的论断，即官僚分子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扭转改革的进程，以便使改革进程变得对自身更有利。

一种情形是，官僚的干涉部分地导致改革放慢了，或者说，偏离了改革倡议者所深思熟虑的结果；另一种情形——完全冻结了改革，或者说，产生的结果与所预期结果彻底，乃至完全相反。16%的受访者直接把“官吏的阻挠、暗中对抗”作为改革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

就盖达尔的改革而言，当前还需要评估，其结果与预期结果偏离了多远，这一偏离在多大程度是由外力采取干预活动引起的。这样的干预活动到底可以走多远，是可以评判的，因为盖达尔被从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职位上撤掉，并在接受任命13个月之后就被排挤出对改革进程的管控。

继腐败之后，排在第二位的是“缺乏深思熟虑的进行改革的纲领”，有少部分受访者（29%）指出了这个原因，还有24%的受访者援引了“政府缺少有专业知识的、职业化的经济学家”。可以理解，普通的俄罗斯人没有足够的信息进行诸如此类评判。在这种情况下，说的是他们对大众传媒针对叶利钦—盖达尔政府的坚持不懈的批评领悟的能力强，大众传媒坚持不懈的批判丰富了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纲领和具有专业知识的经济学家的指责。我们不会讨论，到底是谁说出了这些指责的话语，到底是谁在证明，正是他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纲领，到底是谁把自己当成是有最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专家推荐自己。

有15%的受访者指出“改革方针本身的不正确”，13%——“在进行改革时，没有连贯性，速度慢”。就本质而言，这是在进行改革时，外力采取了干预行动这个话题的继续。但是，完全相反的论题：伴随着民主和市场改革，俄罗斯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速度过快，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也获得了同样的支持率。

在进行改革的时候，盖达尔改革没有被称为“休克疗法”。这个术语当时是与另一个国家和另一个社会背景下进行改革（指玻利维亚——笔者注）紧密联系在一起。晚些时候，人们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反应出来的是否定的内涵，说的是疗法的效果。对很多人来说，改革实际上成为了休克，他们记住的正是这一点。在人民中，有关盖达尔的不好的记忆预先就带有这些根源。

因过于突然的行动，对改革者的批判伴随着两个最重要的议题。16%的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和市场改革“与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不相容”。毫无疑问，这样说的是改革的反对派。但是，也有同样多的人（18%）看到，阻力在于“人们没有学会在市场和民主条件下生活”，人民的“创新精神和劳动意愿”匮乏。这些看法说的是一回事，但是被改革的拥护者和符合很多俄罗斯人特点的批判者共同提出来。

但是，把“亲市场的或者反市场的”、“亲民主的或者反民主的”趋向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人民，归咎于由众多的派别、组织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都不是理性的态度。从1985年至今的俄罗斯历史表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既支持带有市场—民主性质的改革，又说出了反对带有市场—民主性质的改革的意思。在这方面，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证。当社会熟悉了民主和市场，社会上的大多数可以团结在亲民主和亲市场立场上。失望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不让这些制度的赞同方建成这些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与霸权制度不能共存，尽管有人尝试援引皮诺切特（Пиночет）时期的智利（Чили）为例，企图向人民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与霸权制度能够并存。结果是俄罗斯经济转轨只实现了局部自由。与宣布俄罗斯国家的社会性相关联的俄罗斯人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多余”人

调查问卷显示，改革的反对者在仇恨改革者和盖达尔本人时，对俄罗斯注定要进行这些改革，对这些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独特理解。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户外调查研究的时候，作为绝对可靠的信息，传给我们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ЦРУ）（其他版本——美国国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一个把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由于我们的苏维埃经济不适合此事，应该毁掉它并建立新的、更有效的经济。在这个新的、更有效经济中，约1/3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就足够了，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应该消灭他们。西方授权叶利钦和盖达尔来进行这项工作。改革的目标是让1/3积极的人口融入新经济，而剩下的2/3人口尽快消灭掉。在回答者的讲述中，也同样偶然地碰到了西方有这样的一个秘密计划的信息和盖达尔在一次发言中，亲口说大多数俄罗斯人都不需要的消息。

对人们而言，在这类观点中，有代表性的首推左翼的、亲共产主义的方面，他们同意“民主派”有关改革对俄罗斯而言，具有历史上的不可避免性。这些神话的内涵——后苏联的居民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在历史上毫无意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相信敌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作为其“代理人”的盖达尔。比改革者所保证的，民主—市场的未来——对所有人都是节日，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么，现在人口的2/3在这个现代化的国家中都会没有位置，没有事情可以做。”

需要重复的是，在这类谈话中，我们认为主要的不是针对改革者的责备，而是内心同意这样的推测。如果承认改革的必要性和向未来发展的必要性，那么，他们就认为，所描述的牺牲不可避免。人们完全可能拒绝依靠这样的代价把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前景。难怪在1996年有超过1/2的俄罗斯人，在2009年——有超过1/3的俄罗斯人宣称，如果国家保留在改革前的样子，一切会更好。

曾幻想市场经济和将民主作为社会制度的人民，正要奔向“好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充盈着富有成效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品，今天，新社会主义在完全与以往不同的条件下表现自己。受行政管理机关年金拖累的市场经济，没有给私有制提供充满希望的保障，却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的诸多因素，不能保证非能源部门的高速发展。俄罗斯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比邻国中国低很多，生产成本极高，而产品质量低。现在的制度仅是分配靠自然资源获得的、与劳动附加值、与居民的群众性自主积极性没有任何关系的收入。居民比发达国家相对低的收入水平就是这种情况的后果。

正在到来的未来好像并不是盖达尔改革时期其拥护者和其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上面叙述的那些神话今天已经不再讲述。很少有人怀疑，普京是美国势力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是思考，那么，那些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并把自己看成是类似于“一粒沙土”的人的毫无意义的私人感受，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动。的确，它的框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当今经济的本质，就像人民所想像的那个样子，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原料型经济，它不再是工业经济。

“我们在靠出售大自然的矿物储存生存”。“今天无论是谁都不是在从事劳动，所有的人都在经商”。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眼中，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商业人，从来不认为在企业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劳动。并且，将军事工业委员会（ВПК）的企业置于企业类别是受到质疑的。真正的劳动——就是以巩固国防能力的名义进行的劳动。

市场改革急剧地缩减了军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成百上千万的劳动人民失去了苏联宣传所灌输的——“工人的骄傲”地位。这些企业原有的工人主要都转向了服务部门或者贸易中的工作岗位。从工资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合乎要求的，但是，有人不让工作人员产生这种自豪感。

值得补充的是，在苏联军事工业化时代，存在着地位不平等的社会角色的等级划分。为军人提供武器的工业（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和战士的角色通常都是男性承担。妇女承担的都是辅助性的，服务性（贸易或者公共饮食业）的角色。

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ВВП）的主要部分现在都是由石油天然气部门创造的。在这些部门就业的不是1/3，而是3%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调查问卷的回答者们说，国民财富是靠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而剩下的人分配和再分配这些财富（就像一个问卷回答者所描述的“他们据为己有”）。

以上所描述的这种没有明说的、自己毫无用处的感受，是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低廉在一些男性居民中扩散的原因之一。在自己和他人的致残或者死亡面前，他们恐惧的门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全下来的有关人的命运、有关男人的标准作用，就是当一名战士和矿工的各种观念之间的不一致，另一方面，这些理想中的人物存在的可能性范围狭窄——实际的或者潜在的暴力必然广为传播。男人们努力地争取进入依靠体力的、受保护的任何刑事犯罪组织，也就是说，制度正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与暴力结合起来。

另一个后果——嗜酒过度、麻醉剂上瘾的普及，一方面，成为填补男人地位和作用的各种标准概念间形成的裂痕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成为填补现有劳动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间形成的裂痕的一种手段。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属于俄罗斯文明的居民中，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做出对自己健康不利的决定占优势的这种情况，在苏联的最后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男人被迫转向服务部门，落入了原来非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属于非军事和非工业的、地位不太受尊重的地带。来自这里的有如此被广泛宣传的排外性，对“迁入者”的仇恨。

在俄罗斯人和其他的民族派别之间几乎没有争取工作岗位，争夺薪资、收入来源的实际竞争。针对他们的主张没有经济性，可以归结为带有伦理学性，可以说，带有标签性：“把自己表现得像是主人一样！”经典的“陆续来到这里的人”很快就开始反对异己入侵“我们的”地理空间。但是，潜伏在其下面的——那些自己不得不在别人的社会空间活动的人们相信自己的感受，在别人的社会活动空间，他们感觉自己比这些不受其尊重的外人能力更弱。

对盖达尔之死的反应

在俄罗斯社会，对去世的社会活动家，人们通常会比他在世时说更多的好话。死亡好像给他正确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带来了认可。如果说在Е.Т.盖达尔的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则远不是在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是这样。有关他在2009年12月15日死亡的消息，有40%的受访者没产生任何感受，30%——感觉到可惜，10%——悲痛，10%——悲喜交加，有2%——兴奋，4%——满意。

实际上，俄罗斯社会感到“悲喜交加”是因为与盖达尔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改革。受过教育的人们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宣称因损失而带来的苦难，专家、领导，哪怕是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赢得了盖达尔改革。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商人-阶级——难道必须有盖达尔改革它才能够产生吗？——剩下的数量不多的人们表示的是遗憾和悲伤。他的哀悼消息基本“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感觉”。

我不只一次地听到，退休人员比其他人更仇恨盖达尔。但是，只有6%的退休人员在知悉他死亡的消息时感到“满意”，只比平均数（4%）高一点点。对盖达尔逝世的反应，很显然，集中体现了对他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态度：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态度也不一样，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里面，态度的内涵本身都带有矛盾性。

拒绝起立为盖达尔默哀的俄罗斯议会的人民代表们装出样子来表明，现在的政治精英不再认为自己与改革提出的那个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有关系。这种表态正在说出现在的人民代表团体的道德。但是，它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示给那些想要研究明白的人，改革者为了什么承担，而又是为了什么不承担历史责任。可以说，现在的人民代表们用自己拒绝起立剥夺了盖达尔为那个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将其合法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承担的责任。

那时正在等待公布普京总统任期的结束，不单纯依靠石油收入提高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水平成为一种可能。来自于他们的这些税收和收入，被俄罗斯经济吸收的程度、依据俄罗斯经济所具有的市场性程度而定。而这一切，也都应该算作是叶利钦—盖达尔政府执行的改革的最终成果。正是借助于叶利钦—盖达尔政府执行的改革，能够通过正在形成的新的服务部门、中小企业主，把归入国家的石油收入从最富有的人那里，向不太富有的人以及更低收入的人群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没有这些市场的毛细血管，就没有民众收入的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出现倾斜并单独地接受了，在这种意义上，也是承认了国家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俄罗斯的舆论界并没有把它们与叶利钦—盖达尔政府联结在一起。对于盖达尔，特有的刻板论调大行其道。他们不允许民众根据优点来评价改革者和盖达尔本人对俄罗斯现代化的贡献。但是，更重要的在于，改革者所奠定的民主和市场发展方向，暂时还没有收获他们预期的结果。国家发展走上了另外的一条道路，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