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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道路研究的若干问题*

2014-03-16朱炳元

观察与思考 2014年11期
关键词:改革开放道路特色

□朱炳元

从字面上看,中国道路似乎应该包括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这三个时期走过的道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建设道路是改革开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艰苦探索,也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党的正式文件中形成共识的中国道路,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因此,本文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道路产生的历史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牢牢把握这一主题和主线,就能深刻揭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奋斗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为了救亡图存,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爱国人士领导的反侵略斗争失败了,旧式的农民起义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良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失败了。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十月革命的道路,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艰难坎坷的探索中,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但是也犯下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我党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不断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领导集体,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道路。

理论是道路之魂。一个国家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一定会形成相应的理论成就,如果缺乏这样的理论成就,即使已经实现了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也很难说是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道路发展规律的理论反映。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这一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体系不是封闭的和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精神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中国道路的胜利前进提供了行动指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中国道路的历史使命及其深化和拓展

中国道路是在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和发展的。问题是时代的呼唤、理论创新的源泉。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中国道路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不仅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样的“宏观”问题;也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的“中观”问题;还应该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眼前利益的“微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党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道路走向深入的标志和体现。

随着中国道路内涵的不断深化,党对中国道路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理论思考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十五大、十六大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拓展,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略更加成熟、发展目的更加明确、发展内涵更加丰富,展现了中国道路的外延不断拓展的生动历程。

(四)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是通过对我们党90多年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的深刻总结,揭示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由一系列环节所构成的普遍趋势,指出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必然的、普遍的和本质的联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丰富和深化对中国道路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社会全面进步;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坚持立足中国,又坚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机械运用,也不是对别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盲目照搬。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是对中国道路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这八项基本要求,从主体地位、根本任务、必由之路、内在要求、根本原则、本质属性、必然选择、领导核心等八个方面,回应了当前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未来的科学把握,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的指导性,标志着党对中国道路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道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合中国的国情,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中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中国道路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二、中国道路研究中的几对重要关系

(一)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研究中国道路,既要看到它与其他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又要分清它和其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道路没有偏离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大道,而是人类文明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世界文明的共同特性。这种共同性和统一性,集中地体现在中国道路的形成,同样经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的、各个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样“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3页。的延续,同样具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内涵。统一性意味着世界历史进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寻规律并按照规律办事的结果。但是,中国道路又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某种特殊的民族形式和反映一定历史时代要求的具体形式存在着。与其他各种道路相比较,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内涵,它形成和展开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国道路,既要提炼它的特殊性,又要归纳它的普遍性,还要阐释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具体的和难度很大的复杂的工作,但是又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道路的关系

研究中国道路,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在一些具体方法和手段上的相同性和共同点,又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其他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避免出现混淆或“趋同”。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世界上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状态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为丰富人类实现自身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了选择,也为发达国家反思自身的信条提供了启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一定是所有国家的理性选择,还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符合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但是,既然中西方的发展道路都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例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等等。这就为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基本制度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搞私有化、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多元文化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文化。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区别,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图谋。

(三)改革开放前的道路和改革开放后的道路的关系

研究中国道路,既要把重点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上,又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前30年为后30多年打下的基础作用,避免脱节。对中国道路的时间界定不能无限扩展,否则就无法确定研究对象和明确研究目的。中国道路当然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道路和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但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前30年创立的制度基础,没有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般说来,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基础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打下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后30多年取得的。正是有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

(四)坚持走中国道路与排除“左”、右倾向干扰的关系

中国道路之所以是一条正确道路,在于它既否定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拒绝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证明,封闭僵化的老路缺少生命力,不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而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搞“全盘西化”,只能是亡党亡国,自取灭亡。现在有的人议论这条道路、那条道路,有的想拉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有的想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对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我们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坚持中国道路不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为了赢得某些人的掌声和喝彩。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应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顶住,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的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一条新型道路。它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避免了那种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老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人民的战略选择。我们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才能和平相处。”①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中国再也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四分五裂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中国人民又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中国人民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深化中国道路研究的深远意义

(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当前,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等系列讲话精神的研究引向深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反映了近代以来历代仁人志士的美好夙愿,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指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提炼成功的经验,找到存在的问题,明确前进的方向,从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这就需要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并且通过与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和分析,深刻地认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深刻性,从而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奋力开启中国道路的新征程。通过这样的研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了,干革命、搞建设和搞改革,说到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当然,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中国化的内涵会不断深化,外延会不断拓展。但是只要共产党还存在,不变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不会改变。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就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相结合。这一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道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研究中国道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道路,要求把握时代主题、符合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始终赶上时代的步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研究中国道路,就是要研究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实践。通过对中国道路和模式的理论总结,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理论著作,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教材,这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三)提升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由于我们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研究和宣传不够,对国际上歪曲甚至诽谤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现象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现在国际上“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对于友好人士的赞誉,当然表示感谢;对于善意的批评,应该虚心接受;对于恶意的攻击,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研究中国道路的理论高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中国道路的阐释权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适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中国人最清楚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真谛,最有资格对中国道路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总结。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别人推介几千年前的孔子思想,应该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把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并且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繁荣昌盛的中国介绍给全世界。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把握中国道路的阐述权和话语权,把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做法清楚而真实地介绍给全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了解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是中国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关于从什么出发来提出和探讨以后的道路问题,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矛盾和问题出发,在不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出发,如“普世价值”、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不应当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从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中国道路的一系列做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前提的,是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条件为依据的。“普世价值”到底有没有?人类社会是不是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可以进行讨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这就有问题了。至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目的就是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把世界纳入有利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轨道,使西方的优势和既得利益能够得到长期保持。另一方面,在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干扰的情况下,又要警惕“左”的倾向的干扰。有的人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他们搬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某些个别结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和封闭僵化的老路。这种思潮又从“左”的方面干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样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选择。我们研究中国道路,总结历史经验,看到存在问题,就是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保证我们的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为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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