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锴

立足于当下 远瞩于未来
——兼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旨趣

□韩锴

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往往更具有存量改革的意味。它要持续进行，必然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之既得利益的调整，所以改革的推进会困难重重，阻力多多，乃至举步为艰。本着现实与理想结合，实然与应然兼顾的理路，从在改革认识上明辨草创之难与守成之难的各自特点、在改革思路上认清立足现实与理想向往的各具其理、在改革理念上洞悉人为努力与遵循规律的各具意义、在改革内容上关注实然思维与应然思维的各自优劣、在改革路径上明察顶层设计和摸石过河的各自优长、在改革评判上透视形似改革与神似改革的各自意蕴六个方面的视野，论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旨趣，期望有助于人们树立起推进深化改革的正确观念。

深化改革 草创守成 实然应然 规律人为 形似神似

任何改革于其初期多属增量改革，为此，由于多数人往往因能分享到改革的胜利成果而取支持的态度，从而使改革的进行比较顺利。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必然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时人人分羹的局面会随之消失而进入增量和存量改革相结合的调整期。这时，在增量改革期已获得奶酪的阶层会由于存在决定意识的作用而或主观故意或主观无意地千方百计地采取保护利益举措，于是改革就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这时的改革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加以坚持才能持续不断进行的了。本文试图就改革攻坚期应当具有的理念进行一番深沉的思考，以期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一、在改革认识上，辨明草创之难与守成之难的各自特点

草创相当于我们讲的革命，守成相当于我们讲的持续改革以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革命往往革的是敌对势力的命，它由于目标明确而比较容易在奋斗中凝聚革命阶层的整体力量。而改革往往要变革的是现有体制。因为这个现有体制会随革命的成功，建设的进行和改革的深入而使其某些环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减弱甚至缺乏了活力，但它对于该体制内处于优势地位之阶层的多数人而言，往往仍然处于有利可图的过程。这时的改革就必然触动体制内一部分人的奶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难于革命，守成艰于草创。

草创与守成孰难，是《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在开篇“君道第一”中就加以讨论的问题。“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①吴兢：《贞观政要》，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页。

实际上正如房玄龄所言，草创必须“攻破乃降、战胜乃克”，也是极其艰难的过程。但创业之难，虽庸人亦知其然，而守成之难，虽明者亦有所忽。正因为创业之难人皆知之，所以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创业之功者多。其原因乃守成之君生于皇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且身处顺境以致不知稼穑之艰辛而易丧其德。可见草创之难重在勇敢对敌，而守成之难则重在克服内心的奢欲和私心。它们各有特点。

守成需要不断地改革。任何制度都有其有效期，都有一个从制订、生效、高效而衰亡的过程。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过了有效期的体制机制如不改革，就会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所以改革就是守住社会主义的阵地，守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守住科学发展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进而守住中华民族实现富强梦的通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伴随守成过程的改革，不外两种，一种是调动人们争取更高世俗生活水平的积极性的增量改革。二是适应人们追求平等心性和公正愿望的存量改革。一般而言，增量改革会在短期内使人们的积极性获得空前高涨乃至喷发，且由于人人可以享受改革成果而至于皆大欢喜。但增量改革不断持续必须转向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阶段。这时改革就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这时的改革就既要在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上着眼，也要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各阶层和谐相处上着力。也就是既要革除以往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效力低下的缺陷，又要防止在追求效率中无视社会主义追求相对公平正义之本质的错误倾向。

然而守成过程中的存量改革是更为艰难困苦的改革。因为存量改革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且关于财富的人性特点是由少向多易，而由多向少难，即经济学上讲的钢性原理，关于消费的人性特点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即人性理论中讲的人性的弱点。这种人性的弱点，甚至可以严重地说是人性的顽疾，顺之易，变而化之难。这也正是杜牧《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原因所在。人性的奢靡倾向是难以撼动的，吃喜美食，衣爱轻裘，住美宫殿的向往力量难以遏制。这也是意志不坚定者往往容易被权力和金钱驱使甚至打倒的原因所在。应该说，这也是黑格尔讲“没有人会按历史的经验去行事”的理由所在。因为历史研究总结出的往往是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的规律，如统治者不能过度奢侈，生活过份奢华民力会不堪承受。在此条件下人民会由于不堪忍受过度的赋税而革命造反。但谁又能依此规律而行呢？因为这种规律可以说径直是与人性背道而驰的。这种与人性相背的规律只有少数睿智的统治者和执政者才能够吸纳并作为鉴戒。

作为守成措施的存量改革也一样，要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是极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把深化改革视为攻坚战，并号召党员干部“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要明白作为守成的改革，关键的是要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和既得利益的作怪，并以长治久安的战略眼光审视改革，支持改革，乃至带头改革。

二、在改革思路上，认清立足现实与理想向往的各具其理

现实与理想始终是人类不可须臾离之的一对必须深刻认识和娴熟把握的矛盾统一体。在改革思路上我们永远不能脱离现实。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③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但是着眼于现实与面向未来并非绝对矛盾。“人是追求和创造理想世界的动物。对理想社会的探索与建构，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向导。”④叶泽雄：《社会理想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而且人类的行为没有理想必然陷入庸俗，陷入无从努力的盲目境地和懒得努力的懒政局面，以至于让社会的演变陷入“脚踏西瓜皮，滑向哪里是哪里”的泥坑。

现实中，人们往往将乌托邦的理想性和空想联系起来，并采取轻视乃至蔑视的态度加以观照。实际上，自从16世纪英国大法官莫尔提出“乌托邦”之后，作为现代形态的乌托邦往往与启蒙运动相伴随，它是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激发了思想家从进步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历史，而且容许他们以无限可能的方式去设想和构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有了这种理性的武装，人类能够重新塑造社会乃至于自身，而且这个重塑的过程是拥有无限空间，永无止境的不断向善的过程。且从几百年的客观实践看，人类确实从这种重塑中获得极大的利益和幸福。①[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理论教程》，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401页。

这种利益和幸福的获得就取决于理想对当下现实缺陷加以克服的超前性，对人类基于理性思考而确定的发展走向的创造性，对现实社会不合理内容的批判性，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规范性，总之取决于社会理想的价值取向性，从而让社会发展得更切合人们自己的本性。这也许就是社会理想对人类社会的正确推动作用的正能量之所在，大概也是后现代理论注重社会构建作用并获得人们赞许的理由所在。

理想应该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梦的问题。在中国文字的语境中，梦似乎不那么充满褒义，但在英文语境中，梦与理想比较接近，大有愿景或目标的含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既立足于当下，又远瞩于未来，既从现实出发，又追求梦想，向往未来，两者不可或缺。中国梦就是既出于现实又展望未来的奋斗目标，由个人梦组成群体梦，由群体梦构成社会梦和国家梦，从而让社会发展得既有利于人的个体快乐和幸福梦的实现，又有利于社会和国家整体富强梦的成真。

理想、中国梦还与社会进步相伴随。进步的本意是进展，即向前的运动。平行的移动不是进步，进步是向更好的方向前进。而且这个更好的方向是按人的理性标准加以衡量、具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征的。凡是不利于人的都不能算是进步，进步就必须是有利于人的。当然这个人是大写的人，是多数的人，是人类整体的人，按照环境主义者理解还是一代一代人总加的整体，是横向所有，纵向各代的人。理想和中国梦就是源于现实的引导人们前进的目标。在理想和梦想的感召下，人类正日益在物质上把自身从贫穷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在思想文化上把自身从无知和迷信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政治上把自身从臣民顺民的困局中解放出来，走向全面的解放。

当然理想也一刻不能与现实脱节，与现实脱节的绝不是理想而是空想。当前的改革必须面对现实，面向实际，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干部队伍四风问题比较严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所以我们在改革中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与向往理想目标结合起来，视解决了实际问题，就是向理想靠近了一步；视向理想靠近一步，就是现实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古今中外科学的理想都是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期盼。理想的实现必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途径。无视理想的改革不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好，甚至会使社会变得更糟，与现实脱节的改革也无助于中国人民富裕梦和我们国家富强梦的现实。

三、在改革理念上，洞悉人为努力与遵循规律的各具意义

改革就是要既遵循规律，又发挥人为作用地进行。不遵循规律地发挥人为作用，那是胡作非为。不发挥人为作用，只讲遵循规律就有可能被懒政之人加以利用，以致无所作为。

人为作用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我们知道自然界与社会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自然界在没有人加入以前及没有人加入的情况下的运动是纯客观的，它与人无涉。但社会不同，社会是人的社会，离开了人，就无从言社会。社会是人的作用参与到其规律的演进过程之中的。所以社会规律离不开人的活动及其作用。而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社会规律中有人的作用就是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可以说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的主观能动性便永久地参与到了历史的推动和创造之中。因此陈先达说：“人的主观性是历史观中难以解开的死结，主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在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中形成的，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确实无法否认，这也是历史唯心主义为何难以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来的根本原因所在。”③陈先达：《史论拾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239页。所以人类的改革既无法否定的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以至陷入动物式地单纯适应环境的无所作为，也要克服片面夸大主体性和主观性地无视客观制约地蛮横作派。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人强调人为努力的观念是在反神本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主要体现在商周交替之际。殷人比较重天命，认为天命垂青于殷，所以任何部族奈何它不得。殷周交替的历史事实，使人们开始用政治家的品德来解释天命，并分析政权归属的终极动因。当然在重视人为作用的初期，英雄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民史观只隐隐约约地在人们的心底开始萌芽，如武王伐纣时，纣王士兵的阵前倒戈就是催促人们产生人民史观的实践因素。直到西汉，文人士大夫仍然视人为努力为可行而有效。所以直到司马迁写《史记·项羽本纪》仍然认为项羽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一句话，司马迁婉转地认为项羽非天亡之，而是人为努力的思路有误，是人为努力的方向出了问题，即“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不汲取秦始皇以暴力治天下的失败教训。吕思勉认为自王莽改革失败之后，政治家的眼光为之一变。“社会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认为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②吕思勉：《中国历代兴衰十六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7页。。这以后就出现了东汉家族自保的坞堡和自顾小家的庄园经济，甚至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政权更迭之际，士大夫们咸与维新的自保观念。这是视国事为“无从人为”观念支配下的行为方式。

实际上，人为努力与遵循规律的关系，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在客观规律与人为努力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社会规律本身是包含个人的人为和群体的努力因素的，且在更深层次上还包涵民心的向背。只不过这种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心理和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现实罢了。而且历史的发展又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最后呈现的是力的多边作用的棱型状态。当然个人、群体和人类越是认清民情，并把握包括人心向背在内的社会规律就越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并在社会发展中起正能量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也特别注意人为努力和遵循规律的关系。他说：“我们说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就是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审度时宜，虑而后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③《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7日。这里讲的审度时宜，就是审查认清并进而把握时事局势和做事时机，从而采取更加适宜的举措。这就是认识规律，发挥人为作用和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这里讲的“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就是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在改革中努力而为的一种积极有为的做事心态。且当前越是问题多多，人们主观上越容易产生不欲变动的心态，期望依然维持既得利益的想法也多多的时期，越要把握人类社会“心态向平”的规律而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必须注重公平正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容之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更加幸福，并依此规律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传统而深入进行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全方位改革，坚决克服那些或由利益驱使或由落后观念决定的不改革甚至反改革障碍。

四、在改革内容上，关注实然思维与应然思维的各自优劣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用六个“紧紧围绕”来表明改革的内容，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的改革均涉及实然思维与应然思维的问题。实然思维与工具理性相联系，应然思维与价值理性相联系。实然思维虽然强调从实际出发，但往往容易忽略了长远的谋略和终极的目标，缺乏对事物发展应然趋向的思虑。应然思维比较能从趋势和规律方面思考现状的发展趋势，但有时也会让人犯空想主义的错误。所以，在改革内容上，必须既从实际出发，重视实然思维，也重视应然思维，在判断事物走向的基础上，力争让社会发展得更加有利于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以实然思维为出发点，以应然思维为指归，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角色的关系。以往总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政府的许多行为冲破了自己的权力边界，做了许多政府不该做的事。当然，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也是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但这次改革，则强调政府的权力清单，实行法无所禁，即为可为。也就是重视从实然的思维出发，侧重于简政放权。但也应该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二版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市场，忽视的是政府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其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停滞甚至崩溃，危机不断，发展绩效比改革前还差。①《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8日。可见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各自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简政放权不是一味放权，而是放掉该放的，加强该管的。必须避免一哄而上的一味放权，而放了该管的内容。从当前行政体制的实际运行看，既有“管了不应管”的一面，又有“放了不该放”的一面。如在防止权力和资本的结合，防范官员和商人的勾结等方面，做得尚不够理想，这是腐败趋势没有得以有效遏制的关键所在。当然，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党和政府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的官员一不小心，便会因分不清推动经济发展和与私人资本结盟的区别而陷入腐败的泥坑。从实然思维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很成功，但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民的问题尚有待努力。在应然思维上，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体面、更尊严方面做了不可否定甚至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还有待更加努力。从善治的角度看，一个实行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善治的政府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情感和重点放在扶持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身上，让他们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弃之不管，不能偏面地在支持私人企业发展上乐此不疲，而看望贫困户时则三五分钟做做表面文章。从应然的角度看当前应该全力构建和不断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尽最大可能地逐步提升保障水平。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将实然与应然思维结合起来，处理好人民民主的应然优势与实然不够完善的关系。政治上，必须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做足做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文章。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孜孜以求的向往，并且是向人民作过的庄严承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获得其名的试金石，是共产党宗旨是否得以坚持的衡量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应然上是人类最先进的制度。但是我们对人民当家作主在实然思维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更加真心实意，更加心无旁骛地代表人民，减少没有参政能力的歌星和球星过多地进入人大，在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楷模进入人大，也要兼顾参政能力。同时，还要注意克服单纯以经济发展能力为准地选拔人大代表的实然思维，不能忘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人企业老板过多地进入“人大”，会因为“屁股指挥脑袋”而让“人大”实不符名。如此方能使代表人民的“人大”更加“实如其名”，“实至名归”。如此方能增加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要在把握好实然与应然关系的基础上，认真处理好释放活力与人心思平的关系。和谐永远是我们社会建设追求的终极性目标，任何社会盛世无不以和谐为目标。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处理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涉及强者活力的释放，公平涉及弱者或竞争失败者的人格平等的要求。可以讲，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管理永恒的话题。就人类的发展过程看，公平与效率没有绝对的先后，只有阶段性的先后。讲效率，就是要充分实现人们的创造自由；讲公平，就是认真对待人们终极性的平等期盼。可以讲，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提出及第二原则关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法则，都是为了解决公平与效率而设计的。他的正义理论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强者与弱者，胜者与败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体系。②姚大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2页。社会改革的中心，应该是既要照顾人们以自己的才能向往幸福生活的奋斗要求，并将这种要求纳入增加公共福祉的轨道，又要兼顾人们要求社会公平，获得日益美好生活的期待。应当在总体上面向现实，以实然思维为出发点维护社会发展的活力，同时还要从应然的角度重视社会向善、人心思平的愿望，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未来的改革，必须既从社会稳定的实然角度，处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也从社会长治久安的应然角度，思考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并认真加以克服。

在文化制度改革方面，要以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思维，处理好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致胜法宝，统一思想也是获益宝鉴。既然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都是我们的成功经验，所以，必须研究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时机与场景。笔者认为，把握他们的关键是要以决策为界，决策以前，要充分地解放思想，在决策之后，要高度地统一思想。而在试验或试点阶段，必须应然地坚持统一思想于积极探索之上，解放思想于具体办法和对策的创新之上，力求融解决思想与统一思想于一炉。也就是说，改革举措的探索要灵活有效，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要坚定不移，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要注意社会主义的名实相符。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之名，行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最基本的原理之实。在文化建设上，应当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汲取切合人类本性的普世观念和共同愿望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五、在改革路径上，明察顶层设计和摸石过河的各自优长

从改革开放史的实践看，我国的改革始于摸着石头过河。当然，那是面对社会主义优势无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缺乏自信的现实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大处讲，社会主义由于是人类开天辟地的事情，本身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所以，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摸石过河的探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应该说，道路已日益明朗，目标已日益清晰，对策措施也日益有效，这时，提出顶层设计，既是审时度势，适应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顶层设计的改革路径，既包括协同配套，也内涵实然地面对当前和应然地远瞩未来的结合。关于这一点，商鞅变法的经验教训是可以汲取的。商鞅变革的顶层设计，在协同上缺了文化的因素，在时间维度上忽视了长久之计。商鞅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是协同的。它一切围绕财富的增长和战力的提升进行改革，将秦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潜能充分地激发出来，这就是粮多取贵、杀敌取贵，用收回的旧贵族的爵位换来了财富的增加和战力的提升，实现了富国强兵。但商鞅的顶层设计，没有文化道德的协同，而文化道德，恰恰是一个政权长治久安的定力所在。当然，商鞅本人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商鞅先以王道说孝公，不听，后以霸道说孝公，才得以重用，但商鞅对引荐他的景监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8页。意谓以霸道的改革举措可以实现霸主的地位，但霸道是难以与实行王道的殷周王朝相比的。因为殷周统治者讲的是王道政治，是久远统治的方法，所以殷周政权持续600-800年。而秦不能比德殷周，所以成了第一个后起王朝引以为戒的二世而亡的短命统一王朝。也许商鞅若不被杀，他会在统一六国之后，再次进行长久之术的改革，但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这当然不是商鞅的错，从司马迁的《商君列传》看，商鞅是个极其明智的改革家，他虽然长于治国，短于保命，但在对自己改革措施的优劣认识上是到位的。他那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使秦国这个处于荒蛮之地的国家短期内崛于列国之间，而且认识到它的短期性。错在后人成功之后，不知随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固守商鞅之策不知变，以致使秦国在短期内处于崩溃状态。当下的改革也应吸取商鞅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从实然出发，有针对性的短期之政策是会随改革的推进而失去效率的，不能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依然死守那些短期有效，却需与时俱进，随时而变的摸石之策。这样，才能“苟日新，日日新”。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反复强调改革的统筹性，认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要研判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要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线路图和时间表，要统筹设计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高瞻远瞩地看到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方方面面，而且要兼顾长远之策，“既要养血润燥、化瘀行血”，以求解决当下的顽疾，“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以图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使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更加令人自信，使共产党的执政更加久远。②《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2日。

总之，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都各有优长，应该说，过去的摸石过河的改革路径，已经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在当下的改革进程中，摸石过河仍然有其必要性的一面，尤其是在重大改革的试点过程中，仍然需要摸石过河的思路。但改革进入到今天，更要加强顶层设计，摸石也要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摸，即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谨慎地试验探索，不能不统筹，不协调地冒失前行。

六、在改革评判上，透视形似改革与神似改革的各自意蕴

在深化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去公然反对改革，谁也不会说自己不改革，即使不思改革者也会标榜自己的改革立场，伪装自己的改革形象。在这种形势下，要防止的是借改革之名行非改革或反改革之实的现象出现。进而还要注意一些人不抓住改革的终极目标，而在改革的中间环节上做文章。他们往往无视改革的目的，忽视改革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摸索共产党长期执政之规律，并指向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这种人往往采取一些应付的措施，抓住似改革而非改革的内容大做文章，让人们粗粗一看，似乎改革挺认真，仔细琢磨，则并非为了真正地推动社会进步，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官位或个人私利的为改革而改革。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形似性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这种形似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模糊人们的视线，甚至以假乱真。《吕氏春秋》在论及形似性的危险性时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也。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①许维：《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06页。可见相似之物，不仅愚人为之大惑，而且智者也必须加以认真观察与思考，否则就有被似是而非的现象所迷惑以至酿成大祸的危险。

在当下的改革进程中，诸多部门会在部门利益的趋动下，采取似是而非的改革举措。如有人戏言，将东部的海洋管理权力下放给没有海的内陆省份，山西的煤炭管理权下放给没有煤炭的省份，都是反映似是而非的改革的诙谐之言。再如前几年大学改革，往往以成果数量来衡量，以至于每年的出版物已与全球出版物之总量相持平，一些文章甚至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语言，表达一些天下人都明白的常识。有的部门名义上下放行政管理权，实际上是将早已不存在的权限写进下放之列，有的部门下放的是次要的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权限。这种改革就是形似而不是神似的改革。

神似的改革，需要改革者确实明白改革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真正弄清，改革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极其重要性，并以此为标准深入研究改革的内容，将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利中国人民的幸福，作为判定改革举措的重要标准。那种以部门权力的拥有为核心的虚假改革，是写给人看看的形似改革，这种改革只会为改革添乱，起不到改革的真正作用，也无从让人民更加幸福。这种形似改革，有而不如无。如对于经济发展的改革，应该说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环境按正常状况已经比较好了，如果这时只讲形似而不讲神似，那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改革，往往会被一些地方政府用低价出让土地，税收不平等减免等措施以招商引资的形似改革所取代，它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环境污染的加剧。这些举措初看是改革，实质上无非是国有资产流失，或者拆了东墙补西墙而已，而于人民福祉总量的增加无补。这种形似神不似的改革，只会像以往一样导致得益者寡，受损者众。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特别要防止一些人恶意曲解全会精神，歪嘴和尚念经，蛊惑人心，搬弄是非。”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145页。应该说，形似神不似的改革，就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地理解改革的结果。这种改革，无助于政府光辉形象的树立、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最终也无益于中华民族以富强之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无补于人民幸福梦的实现，是误党、误国、害民的恶劣行径。

责任编辑：宋雪玲

作者韩锴，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