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朝江浙行省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是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刘基不仅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悲惨地死于当朝丞相胡惟庸策划的一次政治谋杀。他的死给后人留下许多可悲可哀可感可慨的浩叹，更多的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思索。

一

刘基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年十四即领《春秋》大义”，至顺二年(1333)，“以明经举进士”①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的时候，年仅22岁。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读，尤精象纬之学”(《明史·刘基传》)。他同时代的西蜀人赵天泽誉其为江左人物之首，可与诸葛孔明相比肩。他先做高安县丞，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再后辟行省元帅府都事，参与谋划围剿起事于浙东的方国珍和所谓“山寇”，虽有功但屡遭压抑，愤而弃官家居，“著《郁离子》以见志”。至正二十一年(1360)，朱元璋大军攻取金华，刘基和宋濂等作为江南文人的领袖被征聘。他晋见朱元璋，立即“陈时务十八策”和“天命所在”，这正与朱元璋的心思相契合。朱元璋问他夺取天下大计，他为之献出眼光宏远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

以后朱元璋实施的统一全国的军事部署，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战略规划进行的。1361至1362年，刘基跟随朱元璋，运筹帷幄，精心谋划，打垮了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雄踞长江中游的陈友谅集团。1364年，他被任命为太史令，随即献上《戊申大统历》，为新朝的历法建设立下首功。不久，升任御史中丞、太子赞善大夫，仍兼太史令。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了新朝的政治核心圈子。洪武元年(1368)，大明皇朝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编年史，刘基又“奏立军卫法”，为新朝的制度建设尽上自己的心力。

如果说从1360年至1368年的八年间刘基在朱元璋幕中诸事顺利的话，那么，自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他就交了华盖运。这一年，朱元璋亲至汴梁(今河南可封)，谋划明军北伐蒙古的军事行动，命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京师，全权处理后方的军国大事。职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自然负起整肃纪纲、纠劾违法的重任。由于他认为元朝“宽纵失天下”，因而在执法时偏于严酷，“令御史纠劾无所避”，不少犯禁的宿卫宦侍者被置之以法，搞得不少人对他侧目而视。如果事情仅做到这一步，后果还不会太严重，因为被处罚者只不过是些低级的郎吏贱役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很难翻起大的风浪。然而，这时的刘基偏偏查出了“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案，而这个李彬又恰恰是李善长的亲信。李善长于是要求刘基予以通融，缓治其罪。但刘基铁面无私，坚持上报朱元璋，经批准后处决了李彬，由此同李善长结下了梁子。不久，朱元璋回到南京，听到的是对刘基的一片非议。正巧碰上久旱不雨，朱元璋就听信谗言，迁怒于刘基。恰在此时，刘基妻子病逝，朱元璋就借故让他回青田奔丧了。刘基临行，还不忘上书，就两件大事提醒朱元璋:“凤阳固帝乡，非天子所都之地，虽置中都，不宜居也。庫庫特穆尔虽可取，然未易轻视，愿留意。”①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这两件大事，还都让刘基说准了，这使朱元璋觉得有他在身边可以使自己减少失误，于是在当年冬天下诏将他召回。那个诏书，将刘基的功劳大大表彰了一番，其中似乎充溢着皇帝对他无限的眷恋之情:

尔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辅治道，动則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罗布，验日月之光华，发踪指示，无征弗克，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至于彭蠡鏖战，砲声如雷，鬼神悲号，星日晦冥，自旦至暮，如是者四，尔时在舟中，备尝患难。今久而未至，朕心慊焉。命驾一來，朕心良慰。②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

这位朱皇帝，用时将你捧上九天，不用时将你弃之如敝履，甚至置之死地。这次刘基被召回京，“赏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刘基传》)。这时的朱元璋已经对丞相李善长产生疑忌，决心换马，于是君臣有一段似乎推心置腹的谈话:

上以事诘责丞相善長，基曰:“善長勋旧，且能辑和诸将。”上曰:“是数欲害汝者，汝反为之地耶?汝之忠勋，足以任此。”基曰:“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为之，将速颠覆。如臣驽钝，尤不可尔。”上欲相杨宪，基与宪素厚，乃直言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上曰:“汪广洋何如?”基曰:“器局偏淺，观之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彼小犊尔，將僨轅而败犂矣。”上曰:“吾之相，无逾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不任繁剧，为之且孤厚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③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

这段对话，一方面显示了刘基的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因为他直言不讳地臧否当朝重臣实在是犯忌之事。不过此时的刘基可能认为，因为自己淡然面对富贵利禄，没有丝毫野心，皇帝对他应该是放心的，自己对皇帝知无不言，起码不会引起皇帝的疑忌。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北伐成功，环宇一统。朱元璋于是按公、侯、伯、子、男的序列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等创业功臣6人被封为公爵，汤和等28人被封为侯爵，胡惟庸、汪广洋、刘基被封为伯爵。显然，在明初开国功臣的序列中，如果以封爵的等级作为标准，封为诚意伯的刘基是排在前30名以外的。然而，由于刘基才华出众，智谋超群，又是文化水准最高的江南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在李善长被免去丞相之职以后，他就有点鹤立鸡群之嫌了。这时已任职中枢的胡惟庸、汪广洋极力在朱元璋面前对他加以诋毁，大概朱元璋也怕他在朝中与胡惟庸、汪广洋为难，就让他回乡颐养天年了，那个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赐诚意伯刘基还乡》是这样写的:

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括苍之士，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及元末群雄鼎峙，孰辨真伪者谁?岁在戊戌，天下正当扰乱之秋，朕亲帅六军，下双溪而有浙左，独尔括苍未附，惟知尔名耳，吾将谓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不久而括苍附，朕已还京，何期仰观俯察，独断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谒朕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搉坚抚顺，尔亦助焉。不数年间，天下一统，当定功行赏之时，朕不忘尔从未定之秋。是用加以显爵，特使垂名于千万年之不朽，勅归老于桑梓以尽天年，何期祸生于有隙，至是不安。若明以宪章，則轻重有不可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此国之大体也。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将谓已是而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卿今年迈，居京数载，近闻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悯之。於戏!禽鸟生于丛木，翎翅乾而飏去，恋巢之情时时而复顾，禽鸟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今也老病未笃，可速往括苍，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岂不君臣两全者欤!①姚 士观等编:《明太祖文集》卷六。

尽管文中为刘基说了些好话，但还是指明他犯有不可宥的罪过，“不夺其名而夺其禄”，打发你回乡养老那就是天大的恩典了。其实这时的刘基实在没有什么过错，但在皇帝说你有错就是有错的时代，个人是没有辩护权的。刘基知道朱元璋对自己产生了信任危机，只有逆来顺受，静等命运的回黄转绿。回家之后，忙遣儿子刘琏“赴阙谢恩”，并献上《平西蜀颂》，为朱元璋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刘基知道朱元璋对深居重山峻岭中的自己并不放心，就大行韬晦之计，低调再低调，“惟饮酒奕棋，口不言功”，拒绝青田县令造访，千方百计给人以甘于寂寞的印象。朱元璋写信给他，“问以天象”，其实是试探他的忠诚。刘基只得硬着头皮在回书中讲了心里话:“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济以宽。”大概朱元璋感到刘基的话出于至诚意，也就没有怪罪他。

刘基在家闲居三年，发生了谈洋事件，他由是被朱元璋和胡惟庸联手送上不归路。

原来，在瓯、括之间有一块隙地叫谈洋，南抵闽界，是一块三不管地区，常有盐盗出没其间。为了监管这一地区，刘基建议在此设一巡检司，朝廷批准了。这自然限制了盐盗的活动。后来，发生了茗洋逃军造反的事件，当地县令“匿不以闻”。刘基感到自己不能知情不报，就让其长子刘琏绕开中书省直接上奏朱元璋。时任中书左丞的胡惟庸知悉此事后，一则以怒，一则以喜，感到抓住了一个参倒刘基的好题目，立即指使手下官吏上书弹劾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明史·刘基传》)。这可是牵动朱元璋神经的要害问题，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下令给予刘基“夺禄”的惩罚。刘基明白事态严重，赶忙入京到朱元璋面前谢罪，之后就在京师住下来，不敢回家。不久，刘基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刘基顿感大祸临头，痛心疾首地说:“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如其验诸，其如苍生何?”②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大权在握的胡惟庸想起刘基在朱元璋面前对自己的褒贬，就策划了一个置刘基于死地的谋杀案，洪武八年(1375)一月，他密遣中丞涂节从中操控，假惺惺地派出医生，上门为刘基治病。刘基服下送来的两付药，病况不仅没有减轻，而是迅速加重，增添了新的病症，“有物积腹中如石”③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三月，朱元璋知道刘基不久于人世，即“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回家仅一个月，刘基就命归西天了。临终前，他还不忘写下最后的奏章，对国政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谆谆告诫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明史·刘基传》)刘基对朱元璋，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二

纵观刘基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书生从政的典型。他之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显然是以之作为进身之阶，希望进入元朝的官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事业。这时，他是将元朝作为自己的“国朝”，在他心中，是没有民族轸域的。因为他出生于元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元初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至此已经淡薄。为当朝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然而，刘基一经投身元朝官场，却发现这是一个黑暗腐败、压抑人才的地方。失望之余，他只能家居读书，冷眼向洋，等待机会。朱元璋和他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希望。在被征聘之后，他就决心为这个“明主”贡献自己的一生了。与朱元璋一样，他对自己跟随朱元璋所从事的反元斗争，并没有过分强调民族斗争的意义。他之从曾经的元朝官吏转而变成反元的坚定分子，支配自己行动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而这个古训却与“为一君尽忠到底”的伦理观念相矛盾。对于刘基的由仕元转而反元，社会上肯定有人提出非议。在刘基自己，这大概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以致后来为他写《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的礼部尚书姚夔，也不得不就此为他精心杜撰如下的辩护辞:

……独出处之节，或者以尝仕元为疑，則不可不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负豪杰之才，当元之季，以春秋之学登进士第，累仕累发，其竒輙不合而去，則先生非无意于用世，而世不能用，遂归隠括苍山中，以耕食为乐，盖元氏一遺民耳。及王师下浙西，搜罗人才，先生坚卧不出，亦岂无所见耶。既而吴汉角立东南，中原割据如蜂蚁，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诚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预占于十年之前矣。于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束帛朝临而夕起，一见之頃，首陈天命有在，髙皇帝敬而信之，自谓吾之子房，谋无不用，用无不效，卒成天下大业，厥功伟哉。夫元运去矣，为元氏遗民，犹迟迟不肯轻于他就，及不得已必择真主自辅，运筹决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取于元氏也。先生于此，盖亦审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于元氏。无愧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诚意伯文集》卷二十《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

其实，无论从民族斗争的角度，还是从反暴政斗争的角度，刘基的“叛元”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得到褒扬。刘基跟定朱元璋以后，即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忠诚。他出奇谋，定筹策，多次协助朱元璋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他参与历法和各种礼乐法规的制定，为新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对朱元璋在人事方面的垂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也证明他的知人之明。直到临终还不忘对自己的皇帝尽上最后的忠告。他的谋国之诚，虑事之密，临机之智，运筹之精准，在明初文臣中几乎无出其右。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以被谋杀而寿终正寝。原因何在?

刘基之悲剧结局的成因，既有他自身的失误，更多的是制度所造成，其中包括朱元璋这样的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刘基尽管是江南文人集团的领袖，才华横溢，足智多谋，多年为两个皇朝服务，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脱尽书生气质，对官场的黑暗凶险既缺乏透彻的认知，也没有清醒的防范意识。因而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就显出书呆子习气。你看，在朱元璋征召他的时候，一开始他故意拿架子，没有立即响应。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既然在十年前你就算准了“金陵有王者起”，而今王者已经站在面前，你就应该立即毫不犹豫地趋前礼敬才是，你的矝持，在朱元璋那里留下的肯定不是好印象:“我征召你出来做官，那是看得起你!一个无拳无勇的臭老九，你摆什么架子?”因为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本来就与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刘基的作为就不能不在朱元璋心底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这一层，刘基大概至死也没有认识到。到了朱元璋幕中，刘基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赤诚，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也同时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所以敢于在皇帝面前和盘托出心里话，任意臧否人物，不计后果。例如，当朱元璋问他对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的看法时，他完全可以耍个滑头，说一句“知臣莫如君”搪塞过去，没有必要那么认真。要知道，在用人问题上，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处在刘基的地位，他能对朱元璋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你没法保证你对皇帝说的话不传到被评判者耳朵里。果然，他与胡惟庸的结怨与此不无关系。

刘基文名籍籍，被江南文人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洁身自好，从来不搞个人的小圈子，更不去结党营私，这一方面自然释去朱元璋的许多疑忌，不会对他施以杀头问罪的过激惩罚，另一方面也使他在朝中缺少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奥援，一旦身陷危局，也就没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辨冤讲情。在他遇到两次被冤枉的危难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危难是不难化除的。这种情况之于刘基，难道还不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么!

刘基的最大失误在于，在他服务于明朝的15年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没有清醒的认识。朱元璋起事取天下，主要靠的是如徐达、蓝玉之类曾经一起光着屁股放牛割草的淮西老将，以及李善长之类最早投靠的淮西文人集团。作为后来入围的江南文人领袖，刘基始终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朱元璋对他以及和他同样地位的人物，可以尊敬有加，可以虚心垂询，可以任命为御史中丞之类的高官，也可以得到诚意伯之类的显爵，但却很难进入朱元璋“自己人”的行列。刘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甫入朱元璋幕中，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视为朱元璋的“自己人”，说话行事，毫不避讳。他不明白，自己不仅没有淮西老将与朱元璋之间那份心贴心的感情，更没有淮西老将那些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了朱元璋对淮西老将的那份担待。只要他犯了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过错，朱元璋处理起来也会毫不手软。然而，对于自己在明朝的身份地位，刘基却至死不悟，临终还不忘让儿子在他死后献上那份展示自己矢志忠贞的“密奏”。由于刘基自视“自己人”，他也就对来自周围的明枪暗箭疏于防范。他深知元朝官场的黑暗与凶险，因而以辞官家居躲避之。然而，当他身居新朝时，却基本上解除了对官场黑暗与凶险的警觉。大概在他心目中，这个新朝肯定是一片光明吧。他意识不到，这个新朝的专制程度决不亚于旧朝，而官场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比旧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处如此险境而浑然不觉，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朱元璋将刘基比作汉朝的张良，时人也将他等同于张良，大概他自己也以此而自鸣得意，但实在说来，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远逊于张良。试想，当他视之不屑而对自己又忌恨的胡惟庸送药上门的时候，怎么能够放心大胆地连着饮下这两付来路不明的药物呢?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基丢弃了防人之心，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自然也就被宵小之徒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明朝人廖道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对刘基和张良进行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予观诚意伯集，慨然激叹，以为有子房之风，及诵我圣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椎击沙中，何异于伯温之愤方氏也。伯温受天文于邓祥甫，又何异于圯上老人之三畧哉。汉之元功大封，子房愿封留足矣，乃辟榖导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术，终从赤松之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贞吉何其智也。而伯温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罗，象以齒焚，岂其忠于国而弗智于身耶?①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馆学·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刘基》。

刘基地下有知，实在应该将这段话作为“知音”而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