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华亮，王洲明

(1.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诗》在先秦，用途甚广，亦为时人重要的学习教材Ⅰ按:本文凡言《诗》、《诗三百》者，均指《诗经》在先秦时期的称谓。。后虽遭秦火，因其讽诵在口而得以保全。至汉，《诗》分四家:鲁、齐、韩、毛，前三家相继亡佚，《毛诗》独存，今本《诗经》即《毛诗》也。然考溯其源，春秋很多诸侯国有《诗》本流传，且因种种原因，各国所存之《诗》本又有诸多差异，那么，今本《诗经》据哪国所存之《诗》编纂而成的呢?这个问题，少人问津。笔者通过相关材料的分析比对，认为今本《诗经》编纂所依之底本应是鲁国所存之《诗》(以下简称鲁《诗》)。试详论之。

一、论先秦时期有不同内容的《诗》本流传

先秦时期，《诗经》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当时它的用途甚为广泛，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供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二是用于宴饮、会盟、祭祀等仪式上演奏、歌唱。三是以备贵族交接、行人出使应对问答之资。上述三点，或重在《诗》乐功能，或重在《诗》语义功能，要之，时人于《诗》，必烂熟于胸，否则便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更有甚者，会因不熟悉《诗》或错用《诗》而招来大的麻烦Ⅱ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齐国高厚引歌诗“不类”，被认为有“异志”，由此招来了各国诸侯的兴兵问难。。故孔子一则曰:“不学《诗》，无以言。”①再则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

《诗》的用途既如此之广，意义如此重大，则《诗》成为当时贵族之重要学习内容，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也正如此，秦汉典籍中载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如《国语·楚语上》:“教之《诗》，则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③《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④。孔子也是把《诗》作为重要教材传授弟子的，《论语》中有很多例证，不赘引。

《诗》既为时人重要的学习教材，则可知当时各国必有一通行的《诗》本流传。这个通行的《诗》本来自周王朝，可以断定。那么，《诗》如何从王朝传播到地方的呢?我们认为，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地方派人到王朝学习。《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国之俊选，皆造焉。”⑤所谓“国之俊选”即各诸侯国推选上来的优秀之士。可见，乐正所教的学生很多来自于地方。《王制》虽为汉初博士所记，然其说不可能凭空虚造，必渊源有自。二是王朝颁诗于地方，即周王朝把整理、加工好的乐诗，颁布于各国，以供各国贵族学习。关于周王朝的颁诗制度，虽无明文记载，然据春秋时期赋诗特点及颁礼的盛行，可推测颁诗制度应是真实存在的。拙作《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中国诗歌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2010年)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阅。

各国流传之《诗》，既来自周王朝，则它们的内容本应相同。然由于古代乐诗刻于竹简，掌于乐官，而春秋中后期，战乱频繁，乐官散亡现象严重Ⅰ《论语·微子》便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国乐师大量出亡的情况，曰:“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有时，乐师还被作为礼物赠送，《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乐官的散亡应是导致各国之《诗》错乱散佚的重要原因。，加之竹简易失，则各国所存之《诗》出现大量错乱散佚，也是必然的了。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⑥言外之意，当时鲁《诗》颠倒错乱状况已十分严重。鲁《诗》尚且如此，它国所存《诗》之状况可以想见。朱东润先生说:“《诗》三百五篇，通行于此数十余国之春秋社会，传授肄习又本于目不能视之乐师矇瞍，其间口传手写，辗转授受，已不容绝无异同。”⑦朱先生之说可信。《诗》的错乱散佚，必导致各国所存之《诗》内容参差不齐，即甲国所存之诗，乙国未必尽有;或甲乙都有该诗而章句文字不同。

先秦时期有不同内容的《诗》本流传，可验之于时人用诗。

春秋时期诸侯大夫交接会盟，皆赋诗以言志，所赋之诗皆来自《诗三百》。《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宋元公新即位，派华定到鲁国聘问，鲁人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⑧按照当时礼节，一人赋诗后，对方也要赋诗应答，否则便被视为失礼。华定没有“答赋”，故遭到昭子的批判。而他没答赋的原因是不知道《蓼萧》的内容，故无法作答。研究者由此推断华定不熟悉《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据《左传》记载，华定是宋平公、宋元公时重臣，官为司徒，曾代表宋国多次参加重大外交活动，如鲁襄公二十九年，华定与晋、齐、鲁等十一国要员共同城杞;鲁昭公十年晋平公卒，华定与鲁叔孙婼、齐国弱等十四国卿大夫参加了晋平公的葬礼;鲁昭公十二年，宋元公又派他到鲁国“通嗣君”。可见，华定是当时宋国著名的“行人”。在那个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盛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时代，不娴于《诗》，则不能参与朝享会盟之礼，故鲁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招待重耳，子犯有“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之言⑨。华定如不熟悉《诗》，怎会数次被派遣到他国参加如此重大的外交活动?且华定官为司徒，主管教化，不熟悉《诗》又怎能胜任?由此判断，华定“弗知”，不是因为他不熟悉《诗》，极可能是因为他所学之《诗》本中，《蓼萧》一篇早已散佚，故此他才不懂对方赋诗之意，当然也不能“答赋”了。如果此推测不错，则春秋后期，各国所存之《诗》的内容已有不同。

战国时期也应有不同种《诗》本流传，这可验之于先秦诸子引诗。我们试把《墨子》与《孟子》、《荀子》引诗加以比较，便可知晓。《墨子》引诗共12条，与《孟子》引相同章句者三条，分别来自《小雅·大东》、《大雅·桑柔》、《大雅·文王》。其中引《文王》之文，《墨》、《孟》相同，而所引前两首诗文，却差异很大。列举如下:

《孟子·万章下》引《大东》:“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墨子·兼爱下》引《大东》:“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履，小人之所视。”

《孟子·离娄上》引《桑柔》:“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墨子·尚贤中》引《桑柔》:“孰能执热，鲜不用濯。”

《墨子》引诗不仅与《孟子》异，与《荀子》也有差别。《墨》、《荀》二书引相同章句者三条，分别来自《小雅·大东》、《大雅·抑》、《大雅·皇矣》。其中引《皇矣》之文，《墨》、《荀》相同。而所引前两首诗文则不同。列举如下:

《荀子·宥坐》引《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墨子》引《大东》诗句见上文。

《荀子·富国》引《抑》:“无言不讐，无德不报。”

《墨子·兼爱下》引《抑》:“无言而不讐，无德而不报。”

《墨子》与《孟子》、《荀子》引相同《诗》章句时所呈现的差异，说明了墨子与孟子、荀子所学之诗来自不同的《诗》本，则战国时期有不同内容的《诗》本流传，亦可断定。

综上可知，周王朝把经过乐师加工整理过的乐诗，颁于各诸侯国，成为各国贵族通行的教材。然各国之《诗》在流传过程中，因诸多原因导致错乱散佚，由此，原本内容相同的通行《诗》本出现了差异。

二、论今本《诗经》依鲁《诗》编纂而成

先秦时期流传着不同内容的《诗》本，已如上述。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今本《诗经》是根据哪国所存之《诗》为底本编纂而成的呢?我们的答案是鲁国。理由如下。

1.《邶》、《鄘》、《卫》之分应是鲁《诗》中的特有现象，它国之《诗》无此分法，这与今本《诗经》同。

考《左传》、《国语》用诗，可知在孔子之前，《诗》已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且《风》诗已按地方分类，今本《诗经》的体制基本形成，时人引诗、赋诗、歌诗，提及“某地诗曰”时，就等于说该诗来自于《诗》中“某风”。比如《国语·晋语四》记载齐姜女曰:“《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⑩同卷记载楚成王曰:“《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⑪所谓“《郑诗》云”、“《曹诗》曰”，等于说他们所引之诗来自《诗》中的《郑风》《曹风》。再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韩宣子请郑国六卿诗以观其志，六卿赋诗后，宣子评曰“赋不出《郑志》”。所谓《郑志》即《郑诗》。这句话是说，六卿所赋之诗皆来自于《诗》中《郑风》。

那么依此例推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卫人北宫文子所说“《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则表明该诗来自《诗》中的《卫风》。然考之今本《诗经》，该诗却属《邶风》。如果按照当时称《诗》惯例，北宫应该说“《邶诗》曰”，而非“《卫诗》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错”呢?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北宫所学之《诗》只有《卫风》，并无《邶》《鄘》《卫》之分，否则他怎么不说“《邶诗》曰”呢?而就在北宫引诗的前两年，吴人季札如鲁观周乐，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左传》说:“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是其《卫风》乎?’”⑫乐工明明歌唱了三个地方的乐诗，而季札却只说“是其《卫风》乎”。这不正表明，季札所学之《诗》中只有《卫风》，而无《邶》《鄘》《卫》之分吗?据史料记载，《左传》作者左丘明为鲁国史官，故“为之歌《邶》《鄘》《卫》”云云，应是左氏依据鲁国史料所做的忠实记录。这无疑也证明了，《邶》《鄘》《卫》之分，是鲁《诗》的特有现象，它国所存之《诗》并无此种分法。王国维先生在《邶伯鼎跋》中说:“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犹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⑬王先生的推测可信。然这个“后人”是哪国人，他却没说。我们以为，把《卫诗》隶分为三的应是鲁人Ⅰ关于《卫诗》一分为三的问题，古来争论颇多，可参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评述》(《中华书局，2003年)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今人多以为《诗三百》原本就有《邶》《鄘》《卫》之分，《卫诗》即可为总名，也可为专名。为总名时包括《邶》《鄘》《卫》三者，为专名时则特指《诗》中的《卫风》。我们以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想，先秦文献何尝有一语提及?且《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听了鲁国乐工歌《邶》《鄘》《卫》后，明言其为《卫风》，则《诗三百》原本无《邶》《鄘》《卫》之分，可以断定。。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下文简称《诗论》)记载了孔子授诗的内容，其中的一条说:“《北·柏舟》，闷。”⑭“北”即“邶”。查之今本《诗经》，共两篇《柏舟》，一属《邶风》，一在《小雅》。孔子在《柏舟》前加“北”字，本为表示区别，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孔子所用之《诗》本有《邶》《鄘》《卫》之分Ⅰ按: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以为《邶》《鄘》《卫》之分是汉儒所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是毛公作为，考之《诗论》，可知顾、马之误。。孔子曾经对《诗》作过整理加工，并以之为教材。阴法鲁先生说:“孔子整理的底本大概是鲁国乐官所保存使用的底本。整理工作也许是他和鲁国乐官太师挚合作进行的。”⑮从《论语》所载孔子论《诗》的材料看，阴先生推测可信。孔子的整理本既是“鲁国乐官所保存使用的底本”，则可知，鲁《诗》存在着《邶》《鄘》《卫》之分。

综上，从时人引诗、赋诗及孔子授诗可知，它国《诗》中只有《卫风》，《邶》《鄘》《卫》之分应是鲁《诗》的特有现象，这与今本《诗经》分类同。由此可断，今本《诗经》依鲁《诗》编纂而成。

2.从《鲁颂》入《诗》及其所处位置论今本《诗经》依鲁《诗》编纂而成。

对于《鲁颂》与《诗》的关系，拙作《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一文已有详细论述，现择取主要观点如下:在孔子之前，作为鲁国的庙堂乐歌，《鲁颂》并没有被纳入《诗》的体系，并不像《周颂》《商颂》那样，属于《诗》的一个部分。

而考之今本《诗经》，《鲁颂》已成为它的重要内容。那么，是谁把《鲁颂》纳入了《诗》的体系呢?我们认为应是鲁人。因为其他国人怎么会置本国之庙堂乐歌不理，而纳《鲁颂》于《诗》呢?再者，按之今本《诗经》，《鲁颂》共有四篇，位于《周颂》之后，《商颂》之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排序。因为，不论从产生时间的早晚看，还是从诗篇的数量看，《鲁颂》都不该排在《商颂》之前。置《鲁颂》于《商颂》之前，显然有一种尊鲁的思想在内。依此判断，纳《鲁颂》入《诗》者必为鲁人。而这个鲁人很可能是鲁国的乐官，因为，《鲁颂》作为庙堂乐歌保存在鲁乐官手中，而鲁《诗》作为周王朝颁布的教材无疑也保存在他们的手中，出于宗国情结，他们把《鲁颂》纳入《诗》体系，和《诗》编在一起，作为鲁国贵族学习的教材是极有可能的Ⅱ《朱子语类》卷八十一引或曰:“《鲁颂》非三百篇之类，夫子姑附于此耳。”认为此举是孔子所为，亦有可能。。既是鲁国乐官，则其编《诗》时所依据的底本当然是鲁《诗》。

3.从典籍所载《毛诗》的授受关系论今本《诗经》依鲁《诗》编纂而成。

今本《诗经》即《毛诗》，为汉初毛亨所传。毛亨鲁人，后人称为大毛公，生活在战国末期至汉初这段时间里。关于《毛诗》的授受关系，典籍有记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⑯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⑰二陆之文虽有较大差异，然都认为《毛诗》源自孔子、子夏。孔子所删之《诗》、子夏所授之《诗》应为鲁《诗》，应无异议。则毛亨所传之《诗》的母本应为鲁《诗》，亦可以断定。

4.从《孟子》引诗论今本《诗经》依鲁《诗》编纂而成。

先秦诸子阐述道理时好引诗为证，从他们相同诗章句时出现的差异看，他们所学之诗应来自不同的《诗》本。然因文献阙如，先秦诸子的《诗》学授受关系，已多不可考。比如荀子虽继承孔子儒学并发扬广大之，然其所学之《诗》是否也来自孔门，却不得而知。同为三国时人的陆玑和徐整，说法就不同，详见上文。

考诸典籍，先秦诸子中《诗》学授受关系最清楚的莫过于孟子了。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邹人，受业子思之门人。”《索隐》:“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⑱赵歧《孟子题辞》说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⑲。不管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子思的门人，孟子所学之诗为鲁《诗》无疑。

我们试把今本《诗经》与《孟子》引诗加以比较，结果如下:孟子引诗共三十六条，竟无一条逸诗Ⅲ有人认为《孟子·梁惠王下》引“畜君何尤”为逸诗，误。据上下文判断，“畜君何尤”是《徵招》《角招》中诗，而《徵招》《角招》本不在《诗三百》之中，故不能算逸诗。;与《毛诗》异者八条，皆属于通假字、异体字之类。先秦字少，使用通假字、异体字是常有现象，不足怪。而相比之下，先秦其他诸子之著引诗状况是:《墨子》引诗十二条，逸诗三条;《荀子》引诗一百零七条，逸诗七条;《庄子》独引逸诗一条;《管子》引诗三条，逸诗一条;《韩非子》引《诗》五条，逸诗一条;《吕氏春秋》引诗二十条，逸诗四条Ⅰ上述统计数字参见董治安《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可见，不管从逸诗角度看，还是从文字异同看，先秦诸子之作中，《孟子》引诗与《毛诗》最近，几无差别。以此推断毛亨与孟子所学之《诗》本相同，似不为过。孟子所学之《诗》为鲁国所出，则可知毛亨所传亦为鲁《诗》。

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诗》本流传，因孔子之故，鲁国所存之《诗》应是保存最为完整，传播最为广泛的。后虽经战国纷乱，秦国大火，它国所存之《诗》皆为残篇碎简，零落难缀，而鲁《诗》独得保全，并流传后世，这恐怕有孔子的很大功劳在内。

①②⑥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页，第185页，第92页。

③⑩⑪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页，第324页，第333页。

④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⑤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⑦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⑧⑨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32页，第410页，第1161－1162页。

⑬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6页。

⑭马承源:《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⑮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⑯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⑰陆德明:《经典释文》，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⑱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343 －2344 页。

⑲孙奭:《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