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栓，郑娟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Bina Bangsa School 华文部，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1530)



【管理学研究】

领导者逆境商数与领导的有效性*

李玉栓1，郑娟2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Bina Bangsa School 华文部，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11530)

逆境商数；领导有效性；领导者

通过对控制感、起因与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等四个因素与领导活动关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逆境商数较高的领导者，领导有效性更为优异。他们更能够提出和实现集体认可的工作目标，更能够形成和维持良好的工作氛围，更能够提升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研究领导者的逆境商数在组织与领导者两个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期待更多学者和机构能参与其中。

比较而言，21世纪的领导者面临着更多的、更具挑战性的领导环境：全球竞争迅速加剧、组织规模继续缩小和重组、拥有更少的下属、工作量不断增加、节奏变化持续加快……在这样社会环境下，领导者必然要承受更多的压力，遭遇更为复杂多样的逆境。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已经成为当今领导者们所应了解和应对的必然趋势。所以，类似于彭剑锋认为的当代企业家应在逆境中打造领导力的看法，已得到普遍共识：“企业要在逆境中持续发展壮大，就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自身领导力的增长是企业能够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与没有足够领导力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1]。因此，将测试个人应对挫折能力大小的逆境商数适当而准确地引入管理学中，既有理论的可能性，也有实践的必要性，而对于那些来源于管理者、但在层次和意境上都要高于管理者的领导者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尝试从提升领导有效性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领导者的逆境商数与领导活动的内在关系，探讨领导者逆境商数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旨在将“逆境商数”这一概念引入领导学领域，进一步扩大我国领导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以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一、逆境商数与有效领导的预测指标

领导活动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领导科学的中心课题之一。以领导有效性为研究核心的领导理论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特质理论、行为理论和权变理论三个时期，虽然前两者都不再是当今领导学界的主流理论，但是对领导者个人特质的探究仍然是领导学乃至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基本研究方法。特质理论就是着重研究杰出领导者所具备的某些共同的独特品质，通过对领导者个人特性的分析，力图将有效的领导者与无效的领导者区别开来，以便预测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者最为合适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最佳的领导效果。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总是试图在寻找一些指标，希望通过这些指标能较准确地预测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领导者，能否承担一个领导者应有的责任并创造出优异的绩效。在这些预测指标的探索过程中，传统认知领域的智力早已被广为应用，情绪智力也因其成功解释了“高分低能”现象而备受瞩目，衡量这两者的指标——即智力商数(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和情绪商数(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更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然而，与它们同期传入中国的另外一个概念——逆境商数(逆商，Adversity Quotient，简称AQ)——国内学者却对它较少提及，甚至是比较陌生，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限定在心理学或教育学范畴，将其运用于领导学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无人涉足，即使放宽至整个管理学领域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逆境商数最初由美国学者、白宫商业顾问保罗·史托兹(Paul G.Stoltz)在综合数十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2]。简单来说，逆境商数就是指一个人应对逆境的态度、方法和能力，也称挫折商数。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层次：AQ是定义成功的新观念和知识架构；AQ是测量个体回应逆境的标准；AQ是改进方法提高效率的科学工具。那么如何来测量一个人的逆境商数呢？史托兹将其划分为四个关键因素进行了考察：控制感(Control)、起因和责任归属(Origin&Ownership)、影响范围(Reach)和持续时间(Endurance)，合称为“CORE因素”[3]。

史托兹通过大量研究表明，高逆商可以帮助产生一流的成绩、生产力、创造力，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健康、活力和愉快的心情。比如，SBC电信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就表明，逆商高的员工比逆商低的员工销售额平均高出141%，因此他同时提出了“顺境要EQ，逆境需AQ”的命题[3]。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于从事组织决策的核心人物——领导者。现代领导权变理论普遍认为，领导绩效取决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领导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4]，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领导=f(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但有效的领导“并不直接取决于这三者的真正特性, 而取决于领导者对这三者的主观感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后所获得的主观判断。

领导者正是从这种主观判断出发, 采取了不同的领导行为, 从而导致实际的领导绩效”。也就是说，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是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三个因素的实际特性，与领导者自己的个性、好恶、偏见等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领导者对这三者的主观感知、主观分析与判断, 无一不与领导者的某些个人特性相关”“因此我们必须研究领导者的个人特性问题, 探明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应具备哪些必要的个人特性”[5]。正是基于权变理论的这些认知，我们才考虑到是否可以从领导者的逆境商数入手来寻找一些提高领导有效性的途径。

二、逆境商数因素与领导活动的关系

关于逆境商数对领导有效性到底具有何种影响，目前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什么大家公认的或者比较有影响的结论。本文借用史托兹提出的用于测量逆境商数的 “CORE”四个因素，将它们与领导活动的关系一一剖析，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行归纳并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逆境控制感与领导活动

逆境控制感是指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信念控制能力。面对挫折时，人们会产生动荡的情绪和过激的行为，这种受挫后的攻击心理总是存在且具有较大的危险性。控制感弱的人会听天由命，控制感强的人则表现出更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会尽最大力量去改变状况。具体表现在：逆商高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能够控制的方面，而逆商低的人倾向于做出很少或根本无法控制的反应，甚至做出直接放弃的反应。在管理活动中，逆境控制感对领导者非常重要，它不仅是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和自身魅力的完美呈现，更是整个领导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

其一，逆境控制感有助于强化领导的权威性。领导权威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影响力，是领导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它有权力性和非权力性之分。权力性权威是由法律、社会以及领导者所在组织赋予的，而非权力性权威则是通过“领导者的品德、人格、知识、才能以及情感因素等”潜移默化的作用产生，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崇敬和信服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6]。如果领导者能够运用逆境控制感圆满地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够在下属面前树立起良好形象和展现出领导魅力，对被领导者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自然就会增强，领导者在逆境中的权威性也就体现了出来。李超平、时勘等采用Bass的MLQ问卷对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 提出了中国式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7]。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来看, 家长式领导是中国企业组织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领导风格[8]，而家长式领导是一种将强烈的纪律性和权威与父亲般的仁慈和德行综合地表达在人格氛围中的领导行为,领导的权威性正是通过这样一些领导行为使领导者在处理危机的能力和在危机中处变不惊的控制力中得以彰显。

其二，逆境控制感是领导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领导者在实现总体规划、落实重大决策以及分配具体任务时，逆境控制感如何非常重要，尤其对于深陷逆境中的组织机构的领导者来说更显可贵。能否进行有效领导摒弃无效行为、能否走出黑暗困境迎接光明未来、能否凝聚集体力量形成共同组织文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领导者的逆境控制感。阿拉法特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双重强压下，献其一生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和平，并最终在中东地区划地以安顿国民，从领导有效性的角度来说，他的逆境控制感必定很强并且始终发挥着基石似的作用。

(二)逆境起因和责任归属与领导活动

逆境起因和责任归属是指逆境发生的原因以及被动者所愿承担责任和改善后果的情况，或称之为主动性。逆境起因和责任归属的关键是将事件的责任归于何方，具有较高逆商的人会主动负责处理事务而不管这件事是否与他们有关，逆商较低的人则通常把自己的问题全部归结到别人身上，并伴随着感到无奈和受伤害。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应当勇于承担责任，要主动分担下属的困难，和下属一起战斗，只有这样他所带领的团队才有可能战胜困境而取得成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9]。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逆境起因和责任归属是衡量领导力的有效途径。“领导力不是头衔、特权、职位、金钱，而主要在于责任。”[10] 231因为主动承担责任，领导者就可以通过良好的信誉来改变和影响下属，使其主动选择跟随并对领导者产生表现为服从和钦佩的信任。对信誉的研究表明，当某一个体试图去影响另一个体时，潜在追随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评价相对的领导者且仅当此领导者看起来值得信任时，追随者才会追随并努力发挥所有潜能。20世纪80 年代，源于伊朗革命之后的能源冲击所引起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厂商卡特彼勒公司遇到严重冲击，年销售额下降约40%，同时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对手为改善状况也大举进入北美市场。卡特彼勒在冷静客观地分析逆境起因后，认为不应由经销商承受冲击，决定由自己来承担大部分损失。度过难关、形势好转之后，卡特彼勒的分销系统成为当时墨西哥唯一完整的分销系统，他也因此获得了墨西哥的绝大部分业务。

第二，逆境起因和责任归属可以解答新形势下有关领导力的困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领导力的信心在逐渐降低，更确切地说，是对领导等级制的信心在降低，原因就是领导者占据领导岗位但却缺乏应有的领导力。当下属面临抉择、寻求领导者帮助时，他们的反应不是含糊其辞、缺乏远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提出一些类似安慰剂的口号来操纵下属对问题的认知，这显然并非解决之道。面对这种形势，起因和责任归属就清楚地回答了领导力的何去何从——明确各自职责，积极给出解决方案，从而成功应对新形势下的领导力困惑。小沃森在《一个企业的信念》中回顾IBM 的经验时指出，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激发员工的能力和才智，在于协助员工找到共同的使命感，在于让这样的使命感和发展方向代代相传，就算面对诸多变化也不动摇[11]。而要实现如此有效的领导，正确的逆境起因和事件责任归属则是重要手段之一。

(三)逆境影响范围与领导活动

影响范围是指人们在遇到挫折时受到影响的领域的大小，或称之为延伸。这是对问题影响工作生活其他方面的评估，心理学中的退化行为在这里有着明显体现。逆商低的人会将一时的逆境认定为灭顶之灾，并将这种挫折迁移到其他无关领域，而逆商高的人则能够将挫折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干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管理活动中将逆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任其扩散到其他领域，是有能力的领导者必须做到的，是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所应发挥的作用，因为将逆境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之一，对领导者的决策与绩效都有一定影响。

其一，逆境影响范围是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领导者在进行管理实践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决策，逆境的出现则要求领导者能够迅速做出正确反应并及时控制局势，否则逆境的影响范围就会扩大甚至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尤其是逆境的影响作为一种“负影响”存在时，更需要领导者能够做出控制逆境的影响范围、尽可能扼制其恶化势头的决策，以引导下属向逆境的积极面转化，而不是将逆境的影响牵扯到无关领域而造成更多的破坏。这一点已经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逆境领导决策目标同正常情况下决策目标的差异性，决定了逆境中的领导决策行为不同于其它情况下的决策行为。明确这种差异性，对于识别逆境过程特点、分析逆境中各种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及其程度，解释逆境下决策行为规律，无疑是领导决策活动的思考基点。”[12]

其二，逆境影响范围是衡量领导工作绩效的标尺。领导有效性如何关键是看领导者的工作绩效怎么样，而通过对逆境影响范围的有效控制，既是在领导活动的结果上也是在领导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上展现出工作绩效。逆境带来的影响范围越小，越是能说明领导者已经将挫折和挑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干扰到其他工作的进程，因而工作绩效良好；反之，逆境的影响范围越大，甚至超出工作范畴而干扰到正常生活，领导的工作绩效显然就越低。大量现实的例子都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泰勒努公司对污染事件的处理和星坛食品有限公司加拿大分部对金枪鱼变质事件的处理即是最好的例证。

(四)逆境持续时间与领导活动

持续时间也称忍耐，是指一次挫折给人们带来影响所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对人们受挫忍耐力的衡量。具有较高逆商的人既能够留心过往的困境，又能够拥有希望和保持乐观，逆商较低的人则认为逆境会无休止的延续下去。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能否超越当前的困难去看待问题也是一项重要能力，通过比较逆境持续时间长短下的不同表现能够较为可靠地观察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能力。这是因为：

首先，逆境持续时间直接影响领导者前瞻性的发挥。前瞻性是领导者以未来为导向，根据预测及时调整战略决策和战略规划以确保组织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10]147。逆境的持续时间过长，会影响到领导者对当前组织所面临状况的正确判断和对未来形势发展的预测，有时甚至会做出截然相反的预估。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逆境的持续时间具有相对性，不能通过单纯比较时间的长短来断定谁的领导更有效，因为逆境的持续时间不仅仅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逆商高低，还应当注意考察逆境产生的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

其次，逆境持续时间直接影响领导者创造力的发挥。领导者的创造力在面对不确认的情况中变得日益重要，富有创造性的领导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快速将人们带回过去的平稳，而是带领人们在混乱的边缘创新[13]。逆境持续时间对领导者的创造力影响呈现倒“U”状，逆境初期可直接反映领导者的某些特质，随着持续时间的延长，领导者的创造力开始发挥作用，到某一时间节点时达到峰值，在这之后随着逆境持续时间的不断延长领导者的领导力会越来越显得疲软，他们的创造力当然也就无法正常发挥。每次达到峰值的时间节点视个人和逆境的情况而异，不乏有逆商超常的人在较长的时间段中一直能够保持着较好的创造性。

三、逆境商数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

通过对逆商四要素与领导活动关系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逆境商数的影响深入到领导实践的方方面面，与领导者个人特性、领导力、工作绩效、创造力等方面的关系尤为密切。结合领导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我们可以将领导者的逆境商数对其领导活动有效性的影响归纳为三点[14]。

首先，较高的逆境商数有助于提出和实现集体认可的工作目标。这里的目标指的是处于逆境中的组织所能和所需达到的愿景，逆商较高的领导者能够更为详尽细致地提出对组织成员更有吸引力的愿景。领导者通过对逆境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四个因素的全面考察来制定计划和做出决策，提出可达成的目标和可实施的方案，为组织成员摆脱逆境提供正确方向。不仅如此，拥有高逆商的领导者在逆境中的斗志更强、行动也更主动，他们在提出愿景之后会把这种愿景在组织内部进行有效沟通，会更积极地想办法让下属接受并认同组织的愿景，进而支持组织目标的完成。

其次，较高的逆境商数有助于形成和维持良好的工作氛围。拥有高逆商的领导者能够有效应对逆境，在下属面前塑造沉稳大气的形象，缓和组织群体因陷入逆境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形成企业向心力，营造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高逆商的领导者在逆境中的出色表现能够增加自身的非权力影响力，给组织成员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为之倾倒并心甘情愿地为组织做出更多贡献，这在无形中也会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三，较高的逆境商数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由于领导者处于组织的核心地位，他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和应对逆境的能力会对组织成员产生深刻影响，在高逆商领导者的领导之下组织成员面对困境时也会产生相似甚或相同的挫折忍受力，而且高逆商的领导者能够合理地运用各种领导方式，以高度的责任感来维持整个组织正常运行，因此一个组织对于外部的整体抗击打能力就会显著增强，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获取成功的机率也就会大大增加。

根据上述探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前提下，领导者的逆境商数越高，领导工作的有效性也就越高，反之则领导有效性就会越低。因此无论对于领导者还是组织来说，都应当充分重视逆境商数的引入和应用。从领导者层面来说，领导者应当有意识地训练和提高自己的逆境商数，建立挫折防御机制，增强抗压能力，预防和避免受挫心理的不良效应，将逆境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15]，从而提高领导绩效。从组织层面来说，组织在招聘、晋升和选拔领导者时应当将逆境商数作为参考指标，因为一旦组织陷入某种困境时，如企业的效益滑坡、经营亏损、破产危机等，拥有高逆商的领导者就更有可能带领下属走出困境，帮助组织渡过难关[16]。

[1] 彭剑锋.逆境中打造中小企业领导力[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12):12-13.

[2] Paul G.Stoltz.Adversity Quotient: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M]. New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97.

[3] 保罗·史托兹.AQ逆境商数[M].姜冀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4] 彭向刚，袁明旭.领导科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3.

[5] 史健生.西方企业领导有效性理论综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6-42.

[6] 向宇.论地区合作中领导应具有的条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388.

[7] 吴敏，黄旭，阎洪，徐玖平.领导行为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比较研究[J].软科学，2007,(10):6-9.

[8] 傅晓，李忆，司有和.家长式领导对创新的影响：一个整合模式[J].南开管理评论，2012,(2):121-127.

[9] 纳哈雯蒂.领导力[M].王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149-151.

[10] 美国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领导者[M].方海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宫玉振.企业家如何锻造逆境领导力[J].领导科学，2009,(4):50-51.

[12] 王慧军.试论逆境领导决策[J].天津党校学刊，1997,(3)：52-53.

[13] 黑尔.领导者之剑：成功人士的5大突破思维技巧[M].杜豪等，编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14] Farh JL, Cheng BS. A Cultural Analysi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J].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0,(13):127-180.

[15] 黄步琪.管理者心理结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44-47.

[16] 王爱民，陈守明.试论逆境企业的管理特色和策略[J].南方经济，1997,(5):42-43.

责任编辑：杨柏岭

InfluenceonLeadershipEffectivenessofLeaders'AdversityQuotient

LI Yu-shuan1，ZHENG Juan2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0，China；2.DepartmentofChinese,BinaBangsaSchool,Jakarta11530，Indonesia)

adversity quotient;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leader

By means of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dversity quotient and leadership activiti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four factors of the adversity quotient, that are control, origin and ownership, reach and endurance, reach such conclusions: a leader who has higher adversity quotient can realize more effective leading. He is more capable of putting forward and achieving employment objective which is accepted by group, forming and keeping more favorable working atmosphere, and promoting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There is a lot of practical value in researching on the adversity quotient of leaders for an organization and a leader. So hope that mor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take part in it.

2014-07-22

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培育基金项目(2013xszz05)

李玉栓(1973-)，男，安徽长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学与秘书学；郑娟(1989-)，女，安徽合肥人，印度尼西亚Bina Bangsa School华文部教师，研究方向为秘书学。

李玉栓，郑娟.领导者逆境商数与领导的有效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770-774.

C933

： A

： 1001-2435(2014)06-07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