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花

（绵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6）

现代社会，分配正义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尺。它不仅要保证、提高社会优势群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他们享有应得的权益，又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激励和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潜在优势。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的分配正义思想表现也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经历了从平均主义到先富共富思想的演变。本文对此作一粗浅梳理，以揭示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一、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选择及其实践困境

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主要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它之所以得到推崇，受到“不患贫而患不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平均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是人们在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剥削与压迫、体察到贫富不均的残酷现实后而焕发出来的朴素的思想情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人们生活两重天的残酷现实，这使人们打心底里向往和追求一种不求富裕但求公平的均平理想社会。这种平均主义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们自觉地认同、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正如薄一波指出：“当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传到中国时，人们往往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那是不奇怪的。”［1］八大前后，虽然我们曾提出了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纠正平均主义分配带来的弊病，多次也主张要恢复按劳分配。但是，从总体上讲，由于对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教条式甚至错误的理解，在实践中没有一以贯之，平均主义一时成了一种主要分配方式。

平均主义之所以能得到实施，与毛泽东等领导者对它的支持与推崇有关。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深受康有为《大同书》里均平思想的影响。他还亲自进行了“公社”、“新村”的试验，尝试建构“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后，虽然他认为社会主义不等于平均主义，但是，长期受传统思想文化浸润濡染的毛泽东，内心深处始终存有平均主义情结。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大前，虽然党内提出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是，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始终会带来贫富分化，使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八大后，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当现实生活中有人因讲报酬、争名誉而闹别扭、产生矛盾时，毛泽东更加向往与怀念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不求报酬只讲奉献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张鲁传》所记的“五斗米道”的做法，曾经不满八级工资制，想废除军衔制，这些都体现了他均平的思想。因此，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很容易被人们当做一种理想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平均主义之所以被贯彻，某种程度上它被认为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共同富裕”一词并非改革开放以后的专利。1953年10月，在谈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毛泽东提出：要发展生产力，使所有农民真正摆脱贫困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在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正是“共同富裕”这一明白易懂的术语，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朴素情感和理解认同，调动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1955年10月，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高潮，毛泽东指出：“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3］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4］由于把“共同富裕”更多理解为“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和“同时富裕”，因此，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也出现了偏差，使人们陷入平均主义泥潭中不能自拔。

平均主义之所以被推崇，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认识，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认识。他更多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自然很高，在那里，人们不会太过计较物质利益的多少，更多讲奉献精神，注重社会主义分配的结果公平。在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认为“穷是跃进的动力”，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反而不妙。因此，他一方面提出“穷则思变”，同时又防止“富则变修”。他还批评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会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认识和思想，片面夸大与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奖金等同于修正主义，号召人们起来“斗私批修”，狠斗私欲，表面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纯洁无瑕”的社会，实际上成了林彪一伙野心家夺权、窃国和整人的工具。实践表明，用平均主义手段实现平等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反而把人们推向“共同贫穷”的深渊，导致社会主义初步探索的失败。

在平均主义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它持矛盾心态。一方面，当平均主义弊端严重到影响人们的情绪和生产时，毛泽东反对平均主义，提出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以解决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好，就不可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以此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5］可见，他一面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一面又不放弃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尤其是当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产生，效率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时，毛泽东又偏向反对“包产到户”、“单干风”等，越来越强调平均主义。对平均主义实施的矛盾心态，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手段与目标、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不一致的矛盾。

平均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而不是现实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人的物质利益是现实地客观存在着的，不可能任意加以否定和抹杀。马克思就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理论离不开物质，作为利益关系、物质关系存在的人，更离不开物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不可能只有纯粹精神生活的人。过分强调精神生活，使得意志主义盛行和泛滥。在特殊年代它可能暂时起到动员作用，但在和平年代，单凭精神鼓励来激发和调动人们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够的和有限度的。正如邓小平指出，还得要有物质刺激和物质奖励。

二、“先富共富”分配方式的选择及其发展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在重新解读“共同富裕”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行“先富共富”的分配思想。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平均富裕”。他把共同富裕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目标追求，要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他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6］225“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的”。同时，社会主义不仅讲生产力，还要讲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6］172。“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364“共同富裕”不像过去那样被作为优先强调的原则，而是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和根本原则，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握、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同步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更不是“平均主义”。邓小平强调要克服平均主义，提出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公正观。他率先倡导要重新认识按劳分配，恢复并大力贯彻执行它，使得先富共富思想有了现实的途径。继而，他又提出“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构想，这是先富共富理论的延伸和具体化。特别是晚年，邓小平更加关注“共同富裕”，认为它“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6］364他指出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6］374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但是更多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牢记邓小平晚年告诫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7］。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倡导的，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考虑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旧认识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消除，我党曾经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如果不强调优先发展原则，那么一味讲公平，显然又会空谈社会主义。这个原则的提出，不仅适应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了我国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照顾弱势和贫困人群，实现他们的自主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安置了国有企业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这些都体现了新形势下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落实。不仅如此，党还提出了减少高收入和低收入人数，逐步使中产阶级群体增多，平衡地区、职业、城乡等方面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是进一步落实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而且也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强调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更加注重公平，“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8］604。因为本世纪初以来，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凸显，正如邓小平晚年所预见，“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使新的党中央把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我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理念。它不仅为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创造了条件，而且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道路开辟了新途径。同时，把“共同富裕”目标具体化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何共享发展成果，胡锦涛提出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关键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8］172将分配正义落实为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这为全体人民最终实现结果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分配正义思想提供了保障。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指出关键是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体现了党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成熟。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分配正义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诠释和推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鼓励人们追梦，通过不断奋斗使梦想成真，展示了我国走向更加公平正义的美好未来。

如今，分配正义已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其核心仍然是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践证明，分配正义不是要牺牲效率，也不会损害效率。相反，只有分配正义，才能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们共享。那种只讲公平不顾效率，或者只顾效率而不讲公平的思想都不足取。当然，历史并非人们假设。公平与效率甚至难以实现统一。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htur·M·Okun)对此曾指出：“我们不能同时既烤出市场效率的烧饼又平等地分享它。”在他看来，生产要素收益有差别，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效率，但它又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反之，若贯彻公平原则，使收入均等化，势必又会影响效率原则。效率与公平，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两者不可能实现完美的绝对的统一，而只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们的解决不是通过理论论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在当今中国社会，它需要通过社会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需要人们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9.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1-662.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97.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741.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