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函擎

提到“娱乐至死”这一概念，我们不难想到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书中主要阐述媒介变迁，即电视声像如何逐渐取代书写语言成为时代的主流媒介，同时电视又是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使我们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观点对错与否，因为从20世纪后半叶，当印刷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开始，学界就一直围绕印刷媒介的深度与电视媒介的平庸而争论不休，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对声像符号的歧视观点，如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论。

波兹曼虽然深化了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媒介适合传播不同的信息。但他并非像麦克卢汉一样对电视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他认为现代人对智力的理解多来自印刷文字，而随着电视占据文化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危险的退步。

笔者认为不应该因为某种媒介先于其他媒介出现，或者因为某种媒介已经存在几百年，而新媒介存在历史时间尚短，就去判定先出现的媒介代表一切，创造一切，从而否定后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承认18、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但那时铅字之所以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是因为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大家熟悉，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只能通过印刷媒介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