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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情怀:俯仰天地,热爱生活

2014-03-20邱华栋

雪莲 2014年1期
关键词:文林花儿小说

我和李成虎的初识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都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印象中,李成虎身体健壮、性格豪爽朴实,和我一样来自西北地区,所以有着别样的亲切感。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上课之余,经常谈论文学,谈论自己的经历,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天,厚道、质朴的李成虎把他的散文集《遗忘在田间的犁铧》拿给了我,想让我读了之后写点儿东西。

我就抽空读着他的文字,一读之下就很喜欢,因为李成虎是文如其人,那种来自西北青海远古自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故土山川、大地父老乡亲那种执着的爱,他的表达也酣畅流利、真诚坦率,是他的心灵独白。这样的散文属于至情至性的散文,属于赤子之心的写作。我对成虎非常钦佩,也为他与生俱来的对文学执着的情怀所打动。4个多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班同学一下子散去,感觉依依不舍。他照样回到了青海的西北高地昆仑山下,我依旧蜗居在繁杂热闹的北京城。虽然联系少了,可是我依旧时时关注着他这个同道兄弟,也热切期望着他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开阔。通过一些同学,也常听到他的消息。是啊,作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的他,虽然基层财政日常的管理工作繁忙,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学事业,他以智者的情怀注视着眼前的生活,热恋着青海那一方热土。

半月之前,成虎给我发来信息,要我给他的长篇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写个文章。我很高兴,让他赶紧把稿子发过来。因为连续出差,我就在旅途中通过电脑,断断续续细细拜读这部长篇大作,感到十分惊喜。这部长篇小说洋洋洒洒近60万字,无论是篇幅规模还是表现力,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文化积累,无论是小说结构还是语言和情节,都是成虎的精心、细心、耐心之作。这是成虎呕心沥血的代表作啊,也是当下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小说那繁复、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次次地撞击着,甚至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人、我的思想乃至我全部的情感,都被成虎的小说所激荡。成虎以这部长篇小说完美地超越了他自己,也是我们鲁院第三期高研班同学中最近写作成绩表现最好的之一,他将以这部小说让我们感到骄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部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是一部集西部拓荒者艰苦创业、历经千辛万苦、满怀一腔热血、追求着爱情的纯真与生活的美好,并把“黄河文化”和“河湟文化”中最经典的“花儿”推崇、发扬光大于一身的地域文化小说之长篇力作。作品始终以一位智者超越现实的笔触,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西部一群年轻人可歌可泣的艰辛创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花儿”的崇拜与追求,在西部大漠上演了一场场跌宕起伏的人间奇迹。整部作品始终以昂扬的情怀,触摸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怕是一次谨小慎微的心灵叩问,哪怕是一回微不足道的场景描写,哪怕是一首毫无韵律的“花儿”独白,都让作者切切的诉说切入到了最佳状态,特别是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生活阅历,都将使整部作品的描写入木三分而在情理之中,发自肺腑而让我拍案叫绝。

首先,作者冲出现当今小说平庸无常的语言表述的藩篱。在整部作品中,作者煞费苦心,精心运用地方语言的特点,在表述上更具文字魅力。这种独到的手法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升的不仅仅是整部作品的可读性、可鉴性、可信性,更重要的是让地方语言有了生存的意义。这一点如王安忆小说的上海风味,张炜小说的胶东韵致,莫言小说与高密东北乡的内在联系……都证明着文学语言的地域性在作品中的美学魅力。作者的地方性语言平白流畅,不故作高深奥僻,不因袭风雅熟语,而是吸纳多彩却明白晓畅的口语,读去反觉新颖。在此基础上,通过“花儿”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演唱方式,使地方语言有了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地方语言在作者笔下发挥得淋漓尽致,增强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因此我说,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

其次,因为有了作者深厚的写作积淀、丰富的阅历知识,更是因为有了作者对家乡一群年轻人火热情怀的表白,与他们一样的经历和生活的磨炼,所以在历尽艰辛劳作、生与死的洗礼之后,始终以“花儿”为主线,唤起了年轻人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对爱情的美好追求。从这一点上看,这部小说又是和民俗、情感有关的社会写实小说。特别是主人公马文林的出现,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与李丹梅邂逅于省城,并很快坠入情网而一发不可收拾了。正因为有了“花儿”这一催化剂,催生了爱情,催生了追求,催生了梦想。马文林,这个在乡里人看来不务正业,唱着野曲,浪荡不羁的山野人。李丹梅,这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向街头,用自己天生的一副好嗓子漫着“花儿”的女人,甚至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肉体。他俩的结合,纯粹是以共同的爱好为基础的,直至到了最后,马文林出版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花儿”集,而李丹梅在马文林的大力支持下,办起了属于自己的“西北花儿茶园”,同时,与马文林一起参加了宁夏全国“花儿”大赛并获得了大奖,圆了“花儿”梦,告别了非人的生活。曾经为了“花儿”而付出了艰辛的一对有情人终于实现了梦想,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行。

鲁迅说过:“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之蒂,突然发生的,总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从我的写作经验看,小说最终所呈现的,都是取之时间大河的“小我”及周遭环境的样本,即马文林这个人物所出现的环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在当时当地,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经验,讲述相关一些人的关系、进程与命运。可以想见,在同一时代,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样本,通过不同的阅历与写作,不断地淘洗、沉淀,终于写出来了,成为文学中的“这一个”,具有了“时代和人心”。最难能可贵的是,成虎的笔调冷隽客观,不刻意煽情,无怨尤责问。也许这样朴实无华的陈述、情感的自然流露、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传统表现手法,比浓烈的渲染、高调的呼唤更具力度,更能撼人心魄。我觉得,成虎的这番“处心积虑”,不正是故土情结所在吗?不正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吗?成虎就是要通过马文林、何元业、孔祥华、李丹梅、陈静云等的爱情纠结,来推崇大西北“河湟文化”的历史悠久,来呈现“河湟花儿”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通过这样一种情感交融的描写,更进一步展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对话的设计、个性的提炼,等等,无不体现着作者游刃有余的写作风格。整部作品在以“花儿”为主线的基础上,以人物爱情为基调,大力弘扬爱情的无限美好,弘扬年轻人追求爱情、向往美好生活的思想,弘扬在特定条件之下人的那种“人性”的本能。

再者,成虎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是那样明晰,那样泾渭分明。且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人物刻画达到了如火纯金般的美妙之后,他动用了大手笔,着重展示了大西北浩渺无际的宽广、死寂、神秘,在这里,成虎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把视野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现于眼前的是一幅恢宏无比的淘金画面,喷涌而来的是淘金大军进入荒漠边陲的生死拼杀。在成虎的笔下,人与人之间在金钱与利益的驱动下,在欲望与邪恶的决裂中,失去了人性,甚至是眜着良心的谴责,在拿事与拿事之间,上演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明争暗斗。

还有一点也是让我很惊喜的,成虎找到了城市文学的一种建构方式,通过写城市中的人来写城市。这算不上新发明,却是最常用、最成功的办法,在西方文学传统里,通过写人物——贵族、暴发户或者梦想爬入上流社会的底层青年等——来完成对城市文学的建构,早已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巴尔扎克之高老头、司汤达之于连、狄更斯之奥立弗、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伊凡等都是令后世难以忘怀的典型人物。《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年轻人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而在中国文学里,这样的小说相对来说较少。成虎从另一个角度,诸如“创业”、“打工”等方式描绘了何元业、马文林、李丹梅、陈静云等这样一些人物在城里立住脚,及至站得住、吃得开。特别是主人公马文林,怀揣着一颗肮脏的、急功近利的、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心,常常潜入大拿事何元业情妇陈静云家中与其厮混,甚至想抛弃发妻,留在城里,将陈静云据为己有;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借给大拿事办事的机会大捞特捞、中饱私囊,这又体现了马文林人性中“恶”的一面。

在我看来,成虎的如此安排,揭示了这个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匮乏,人们心灵扭曲的最丑陋的一面。显然,在成虎所安排的这些人物中没有“好人”和“坏人”,也没有“恶人”和“善人”,更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相反,通过这样用“人性的复杂”,以大手笔洒脱的描写,让西部淘金的一段历史再现于读者眼前,倍感壮观与凄凉;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洞察出了人们灵魂深处那一袭尚存的良知,掩卷思来,多少唏嘘,多少感叹。所以我认为,作者有意而为之的是对社会信任的挑战,或者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审问。假如一个人没有对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就不会有健全而幸福的生活。然而,我们严重缺乏的,就是对人和生活的信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埃里克·尤斯拉纳认为,信任创造良好的生活。他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中说:“在有信任感的社会里生活是愉快的,而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人的国度争吵的气氛就极其浓厚。……在具有信任感的国家里,政府机构表现得更好,工作效率更高。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里,腐败也不会猖獗。”

关于“花儿”,我听过一些,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因此对回族文化很感兴趣,也搜集了一些书,并在我的一部早期的中篇小说里引用过不少“花儿”。在成虎的这部近60万字的小说中,光“花儿”就有470多首,这不能不说是整部作品的重头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花儿”造就了“河湟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繁衍生息,创造着生活;是“花儿”养育了故乡的人民,让祖祖辈辈借着“花儿”的韵律丰富了情感,传承着美好;更是因为“花儿”,让李成虎成就了如此之文化小说的大作,让人佩服,让人感叹。在这里,成虎自己也有话说:“2004年3月我上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期间,班里每搞活动喝酒时,我尽管五音不全,普通话也不过关,但一激动就来一首青海‘花儿。而一般情况下,担当‘翻译的是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或者是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当然,这中间也闹过笑话,但我咬着半生不熟的‘青普话给予注释,这有我的日记作证(这里省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人名):‘阿哥的肉儿能吃吗?在鲁院就有人这样问我。我觉得可笑,他们哪里知道‘阿哥的肉儿是男人对心上人的别称。我这样一解释,他们见了女人就故意说‘阿哥的肉儿。当然,大多数女人不知道,我又作一番解释。其实,‘花儿的拖腔里所传达的那种古朴而悠远的情思,不仅仅是‘阿哥的肉儿,也有多种,是随着‘令的不同,也有如‘我的憨肉儿,等等。”仔细阅读这段文字,恍然大悟,“花儿”竟有如此美妙的语言,进而走进成虎兄的“花儿”世界,细细品味,轻轻揣摩,多少情感涌上心头。可以说,“花儿”促成了作者的力作,“花儿”丰富了作者的才思。当然,在一首首魂牵梦萦的“河湟花儿”声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脱颖而出,盛开着别样的风采,吐露着沁人的芬芳。

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

没水时啊么价活哩;

花儿是阿哥护心的油,

不唱时啊么价过哩。

原来如此,“花儿”与人,犹如鱼儿与水。虽然无法享受那种粗犷野性的演唱,隐约间依稀可见,“花儿”把式在田野山冈、密林小河的举手投足,还有青年男女用“花儿”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情,传递着爱情,表达着心意。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不唱时由不得个家;

刀刀拿来了头割下,

不死时就这个闹法。

勤劳的人们把“花儿”的演唱与传承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而且那种娓娓道来的诉说不知让多少情侣徜徉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不难想象,在成虎倾注于470多首“花儿”的笔触里,融进的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苦心经营,而是“河湟花儿”的整个文化内涵,是大手笔,是大品牌,是大作为。而且通过作者如此的苦心经营,通过作者如此的极力推崇,相信“河湟花儿”会在不久的将来唱遍全世界。如此来看,以“花儿”来作为小说的文化背景、小说内在的音乐旋律,以及感情衬托和最终的结构穿插,都是这部小说非常成功的地方,也由此使这部小说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更为广大的情怀、更为深入的追求以及更为精彩的表达。

正如成虎自己在后记里说的:“一片黄土地孕育着‘花儿。‘花儿,是被严寒酷暑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片青草地,是有节奏、有旋律、有色彩的烈性酒,是一种抒发不尽、吟唱不完而又跃跃不可压抑的情欲。高亢、嘹亮的‘花儿吼起来——唱太阳、唱月亮、唱星星、唱命运、唱人生。那是用黄河水泡就的,用黄土地育就的,用黄旋风吹就的山民的后代,就那么淋漓而酣畅地唱起来了……一如黄河奔腾而喧嚣的气势,一如高原博大而深沉的胸怀,一如西北风雄浑悲壮而洋洋洒洒的节奏。‘花儿,黄土地上男儿女儿对人生的啸吼,对命运、爱情的挑战,是力度和热能的示威。至于‘花儿的‘令我说了那么多,我想他们也不会懂的,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高天厚土之上的这片高原上。山的高度决定唱歌的高度。在我心里,花儿不是在‘唱,而是在‘喊、在‘吼……需要拖着长长的腔声,大声吼出‘阿哥的肉儿,那是心灵颤柔的‘花儿,是对爱情的追求啊。”

因此,写出了这部注定将成为当下长篇小说丰富收获的李成虎有福了,我祝福成虎老同学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期待着他写出更好的作品。而他以这部地域文化小说杰作,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力、耐力和创造力。

【责任编辑 赵 维】

【作者简介】:邱华栋,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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