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影牛毅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230601）

一、引言

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度重视，表露了党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和力度。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正如习总书记所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财政信息不透明会削弱人大、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暗箱”下的权利必然会滋生腐败。只有将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作为制度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制度防腐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在安全领域政府行为中，信息透明和保密是两个根本对立做法，长期以来，在“保密”的掩护下，公众对于委托政府管理的公共资金的运行状况知之甚少，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被大打折扣，财政相关信息隐蔽所滋生的腐败，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保障政府行为安全的前提下，探寻财政透明度与腐败之间的作用机理，这将有助于政府在“制度防腐”中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腐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国家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行为（Shliefer.A.，1993），它源于公众和国家公职人员之间委托代理机制有效监管的缺失。从国外研究看，导致腐败的因素可归为以下三类：一是宏观上国家经济开放程度。政府管制越多，腐败发生的概率越大，直接的政策扭曲（如高关税）比缺乏外国竞争更容易导致腐败的产生（Fisman，R.，Gatti，R.，2002）。尤其是独裁会增加投资成本，滋生腐败（Alvaro Cuervo，2008）。二是微观上，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人们一直认为过低的薪资更容易滋生腐败，Van Rijchkeghem和 Weder（1997）运用回归分析，对公共部门的相对工资和官员腐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997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也证实这一观点。三是内外部监督体系。内外部监督体系范围和力度缺失，导致腐败机会成本下降。在很多国家，腐败实际所受到的惩罚力度比法律、法规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小的多，这也是腐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Tanzi，1998）。因此，财政透明度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减少腐败的关键因素（Kolstad I，Wiig A，2008；Vian T，2008）。高财政透明度是降低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让这种作用发挥到极致必须要构建更好的制度，即制度性努力（Lindstedt C，2010）。从国内研究看，学者对腐败问题研究主要基于理论方面探讨，认为中国腐败是源于制度供给不足（张增田，2013），而提高财政透明度就是从制度上来“防腐”，本文以财政透明度为切入点，从实证角度论证财政透明度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为制度防腐提供数据理论支持。

二、变量的说明和描述

（一）腐败的测度

近年来，对腐败的实证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些机构通过对腐败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对不同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评估，构建腐败指标。目前，影响比较大的腐败指标主要是来自3个国际组织的4个指标，分别为：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CC），该指数因采用了非常多的数据来源，受到统计上的质疑，而没有公布；世界经济论坛的非法支付和贿赂指数（IPB），反映跨国企业高管对于所在国腐败程度的评价；透明国际的贿赂指数（BPI），反映跨国企业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向投资地政府官员行贿的情况；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CPI），反映全球各界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感受。在这些指标中，都是基于调查获得的，是被调查者的一种主观感受，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了使得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一些学者尝试利用客观指标来刻画腐败，如用公务员滥用职权的数量（Fisman&Gatti，2002；陈刚等，2008）、各地政府官员的职务犯罪立案数（郭杰等，2013）、每百万人口中的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吴一平，2008）。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腐败程度（COR）借鉴广泛被运用的吴一平（2008）提出的方法来测量，其中，“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数据来自于《中国检察年鉴》（2006-2010）中的分省《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中“年末人口数”。单位是件/百万人。

（二）财政透明度的测度

最初财政透明度的定义是由George Kopits和Jon D.Craig（1998）给出的，指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的职能和结构，财政政策的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及时的、容易理解、可靠的、详细的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方便民众和金融市场有效准确地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和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由此可见，财政透明度概念是比较抽象，对其进行测量是相当困难的。国际上主要依据IMF财政透明度《标准与守则遵守情况报告》（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即 ROSCs），对各提供了该报告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测量。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测量，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连续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俞乔教授等2012、2013年编制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本文评价主体是省级，因此采用2008至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中国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的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值作为财政透明度的度量值。

（三）变量的统计特征

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样本区间为2006年—2010年的省级年度数据，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腐败程度的均值是26.27件/百万人，变异系数为0.26。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24.69，透明程度相当低，变异系数为0.41，相比腐败程度，其数据离散程度低。

表1 各变量统计特征

三、面板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及选择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我国大陆31个省市的财政透明度和腐败程度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i=1，2，……31；t表示年份，t=1，2，……5；参数 αit为模型的常数项；βit为对应解释变量TRAit的系数向量；uit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形式设定与样本数据拟合度较低，会造成估计结果与现实情况偏离。因此需要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样本数据究竟是符合变系数形式、变截距形式还是不变参数形式，运用F检验，检验统计量如下：

其中Si（i=1，2，3）为各形式下残差平方和，N为横截面成员个数，k为除常数项以外的自变量个数。若F2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相应的临界值，则选用不变参数模型，反之，则继续计算F1，若F1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相应的临界值，则选用变截距模型，反之，则选用变系数模型。由于个体影响的不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分别有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类。

确定影响形式一般用Hausman检验，构造的模型的 Hausman Test统计量（W）是 0.82，对应 p值是0.36，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然后，根据式（2）和式（3），得到 F2=12.9534，F1=2.4458，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分别为：F（60，93）≈1.5，F（30，93）≈1.7，由于 F2>1.5，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7，所以也拒绝H1。因此，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

（二）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从总体上看，财政透明度对腐败程度的降低具有积极效应，即财政透明度是抑制腐败的因素。在5%的显著水平下，财政透明度每提高1个单位，腐败程度就会降低0.09个单位。从具体省份看，财政透明度对腐败影响的估计结果有所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时间序列太短造成的。研究的31个省市中除了北京、山西、浙江、重庆、云南、宁夏外，25个省市都显示腐败程度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而降低，说明总体上财政透明度对腐败减少起到促进作用。在积极效应中，影响最低是河南省，回归系数是-0.01，最高的是上海回归系数是-1.1，其余省份均在-0.02至-0.64之间。从影响的显著性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在10%的显著水平下，财政透明度都显著影响着腐败。

表2 随机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

四、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财政透明度对腐败的影响非常显著，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能有效降低腐败。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005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本文的结论证实了财政透明度在推动反腐败的查处力度方面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

尽管财政信息公开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整体而言，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水平仍比较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从各省市的财政透明度来看，信息公开也呈现明显的不均衡，差距比较大（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3）。当然，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财政的一种表征现象，对腐败的影响是有边界的，因此，如何科学、准确衡量财政透明度、确定其边界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命题。

〔1〕Shleifer A，Vishny RW.Corruption[J].The quan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599-617.

〔2〕Fisman R，Gatti R，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3）：325-345.

〔3〕Cuervo-Cazurra A.Better the devil you don′t know：Type of corruption and FDI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12-27.

〔4〕Rijckeghem C V，Weder B，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Do Low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Cause Corruption?[J].IMFworking paper，1997.

〔5〕Kolstad I，Wiig A.Is transparency the key to reducing corruption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2009，37（3）：521-532.

〔6〕Vian T.Review of corruption in the health sector：theory，methods and interventions[J].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2008，23（2）：83-94.

〔7〕Lindstedt C，Naurin D.Transparency is not enough：making transparency effective in reducing corruption[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31（3）：301-322.

〔8〕吴一平.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J].经济学（季刊），2008（2）：1045-1060.

〔9〕张增田，杨惠.国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热点主题及演进趋势——基于1992-2011年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J].学术界，2013（4）：66-79.

〔10〕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