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兴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现实缺憾的虚幻补偿和风流自赏的士子情怀
—— 从主人公不同身份看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

王以兴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是此时婚恋小说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类别。如果将此时人神恋作品按照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进行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表达的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反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则着重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特殊心态。具体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和小说主人公身份的同一，使该类作品对士子风流自赏的心态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小说；人神恋小说；士子

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是此时志怪小说研究的一个热门，但学者们一般从女神形象的文化意蕴、男女爱情悲剧的模式、原因及对唐宋同题材作品的影响上进行探究、分析，且又多集中于刘义庆《幽明录》、干宝《搜神记》等志怪作品集。而笔者更关注于小说作品中主人公尤其是士子心态的表露，若将此时人神恋作品按照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进行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表达的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反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则着重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特殊心态。由于作者与主人公同属一类群体，所以这类婚恋作品更直接更集中地再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生存状态，真切表达出他们独特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趣。而从当时的文化思潮看，这种创作现象则恰是当时文学自觉及文人自觉的真实表现。

洪树华曾统计此时“人神（仙）婚恋遇合故事有33则（含6则内容相同）”[1]，而其中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数量非常少，但是它们的出现预示了小说创作开始进入了文人自我表达的阶段，具有非凡的小说史意义。下面笔者将通过比较主人公不同身份的两类作品进行阐释。

一、现实缺憾的虚幻补偿

魏晋南北朝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主要有干宝《搜神记》中《董永》《弦超》《杜兰香》①据李剑国考证《弦超》原本为西晋张敏《神女传》, 《杜兰香传》作者为曹毗, 见[7]. 为检索方便，姑且将该两篇仍列入《搜神记》.《河伯婿》②即《幽明录》中《河伯嫁女》条.，祖台之《志怪》之《曹著》，陶潜《搜神后记》中的《剡县赤城》和《白水素女》①《白水素女》条据李剑国考证误辑录《搜神后记》, 见: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308-309; 今为方便起见, 仍据汪绍楹校注本《搜神后记》.，《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妙音》《甄冲》《徐郎》等。而从男子与神女遇合的方式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神女主动降临型，以《董永》《杜兰香》弦超》《河伯婿》《曹著》《白水素女》《甄冲》《徐郎》为代表；二是洞穴遇仙型，《搜神后记》中的《剡县赤城》和《幽明录》中《刘晨阮肇》《黄原》即是此类。从作者的表达意图看，二者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神女主动降临型的作品有这么几个共同点。第一，男子一般都是身份低下的平民或者小吏。董永是自小“与父居，肆力田亩”的贫寒农民，“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2]14弦超是“魏济北郡从事掾”[2]16；曹著是建康小吏；谢端是“躬耕力作，不舍昼夜”[3]的青年农民；徐朗则“家甚褴褛，常于江边拾流柴”[4]12。只有《杜兰香》中的张傅和《河伯婿》中的某人身份不明。第二，神女多是高高在上，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杜兰香的“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2]15-16和智琼的“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2]17都显示了神女们身份的优越性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特权。而男子在这人神婚恋关系中均处于被动，有时是不得不接受，《河伯婿》中的某人面对河伯嫁女的要求，“此人知神，不敢拒逆。”[2]47《杜兰香》和《弦超》中的张傅和弦超大概亦是如此。如果男子胆敢拒绝神女的结婚要求，下场是悲惨的，比如《甄冲》中甄冲面对社公软硬兼施的嫁女请求，“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4]8最后却染病致死。而婚后男子往往带有一种压抑和恐惧的心情，曹著“形意不安，屡求请退”[5]，而徐郎在新婚之夜面对热情主动的天女，“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酬接之礼。”[4]13第三，男女双方有的存在着情感的交流，甚至产生了深厚的依依不舍的恋情，但仍以神女一方为主动；而有的人神恋故事里的神女来去自由毫无感情可言。前者如《弦超》《河伯婿》《曹著》；后者如《白水素女》《徐郎》《董永》《杜兰香》。刘相雨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思想和门阀制度两个方面对这种创作现象作了解释[6]。李剑国先生认为《神女传》（即《弦超》）和《杜兰香传》“包含这样一些社会文化心理和士人心态：一是神仙信仰，二是男子的女色赏玩心理和女才赏玩心理，三是白日梦式的自慰和自娱”[7]，此观点对上述作品也是适用的。

人神恋小说的洞穴遇仙型也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式，一般是男主人公偶然因素进入到洞穴仙境，遇到仙女而被动与之成亲，最后由于各种原因返乡。《搜神后记》中《剡县赤城》记袁相和根硕入深山打猎，逐山羊偶入仙境，有仙女二人见他们，欣然与之成亲。《幽明录》中《妙音》条记黄原放犬逐鹿而入仙穴与太真夫人之女妙音结婚，后因“人神异道，本非久势”而还家。而同书中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成婚的故事更为著名，叙述更细致，情节更为丰富②该两则故事内容参见: [4].。

对于这一类人神恋小说，学界的讨论基本一致，周俐总结道：“所有这类故事，都将仙境描绘的如同世俗社会，良田美池桑竹历历在目，不同之处是排除了人间的剥削压迫、尔虞我诈、矛盾纠纷。仙界中仙人慈霭和睦、相亲相爱；仙女姿容妍媚、温柔可爱，给人以极大的安慰和希望。在六朝动荡的社会中，幻想出桃花源式的仙境和人仙结合的动人爱情故事，确实表现了人民对幸福安定自由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8]而洪树华用西方弗莱、荣格的原型理论来解读“洞穴仙境”所蕴含的潜藏我国古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对远古美好生活的追寻和对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美满爱情的倾慕，见解独到深刻[9]。

总之，魏晋南北朝小说中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作品概括来讲，就是以超现实的手法对现实生活的缺憾做出了一种近似白日梦式的补偿，表达了美满爱情和安定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就是说，这类小说反映的是当时普通民众当然也包括了下面所分析的士子群体的一般社会心里诉求，也就同样使得它们客观上具有了认识当时社会、历史的普遍意义。

二、风流自赏的士子情怀

与上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却更集中表现了儒家士子这一群体特殊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及精神情趣。这类作品如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清溪庙神》①即《八朝穷怪录》之《赵文昭》, 见: 李昉. 太平广记: 第6册[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350.和梁陈间无名氏《稽神异苑》所收的《康王庙女神》《东海女姑》和《萧总》②《稽神异苑》原书不存, 宋·曾慥《类说》卷四十有节录, 其中《康王庙女神》《东海女姑》和《萧总》亦被收入大约成书于隋的《八朝穷怪录》, 即《刘子卿》《萧岳》和《萧总》, 分别见《太平广记》卷二九五、卷二九六引,故事叙述较《类说》本详尽具体, 因此本文以《八朝穷怪录》本为据.。另外《太平广记》卷三二六引《八朝穷怪录》之《刘导》也应算作此时作品。虽然其中《清溪庙神》《刘导》等作品与上面的《杜兰香》《弦超》《河伯婿》等情节结构基本一致，也可以概括地说是文人虚幻的自我慰藉和补偿，但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作品更具文人化的韵味和特点。李剑国先生曾通过与《神女传》（即《弦超》）、《杜兰香传》的比较，认为这类人神恋小说“只不过更强调了文人风流自得的情怀”[7]，可惜语焉不详。笔者在此基础上对该类小说特点试总结如下：

第一，士子与神女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是以文士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与其他人神恋恋小说最大的不同。《清溪庙神》中的神女听到赵文韶歌声中满含伤感，遂遣侍女来通信欲作“逐月游戏”，而赵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四更离别时又相互赠送信物。而当文韶偶然间发现与己约会者乃清溪庙女神后，“于是遂绝。”[10]神女在被窥探到了真实身份后消失了踪迹，而没有像《杜兰香》《弦超》中的杜兰香和智琼那样以神灵的法力胁迫男子与之交往，表现了清溪庙神女本欲与文韶平等自由交往的愿望。宋曾慥《类说》本《稽神异苑》中的《康王庙神女》记叙简略，已非文本原貌。而约成书于隋代的《八朝穷怪录》中《刘子卿》则叙述婉曲、刻画细腻、情节丰满，且具有浓厚的趣味，当是与原文最为接近的文本。与赵文韶不同的是，刘子卿一开始就被告知了对方不平凡的身份：“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然而，刘子卿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恐惧，而是热情邀请二神女入座交谈并明确表示了愿意与之欢会的意思：“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而在子卿询问对方确切身份时，神女解释不愿透露的原因在于怕他“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世”[11]2352-2353。由此可知，二神女也不再像智琼（《弦超》）、天女（《徐朗》）那样的毫无顾忌而是有所避讳了。《萧总》记萧总游明月峡盘桓数年，偶被神女把花招引，他心里虽感惊异，明知此处常有神女，仍跟随而去：“总悤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在看到“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时，其“心亦喜幸”[11]2355-2356。这与刘晨、阮肇“欣怖交并”、河伯婿的“不敢拒逆”、建康小吏曹著的“形意不安，屡求请退”和徐郎的恐惧畏缩床头是如何的不同！《刘导》记梁朝刘导与李士炯同宴，遇西施和夷光二神女，四人谈笑戏谑。刘导也积极配合神女夷光的主动示爱：“导谓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12]此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再畏畏缩缩、战战兢兢而是开始以坦然、沾沾自喜的心态享受这种“万年一时”（《萧总》）的艳遇了。而《萧岳》记萧岳泊舟延陵季子庙前，有葛氏“橘掷岳怀中”，萧岳主动邀请其入舟饮宴，第二天在延陵庙发现昨晚所遇女子乃东海神姑：“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11]2357从萧岳“观之而笑”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次神人之间的美丽约会是欣喜欢畅的，而并非得知对方神仙身份后表现得忧惧担心，与萧总具有同样的心情。

由上面不厌其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类人神恋小说中士子与神女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身份差别，双方基本处于平等自由的关系，神女不再像其他小说中那样以势压人，而男子也不像徐郎和河伯婿那样被动畏惧。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第二，男女双方之间情感、精神的交流得到细致刻画，且双方多以诗或歌传情，主人公的诗情才华表现得尤为突出。《清溪庙神》中赵文韶在外为官，“秋夜佳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夜乌飞》，其声甚哀怨。”这引起了神女的关注和同情。文韶在神女的要求下又唱了一首《草生磐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心。”神女也为文韶弹了箜篌作为回报，“泠泠更增楚绝，”而且命婢女歌《繁霜》一曲。二人的歌曲传达着各自内心的空虚和孤寂，在歌声中情感达到了共鸣。《刘子卿》中二神女顾临子卿的原因，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感君之爱，故来相诣。”二神女轮流与子卿会寝，神女对子卿可谓是真心实意，第一天神女姐姐安慰“一夕之欢，反生深恨”的子卿说：“心存意在，特望不忧。”第二个晚上妹妹面对子卿的询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之后数年，“常十日一至”。与前面的那些威严冷漠的神女如智琼、杜兰香、天女等相比，康王庙女神是多么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刘导》中在欢会一夜即将离去时西施对刘导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最后西施和夷光分别赠予刘导和李士炯宝钿、拆裙珠一双。《萧总》中萧总与神女“一夕绸缪”之后，两人对这“万年一时”难得的欢会均心生不舍，分别之际，神女赠予萧总一玉指环说：“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而萧总也袒露心曲道：“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明后，萧总“掩涕而别”。于此可见，两人相处虽短暂一晚，却有不尽之情。“掩涕而别”的是男方萧总，这与其他那些人神恋故事中男子的表现很是不同。虽然上述我们提到《弦超》中智琼在离开时“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而弦超也“忧感积日，殆之委顿”。但二人感情的交流却没有予以充分表现，且《弦超》这样情况在同类故事中绝无仅有，一般都是神女一方自作多情似的表现出感伤不舍的情绪，如上所述。

总之，儒林小说中士子与神女的感情交流是作者所着意表现的，而且这种情感的交流多借诗歌进行传达，这是与其他人神恋小说明显不同的又一特点。

第三，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在艺术上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作品叙述婉约，人物和情节刻画细腻丰富，语言清丽飘洒，情调十分轻松雅洁，带有明显的文人风流自赏的趣味。《赵文韶》记文韶由于独自在外为官，“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夜乌飞》，其声甚哀怨。”一个满怀心事的士子形象跃然而出，此时神女之婢前来通信，而后神女到来与文韶展开交流。这是一个文雅大方、多情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邀请文韶再唱一曲，而自己弹箜篌配合婢女《繁霜》歌以相应答。婢女所唱歌曲实际表达了神女内心的无尽苦闷和对爱情的渴望：“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阕夜已久。”歌词借景抒情，以诗达意，通过歌词向文韶发出了邀请，“歌阕夜已久”实际是在催促文韶，趣味十足。而语言清丽雅洁、蕴藉优美。本文基本达到了叙述、描写和抒情完美融合的高妙境界，难怪明代汤显祖高度评价说：“骚艳多风，得《九歌》余意。”[13]（《虞初志》评语）再以《刘导》篇为例。刘导隐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夜与好友李士炯同宴，同样的也是侍女前来禀告，而后西施和夷光光临，“导与士炯，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神女大方爽朗，与刘导和李士炯谈笑风生，在她们的感染下，刘导两人也变得大胆主动。作者细致的描写了男女双方各自的性情特征和态度变化，比如通过二女三次笑的细节：“二女相视而笑曰”“二女笑曰”和“夷光大笑而熟视之”描摹出了她们大方却不轻薄，爽朗的真性情特征；而从刘导和李士炯初见二女时的“不觉起拜”、之后的“（刘）导揖就席”、再之后的刘导将自己和士炯与西施、夷光分搭及最后的“合座欢笑”，极有层次感地表现了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神女发生的细微的态度变化。比较其他人神恋小说中结构较为宏大、叙述完整的《弦超》和《河伯婿》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这两类作品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弦超》《河伯婿》是以叙述和说明为主，均为讲述某男子的一段神异经历而已，几乎没有抒情与人物刻画，而抒情与人物刻画却恰是此时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的突出表现，也是对后代小说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通过以上两类人神恋小说不同特点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充分地展示了文人士子的诗酒才华和对“万年一时”的美丽邂逅的浪漫想象，即可总结为文人风流自赏的心态表露。这与另一类人神恋作品主要反映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多么不同！姜荣刚《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中曾对本文所讨论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做过简单的概述性总结：“这类故事不再以婚姻为目的,也不纯粹是为了情欲,而专注于文人情调。这些男子全部是能歌善赋、博学多才而又善解风情的人。……男性这种身份的变化标志着此类小说开始走上了文人化的道路。男女主人公在‘燕寝’之前的传情达意成了作品精心描绘的内容,他们彼此饮酒助兴,通过诗歌曲折地表情达意,并用琴声歌喉以及戏谑的调笑使情感达到高潮,然后‘郎但伸情爱,莫问闲事’(《刘子卿》),士大夫情趣尽现其中。六朝时期纳妾蓄妓之风盛行,士大夫多沉迷于声色之娱,包括当时颇有名望的谢安也是如此。此类小说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情态的真实反映,也是士人们猎艳心理的体现。”[14]这样的论述和总结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但“文人情调”和“士大夫情趣”具体为何却没有明确说明，笔者认为李剑国先生“更强调了文人风流自得的情怀”的观点更准确妥帖。对文人风流自赏的强调确是此类作品的精神旨趣，而这实际是对文人固有清高自信、自命不凡的性情和诗词歌赋的艺术才华及男欢女爱的猎艳心理的一种特有心态的总结。

三、结 论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的人神恋小说根据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身份而分为两类。其中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主要是从社会普通大众当然也包括了士子的角度表达了对平等、自由婚姻爱情和美满、安定生活的向往和渴望，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流行的门第观念和动荡局势对普通百姓的束缚和压迫。而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由于作者与主人公同为士子阶层，因此使得这类作品无形中成了展示文人士子特殊子心态的舞台。在里面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文人士子们那种风流自赏的情态和气度。当然这种心态的表达是与当时的文学自觉及文人自觉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小说作者们的文人意识觉醒之后，会有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冲动，不仅仅表现在诗文等正统文学中，而且在小说创作中也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情爱心理、性情特征等投射其中，同时希望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文艺才华，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该类作品浓郁的文人化格调和趣味。当然，这种创作旨趣在唐代人神恋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扬，张荐《灵怪集》中的《郭翰》、陈韶《通幽记》中的《赵旭》和裴铏《传奇》中的《萧旷》及张鷟的《游仙窟》即是代表，只是后两者主人公并非士子罢了。另外，我们发现寥寥数篇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集中出现在南朝梁至隋朝间，因此，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们在表达文人士子心态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1] 洪树华. 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 109-113.

[2] 干宝撰. 搜神记[M]. 汪绍楹，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 陶潜撰. 搜神后记[M]. 汪绍楹,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0.

[4] 刘义庆. 幽明录[M]. 郑晚晴, 辑注.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5] 曹丕撰. 列异传[M]. 郑学弢, 校注.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47.

[6] 刘相雨. 《搜神记》和宋代话本小说中女神、女鬼、女妖形象的文化解读[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30-36.

[7] 李剑国. 《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C] // 李剑国. 古稗斗屑录：李剑国自选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226-251.

[8] 周俐. 六朝志怪小说的爱情模式与观念[J]. 淮阴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2): 74-78.

[9] 洪树华.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洞穴仙境”意象[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68-73.

[10]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621.

[11] 李昉. 太平广记: 第6册[M]. 2版.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2] 李昉. 太平广记: 第7册[M]. 2版.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587-2588.

[13] 毛效同. 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8.

[14] 姜荣刚. 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6): 98-103.

The Visional Compensation for the Regrets in Reality and Intellectuals’ Self-appreciating Romantic Feelings—— The Study on the Goddess-man Love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agonists’ Different Statuses

WANG Yix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50014)

The goddess-man love novels are a very notable category among the love-marriage novel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f they are classifi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protagonists are intellectuals or not, it can be found out that what the goddess-man love novels with non-intellectuals as protagonists express is a kind of general social psychology at that time. In contrast, the works with intellectuals as protagonists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special mentality of the time. To be specific, it is just because of the identit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protagonists that this kind of works expresses the intellectuals’ self-appreciating romantic feelings to the full play.

Novel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oddess-man Love Novel; Intellectuals

I207.62

A

1674-3555(2014)03-007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3.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3-03-29

王以兴(1986- )，男，山东青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