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银霞

(焦作大学人文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黄河文明源远流长，同时也伴随着神话的绵延发展。在庞大的黄河诸神体系中，“河伯”作为黄河水神，是黄河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对于黄河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伯”溯源

“河伯”一词从其基本语意来理解，“河”说明其所居之地，“伯”昭示其拥有的地位和威严。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河伯》里说道：“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王之为西伯。”[1]而“河”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特指黄河，这就确定了河伯形象与黄河的关系。

在夏、商和西周的文献中，“河伯”先是以部族的身份出现。河伯族本是居住在黄河沿岸的一个部族，《竹书纪年》记载，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2]《初学记》引《归藏》说：“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3]这里显现出当时部落逐鹿、争夺领土统治权的历史风貌。可见历史上是有河伯族的存在的。

到了西周时期，开始实行诸侯分封制，“河伯”就成为了诸侯国的名称，并代指诸侯。周穆王时，河伯族酋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河神祭司。《穆天子传》曾记载：“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时事。”[4]这里的河伯在天子的授意下，敬天领命，实现天意与王权的联通，可以说是一位上达天命的使者，地位非常重要。

“河伯”从历史人物演变为神话形象，大概是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战国时发展很快，具有了更强的影响力。《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5]神话的形象定位已很清晰。屈原《九歌·河伯》中又写：“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6]77显示了河伯神游昆仑仙境的畅意与潇洒。《庄子·秋水》中则呈现了一个望洋兴叹、受海神若教诲的河伯。这些典籍里的描述，多方面展现了黄河水神的生活面貌。

秦汉以后，道教思想盛行，对河伯的形象也有所影响，至魏晋南北朝之时，河伯被列为道教神仙中的一员，在道经《真灵位业图》中居右位，成为了仙化的河神。这时的河伯具有了帮助人修道成仙、祈福求雨的能力，如王隐《晋书》中记载了“河伯”将落水的毛宝尸体送还的故事；《真诰》中记载了有人河边祭拜十年，终于打动河伯，教之以水行不溺法术的故事。可见当时的河伯具有了道教仙化的特征。

唐代河渎神被封为灵源公，成为官方推崇的黄河河神。释教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越来越大，龙作为水神的地位也迅速提升。此外，还有大量人类英雄式河神的出现。这些原因都导致河伯的地位式微。明清以后，则见之更少，逐渐衰落，此间关于河伯的记述多见于道书和小说中。

二、“河伯”形象的文化精神透视

河伯神话主要由河伯助禹治水、与羿和宓妃的婚恋纠葛、河伯娶妇、诸多神仙道法故事以及河伯女的传说几个主要部分构成，流传时间跨度大，影响广泛，且注入多种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艺术魅力。

(一)河伯外在形象的演变蕴含着人类主体意识的确立

河伯的身份有历史和神话两种。历史的河伯自然是人形，神话的河伯就比较多元了。在《晏子春秋》中的河伯是一只大鼋，而在《韩非子·内储说上》的记载中则是大鱼。无论是大鼋还是大鱼，都是依水而生的动物的外形。神话形象来自于人类的想象。从早期河伯的外在形象来看，寄托着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低下，人类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时不能窥测和操控的无力感，使得我们的先祖产生了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敬，无法实现自我认同，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动物神身上，鼋和鱼这些在水生世界能力很强的形象就成为水神的化身，形成动物崇拜。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身能力的提高，水神的形象发展成为半兽半人的形态。在黄河流域的文明遗迹中，西安半坡文化中有人面鱼身纹饰彩陶，红山文化中有人面鱼身玉挂件，半人半鱼的水神形象一度让人惊叹不已。《尸子》和《博物志》中的记载，均称河伯乃“长人”“鱼身”，是人与鱼的结合体。而《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中却记述冰夷乃人面蛇身。这一形象虽然不如人面鱼身更符合水神身份，但却与神话中的大神类似，有其存在的依据。无论是蛇身还是鱼身，半人半兽的形态展现了神话形象演进过程中的变化。究其深层原因，则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化，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逐步加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能力的进化促使着人类主体意识的增强。

河伯形象在后来的传播中彻底演变为人的形态。《楚辞》王逸注引《清泠传》中记：“冯夷，华阴潼乡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6]78《搜神记》记：“弘农冯夷，华阴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7]这些记述都说明了河伯冯夷原是人类修行而成仙，是为河伯，也就摆脱了前人所谓兽形、半人半兽形的形象定位，而成为修仙得道的人的形象。人虽然与神仙的能力有差距，但仙、神具为人形，潜在说明了人类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主宰者，这也标志着人类主体意识的最终确立。

(二)河伯形象的人性化特征寄托了丰富的人文关怀

河伯作为神话形象，本身就来自人类思维的创造，自然无法超越人类的感知和想象，所以河伯形象人性化也是内在的必然。河伯拥有神力，却是人的性情。

《太平广记》引《广异记》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8]，《北游录·纪程》认为“冯夷之虐，风波覆舟”[9]，这些记述都在表现河伯的暴虐和自私，俨然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可以说是黄河泛滥的人性化表达。在河伯娶妇的故事中，河伯则是一个贪图美色、残忍冷酷的形象，因一己私欲牺牲无数年轻貌美女性的生命，让人憎恨。在河伯与羿、宓妃的故事中，贪恋女色却又不知珍惜，在羿与宓妃相好后，却又心生嫉恨，意欲报复，与人类情感纠葛如出一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澹台子羽携带价值千金的玉璧过河，河伯觊觎宝物，想据为己有，派人在其渡河时兴风作浪，子羽砍杀蛟龙、毁掉玉璧，对河伯进行羞辱。这里的河伯又是贪财好利、图财害命的不耻形象。《庄子·秋水》中的河伯，则表现出“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欣然自喜”的浅薄无知，可喜的是最终觉悟，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虐、色、妒、贪、骄，这些人性内涵在河伯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光彩的形象。

当然，河伯还有光彩四溢的一面。《九歌·河伯》中那个“登昆仑兮四望, 心飞扬兮浩荡”“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的河伯，洒脱飘逸却又多情感伤，更展现出人情、人性的丰满。这样的河伯形象出自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的屈原笔下，可以说表现了他在现实人生中的失意，也寄托了屈原对理想人生状态的想象。《远游》中的河伯则蹁跹起舞、温顺可亲，展现出浪漫文雅的风采。这是文人心中的河伯。而在河伯助人的神话中，苦心绘图助禹治水、送还溺死之人的尸身、教人神仙道法、助人完成心愿的记载大量存在。扶危救困、圆人所愿，这是民间期待中的河伯。曹植用“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龟”，阳枋用“休言神禹忘疏鉴，付与冯夷日棰笞”对河伯的功绩进行赞美。可见，河伯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性内涵的艺术形象。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天使、一个魔鬼，这是人性的本真面貌。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人类的自我认知过程中，也在对这一点进行反复的确认和表达。《西游记》中玉皇大帝的形象亦是如此，贵为诸神之王，天庭的统治者，主持公正、造福万民是其应有的责任，却因凤仙郡守无意打翻了贡品而给凤仙郡降灾，导致百姓受难，可谓自私、滥权的典型。水神中龙王的形象也同样是善恶兼具的，体现出人性化的特征。神话形象的复杂性，正是人类在自我认知基础上所进行的表达，寄托着人类对于人性的深层思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河伯神话反映了传统生态伦理观

河伯神话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历史久远，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次演进，从外在形象从动物到半人半兽，再到人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其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变迁应机而变的。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是在不断变化的，但相伴相生的关系却是相对恒定的。河伯神话中就蕴含了生态观念的变迁历程。

早期的河伯神话中，河伯居于阳纡之山的都居，“都”有聚集的意思，《水经注》解释为水泽汇聚的地方，因为是河伯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都居。山、水作为自然的代表，自古就是天地灵气汇聚的表征，河伯所居之地，依山傍水，恰恰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当代民间风水学里，也经常以环山傍水作为绝佳地理位置的重要判定依据。另外，河伯以鱼鳖为民，水中诸多水族均是其使者或随从，《九歌·河伯》中用“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描绘其出游场景，充分展现了河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庄子·大宗师》言：“冯夷得之，以游大川。”[10]河伯冯夷得道成仙之后，即游大川，徜徉山水去了，可见河伯是有浓厚的自然情怀的，表现出了与“天人合一”理念的耦合。

当然，河伯虐，伤黎民无数，也是河伯神话的重要内容。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在神话中被书写为具有人性的河神的暴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讽刺性。在人类与洪水的较量中，最初的人类处于绝对的弱势，无法与奔涌的黄河抗争，所以只能设法逃避祸患，因而远古时期盛行占卜之术，人类先祖希望通过占卜窥测灾难，以求规避灾难带来的危害。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于是有了河神的形象，并且开始用各种物品包括女人来敬奉河神，希望通过贿赂来减少灾难。这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进步，虽然仍无法左右河神，至少知道与河神谈条件了。虚幻的河神事实上根本无法满足人类的祈愿，护佑五谷丰登、天下太平，人类也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与自然灾难相抗争，所以后来人类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来抗洪。比如，禹用疏导的方法，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的修建，体现出人类智慧的发展。老子《道德经》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来阐述如何与自然相处，认识自然规律、尝试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是华夏文明的重大进步。人类对于神明的认知也开始改变，既然无能，那就无人敬奉。从此，河伯地位的下降势成必然。在后世的神话中，河伯的神力也在大幅下降，也就仅仅能为某个人服务而已，甚至最后被龙王、来自现实的英雄所取代，最终走向没落。

总的来看，河伯神话从最初的“天人合一”意识萌芽，发展到后来有能则敬、无能则废、道法自然，是人类对自然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三、“河伯”神话的当代意义

首先，河伯神话对于讲好黄河故事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发源地，黄河文化的发展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进化史。“河伯”形象虽然不及盘古、女娲、伏羲、夸父、大禹、黄帝、仓颉等那么光鲜，但也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同时，河伯神话是黄河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中呈现的艺术形象、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是黄河文化精神的有机成分。讲好河伯神话，可以使黄河故事更为丰富，使黄河文化的系统更加完整充实。这需要相关研究人员更多的投入，也需要文化传播行业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推广。

其次，河伯神话可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很高的价值。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量也大幅提高，从而催生了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各类文化产品的生产量非常大。在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传统文艺题材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但在开发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一些文化产品文化基础不够，流于肤浅；一些传统题材开发过度，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有关河伯神话的文化产品却很少，搜索引擎中条目最多的，竟然是韩剧《河伯的新娘》，作为河伯神话发源地的我国竟没有大部头的影视作品，实为重大缺憾。河伯神话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内容丰富、故事曲折，具有高度的审美艺术性，对于艺术市场也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值得文化产业相关机构精心投入、深入发掘，以开发出高水准的艺术作品，满足民众审美的需要，弥补缺憾。

最后，河伯神话的生态伦理观念对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同属于中华文化体系之中，黄河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代文明所倡导的文化精神血脉相通，可以跨越历史长河遥相呼应。河伯神话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意识渊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时至今日依然对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所影响。而在神话流传过程中所确立的人类主体意识，既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也在另一方面对人类的自以为是提出警告，如果人类过度夸张自身的能力，势必会如神话中的河伯一样，走向没落。此外，人性化的河伯体现出丰富的人文关怀，与当代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拥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河伯神话具有符合当代价值观和发展理念的内涵，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传播，必然能让河伯神话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发挥出自身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