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哲，刘 静

（陇东学院岐伯医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对我国古代名医优秀医德的追溯

刘志哲，刘 静

（陇东学院岐伯医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我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的著作中都有大量医德伦理的论述，本文试图追溯它在医德思想的创立、继承、发展和促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其对新时期医德建设的作用。

古代名医；医德医风；追溯

祖国医学的魅力并不仅仅因为它神奇的疗效和独特的理论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代中医大家高尚的医德。那些取得突出成就，对祖国医药学做出贡献，丰富、发展和完善了我国医药学体系的医药学大家，无一不是德艺双馨，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着医道尊严。追溯这些著名医家的从医历程，基本都具有以下特点。

1 济世救人，厚德为先

自古以来，医生行医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说：“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正物，就是很好地掌握和运用治病的药物和技术。古代称医术为仁术，认为医学是一种活人救命的技术，其服务直接面对人。因此，医生的职业道德——医德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浩瀚的中医典籍里，有着极为丰富的有关医德的论述以及古代医家的许多嘉言懿行。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的“大”，不仅指出了祖国医学的宏大广博，更强调了医者的高尚道德情操，宽广的胸襟，至高、至远、至深、至大的思想境界；“精”是指从医者必须对医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诚”则强调医者必须至诚至信地除疾灭病，为患者服务。他认为用精湛的医技治病救人，使患者起死回生就是大医。清代陈梦雷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明确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作医。”“做人要有人格，看病要有医德；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缺此不可为良医。”（《秦伯未医文集》）这就是说，做医生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更要具备高尚的品德。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指出：“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因此，作为医家，对人和生命必须无限热爱，这种精神是医学事业的准则，也是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

2 博采众长，业精于勤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历代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医门法律·先哲格言》）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拜师罗知悌时，整天站在门外，风雨无阻，终于被收徒。“药王”孙思邈直到白发暮年还手不释卷，“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备急千金要方·序》）。这些都说明，“医道精深，不可浅尝辄止，而医者责任重大，临证不可不慎”（《名老中医之路》）。“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知乎此，则医之能事毕矣。”（《医门补要·自序》）明代名医徐春圃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不浅）。”东汉张仲景年轻时师从张伯祖学医，由于他勤奋好学，医术“精于伯祖”。他生当战乱频繁、疾疫流行的东汉末年，生灵涂炭，死亡载道，他的家族二百多人，不到十年，就患病死去2/3。他目睹这种惨状，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潜心研究古典医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创立“辨证论治”的纲领，成为中国医籍的经典，他被后人尊为“医圣”。唐代孙思邈，幼时多病，从少年时便酷爱医学，直到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释卷。他活了一百多岁，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古稀之年，撰成《千金要方》三十卷。30年之后，年已百岁，不顾年迈，犹恐沧海遗珠，又继续旁搜博采，精益求精，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与《千金要方》相辅相成，二书合称《千金方》，是传世不朽的医学巨著，他被后人尊为“药王”。又如明代李时珍，三代行医，家学渊源，博学多才，热爱医学，他曾自我介绍说：“幼多羸疾……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他以学习为乐，读书犹如吃甘蔗饴糖一样美好，他发现历代本草书讹误和缺漏不少，因此下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著作。从34岁开始，“岁历30稔，书参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终于在60岁时编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药学巨著，郭沫若称其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有“高尚先生”之称的金代医家刘完素，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幼年家境贫寒，母亲患病，由于家贫三延医而不至，致使其母身亡，遂立志学医，以济世救人。刘完素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为救治疫病，一改“和剂局方”用方温燥之弊，创立“六气化火”论，终成寒凉派的开山鼻祖。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出自名门医家，天资聪颖，十余岁时医术已很高明，以后10年中，他又拜师17人，直至成名后，仍然十分谦逊。当时有一个病家请他诊治，他认为已不可救治了，嘱咐家属赶快料理后事。不料一年之后他见到这名患者还活着，且身体健康，他很惭愧，打听到治病者是金山寺的一位和尚，第二天便到金山寺向那位和尚拜师求教，老老实实地学习，终于成为一代名医。明代医家缪希雍，父早殁，幼年孤苦。17岁患疟疾，自阅医书，遍检方书而自己治疗，遂至痊愈。遂立志从医，搜求医方，苦心研究药道，博涉各种医书，尤精本草之学，认为“神农本经，臂之六经，名医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本经为经，别录为纬”，于是钻研其理。此外，缪氏生平好游走四方，曾游历三吴，入闵，历齐、鲁、燕、赵等地，亦到过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在周游之时，到处行医，寻师访友，采药搜方。这些都说明，古人对医术的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精求医理，博采众长，“捐众贤之砂砾，掇群才之翠羽”（《外台秘要·序》）。砂砾，是淘金时应丢弃的废物；翠羽，是装饰时宜挑选的精华。这就是说，向他人学习时不但要勤，而且要扬长避短，去粗取精。

纵观我国历代卓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是在“精”字上下了一番苦功。他们毕生勤勤恳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最终取得了学术上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

3 谦虚谨慎，尊重同行

东汉时代的“医圣”张仲景，曾“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奠定了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坚实基础的《伤寒杂病论》。他严厉抨击医德败坏者“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并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古今从医人员中，总有一些“无行之徒，专一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唯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万病回春·云林暇笔》）。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是很不道德的。作为一名医生，应当时时处处谦虚谨慎，尊重同行。明代著名外科学家陈实功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说：“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为人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外科正宗·医家十要》）孙思邈也告诫说：“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并说，有的人“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4 不畏权贵，弃官从医

自古以来，弃官从医，为民治病的医家不胜枚举。明末清初的费尚弃官从医，定居孟河，开始了孟河费氏的医学事业。唐代孙思邈，多次拒绝隋唐两代朝廷的聘请，长期在民间行医，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撰成传世不朽的医学巨著《千金方》。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本为官吏，建安年间，他目睹民间瘟疫横行，白骨露野的惨状，为解除百姓疾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著成《伤寒杂病沦》，被历代医家推崇为“医方之祖”，在世界医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华佗，医理精明，经验丰富医好了曹操的“头风眩”病。曹操想调他进京做官，给他丰厚的俸禄，但他一心想为百姓解除病痛，几次拒绝去朝廷做官，更不愿为曹操做侍医，竟惨遭杀害。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德一直为后人传颂。

5 对待患者，皆如至亲

医乃仁术，济世为怀，病家延请，有求必应，治病救人，认真负责，这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对患者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定神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元代名医朱丹溪医术十分高明，每天都有不少人请他看病，他“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虽百里之远，弗惮也”。有一次，天下着大雨，有一病家来请他，他的仆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向病家解释要求免于出诊。他得知后，教导仆人，患者度日如年，痛苦不堪，当医生的怎能自图安逸。说罢，拎起药箱就出诊了。这是多么高尚的医德，多么令人景仰的修为。医生遇危重患者，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的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周游列国，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虢君请扁鹊入视，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蹶’者也，太子未死也。”遂使他的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太子终于转危为安。为医者，术可暂行一世，德则流芳千古。

6 心存济世，不唯名利

扶贫济困，施医赠药，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例如三国时的名医董奉，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民间医生，他为人治病，不收诊金，凡重病患者，治愈后，在其房前屋后种植杏树5棵，轻病者种1棵，作为酬谢。数年之后，种杏十万余棵，郁然成林。杏熟易谷，用以救济贫苦患者。后世有“杏林春暖”，“誉满杏林”，传为医林佳话。唐代名医沈应善，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患者，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患者，来者不拒，其舍命名为“来安堂”（取既来之，则安之之意）。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行医，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清代医家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他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他对没钱就诊的患者，不仅免费诊治，而且经常无偿送药，这种精神深受后人的敬重。传统中医最反对见利忘义，“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孙思邈语），“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伤寒论·原序》）；而提倡“不计其功，不谋其利”（《古今医鉴》）。清代叶天士被誉为“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临证指南医案·华序》）。有人在评价明代医学家陈实功时说：“不张言灾祸以伤人之心，不虚高气岸以难人之请，不多言夸严以勾人之贿，不厚求拜谢以殖己之私。”（《外科正宗》）因此，不唯名利是良好医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发财致富。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意为你来学医，目的是赚钱图利，还是传道济世?罗天益毫不犹豫地回答：“亦传道耳。”李东垣遂欣然收其为弟子。此后10年，罗天益既学到了李东垣良好的医德，又得到了其医术真传，成为一代名医，著有《卫生宝鉴》二十四卷。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7 宽厚仁和，倾诚无忌

古代医术，讲究待人和善，以诚相见，急人所急。“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问病论》）因此，行医看病也好，配方制药也好，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讲求实事求是，“中无城府……与人交，倾诚无所忌讳；赴人之急，不计利害”（《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决不能弄虚作假，唯利是图，自欺欺人。但是，却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有腹无藏墨，诡言神授；目不识丁，假托秘传。此欺诈之流也。”“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此欺诈之流也。”（《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在这方面，以诚信闻名于世的同仁堂有两句著名堂训，即“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很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医药生产厂家自勉。

8 尊敬师长，虚心求教

我国历代名医多数出身于师传，如扁鹊拜长桑君为师，仓公（淳于意）拜公乘阳庆为师，张仲景拜张伯祖为师等，他们都尊敬师长，虚心向老师学习，终于“尽得其传”，甚至成就超过了他们的老师。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家资富有，热爱医学，闻张元素有医名，乃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传，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朱丹溪，偶然在武林（今杭州）获悉医学大家罗知悌擅长医学，往返十余次，“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使罗氏深受感动，遂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他也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清代叶天士，虚心好学，闻某人擅长治某病，即前往拜访求教，先后共拜访名师17位，他汲取各家之长，后来成为名家，尤其对温病学贡献最大，成为清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

如果说张仲景以他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和体系，那么孙思邈则以他的《大医精诚》《治病略例》等论篇创立了祖国医学医德思想的原则和体系，而缪希雍的“祝医五则”即是这个原则和体系从医德方面对医生提出的具体要求。古代医家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提倡并具有高尚的医德，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兴盛做出了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不仅源于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源于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后人对我国古代医学的信赖和称颂，成为祖国医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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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246（2014）05-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