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鎏刚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①《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一年多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了一个更突出、更显著、更重要的位置。

整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建设与政党治理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与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必要保障。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列宁转向关注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在思想与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作风建设的命题，邓小平则深受毛泽东整风学说的影响，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崭新境界，创新与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

一、毛泽东的整风学说及其对邓小平的影响

毛泽东创立的整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表现。青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整风的概念，但他已经体会到改造人的思想与道德是变革社会的逻辑起点，熟谙《大学》中记载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中直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②《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554页。又积极呼吁：“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③《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554页。他在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中也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 换过来。”④《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554页。

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国民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的两起两落，毛泽东对清理党内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1—1942年，他在延安陆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与《反对党八股》的系列讲话，结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建设命题，全面阐释了作风建设的内容、途径、策略与宗旨，随即发起了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而且要锻造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即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他比喻：“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1094、902、898页。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标志着毛泽东整风学说达到了系统化、完备化的水平，且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毛泽东的整风学说具有双重内涵与意义。一方面，以作风建设引领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第一次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有机衔接起来，既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又整顿了党的组织机构，还教育了党员与领导干部。正如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1094、902、898页。，理论与实践结合针对思想建设，紧密联系群众针对组织建设，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与组织建设的武器。另一方面，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找到了大众参与式的群众动员与组织技巧，渗透、重组与改造了农村根据地的基层社会，建立了共产党与农民阶级的革命同盟军关系。这一点他也反复强调过：“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1094、902、898页。

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夜，毛泽东丰富与深化了他的整风学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极具预见性地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的设想，自此转向思考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曾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一连串的尝试与探索：1950年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大规模整风，要求在整风中做到“公开建党”⑤公开建党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可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1951与1952年中共中央指示再搞一次整风，还要求把“三反”运动与整党运动结合起来；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紧接着在全党发起了一场整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其中祛除党内沾染上的官僚主义习气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毛泽东的整风学说给邓小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整风期间，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也在抗日前线的太行山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亲任总整风委员会的主任，领导了一场太行整风。他在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人深省地说：“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6页。，“不仅对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⑦《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6页。。当邓小平步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他不仅亲自主持与部署整党工作，表示“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22、125、219、281页。；而且他还把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置于整党的关键环节，语重心长地说：“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22、125、219、281页。，“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22、125、219、281页。，“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22、125、219、281页。，“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22、125、219、281页。。总之，邓小平认同与肯定毛泽东的整风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又创新与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

二、邓小平对作风建设主要内容的创造性探索

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取决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革命的条件下，整风的内容包括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在执政的条件下，整风的内容又吸纳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延安整风的实践已经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1094、902、898页。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时期，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都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在毛泽东的整风学说中，他尚未对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作出精准诠释，他坚信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最革命、最突出、最直接的表现，把是否发动群众当作整风的最高检验标准。即使在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条件下，他还强调：“群众闹事是坏事。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281、289、296页。，“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281、289、296页。，“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281、289、296页。，“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④《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281、289、296页。。事实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群众路线的主体是党员与党组织，群众运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与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参与整风不等于群众运动本身，只图盲目发起群众运动必然会导致整风走上歧途。

邓小平在澄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概念的基础上科学划清了作风建设与群众运动之间的界限。早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就已经尝试寻找、发现与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了。他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曾经提到：“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⑤《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到了土地改革运动兴起的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土改与整党工作犯了过“左”的错误，滋生了“乱打人杀人、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对地富扫地出门、流氓坏人当权”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的无政府主义现象，某些群众竟对共产党心存怀疑与恐惧，抱怨“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⑦《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这也不得不引起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的重新思考。

伴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轰轰烈烈与此起彼伏，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其标志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做深入的、细致的、经常的群众工作的观点。例如，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阐述群众路线时特意提到了一些小事：“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但他却强调，“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又如，1961—1962年他在《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次讲话中反复谈到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⑩《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21、113、219-220、288、295页。。

邓小平提倡做深入的、细致的、经常的群众工作是对毛泽东晚年默许与支持的大规模、即时性、骤然性的群众运动的拨乱反正。做深入的、细致的、经常的群众工作赋予党的作风建设一个崭新的特点，即把作风建设的内容同实际的、具体的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这就科学划清了作风建设与群众运动之间的界限。正如1961年邓小平在有关铁路整风工作时的讲话中建议：“整风整什么？整作风、整制度、整队伍。各企业、各单位具体内容不同。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整什么问题，不要套框框。”（1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6页。同时，做深入的、细致的、经常的群众工作把党的作风建设引向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继而把整风的最高检验标准转移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正如1980年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讲到：“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12）（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402页。

邓小平不仅指明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查摆与整改各个单位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论证了作风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提出作风建设不宜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观点，意识到合理控制突击运动的运动范围、时间与频率是非常有必要的。1978年他同韦国清谈到部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时就曾指示：“有几条杠杠作为验收运动的标准是很重要的。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绝大多数转入正常，少数继续搞。”（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402页。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端正党风、改善社会风气的议题时又重申：“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三、邓小平对作风建设基本途径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途径是同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大体上说，作风建设具有两种不同的实现途径：其一是和风细雨式的小民主，即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渐进地扩大党员与群众的民主权利；其二是急风暴雨式的大民主，即完全依靠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与闹事、激进地扩大党员与群众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毛泽东曾经提出了小民主的设想，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但这一想法仅仅昙花一现。自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尤其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来，毛泽东却转而支持大民主的做法，指出：“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33页。，“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7页。。

毛泽东之所以认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途径，固然有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与气候发生不利变化的因素，但关键在于他对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颠覆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实际上，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大民主途径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只适合于革命的环境而非执政的环境，只能处理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当革命条件转向执政条件、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时，继续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搞大民主的做法就会漠视甚至否定制度及法律的权威与地位，肆意破坏、践踏业已建立起来的党内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法制。

邓小平在对待作风建设的途径上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倾向于提倡作风建设与小民主而非大民主结合，主张和风细雨式的小民主途径。邓小平的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1957年2月至4月的三次谈话中。1957年2月18日，他同谭震林、胡乔木等接见了青年团各省、市委书记，当谈到最近学生闹事的问题时他首次表述了以小民主取代大民主的想法，强调：“人有‘气’总要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6、1352页。时隔不久，他又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阐述了小民主的内涵，“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还说，“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⑦《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6、1352页。

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着重论述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其中不仅再次谈到了要搞小民主、不搞大民主的观点，而且指出了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监督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途径，“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邓小平提倡作风建设与小民主而非大民主结合、把作风建设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恢复，标志着他探索出了一条作风建设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实现途径，即组织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会、进行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发挥党员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落实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与监督权。

到了十年动乱结束、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又完善了他的小民主思想，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观点，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互动共进，坚决取缔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通过制定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来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他在一些谈话中说：“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在倡导民主与法制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邓小平独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制度建设命题，进一步探讨了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揭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既重视在作风建设中总结与提炼平时好的做法、习惯，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对改进作风作出适当的规定，又重视在制度建设中培育遏制与抵御不正之风的文化氛围，增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制度执行意识，有利于保障党的作风与形象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最终有利于在一个较长时期捍卫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四、邓小平对作风建设策略与宗旨问题的回答

党的作风建设有一套完整的运作策略，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呼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态度与要求；而“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本宗旨，“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此外，他还系统地总结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策略，包括：“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邓小平在看待作风建设策略与宗旨的问题上比毛泽东更趋于理性与谨慎。一方面，邓小平坚持与发展了毛泽东整风学说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也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与政治微生物的重要武器。早在太行整风期间他就推崇过一种“脱裤子”的精神，说：“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310、205-206页。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⑩《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310、205-206页。

另一方面，邓小平时刻关注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的党内斗争问题，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要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宗旨相结合，要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结合，要与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维持党内和谐相结合，在人民内部矛盾上不上纲上线、不提路线斗争、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允许碰政治红线、维护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邓小平对整风向整人发生蜕变的苗头保持了必要的警觉，担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带来灾难性的冤假错案与迫害，指示：“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89、257、333、328、144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其一是他针对党内某些人诋毁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站出来替刘少奇明正视听：“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有些言论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12)其二是他对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进行了认真反省与反思。例如，他曾在给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审慎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坚持说理、摆事实、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①《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3-1394页。可惜这些政策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次谈论与回忆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381、13、268、293页。，“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381、13、268、293页。。其三是1983年他在亲自发动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时也警告：“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8、156、313、378页。

邓小平关于作风建设策略与宗旨的思想还包括他对宗派主义行径的揭露与抵制。值得注意的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相互关联、交互影响的往往是党内的宗派、帮派主义行径，宗派、帮派主义行径把正常的党内讨论与同志式的批评上纲上线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党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继续，从而把个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全党的利益之上。邓小平对派性思想与作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指出：“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381、13、268、293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381、13、268、293页。，“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381、13、268、293页。。

当然，邓小平在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宗旨时也提出了整党不能走过场的观点，不仅没有回避对坏人坏事作思想上的斗争与组织上的处理，而且把反腐败斗争寓于作风建设之中，对隐藏在党内的少数腐败分子丝毫不客气，对党内与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决不任其发展，清查与处理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大案要案。他强调：“在整党中，……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者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8、156、313、378页。，“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8、156、313、378页。，“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8、156、313、378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8、156、313、378页。。

结论

邓小平通过对作风建设主要内容的创造性探索、对作风建设基本途径的创新性发展、对作风建设策略与宗旨问题的回答，不仅继承与汲取了毛泽东整风学说的精髓，而且创新与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邓小平的整风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其一、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发扬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但群众路线是在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做深入的、细致的、经常的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的基础工程，其重点是查摆与整改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党员与党组织要善于把作风建设的内容融入本职工作，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自觉突出与强化问题导向、以问题的整改交出答卷，让人民群众看到整风的实效。

其二、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以党内民主示范人民民主的过程，但作风建设需要同小民主而非大民主相结合，还需要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作风建设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艰苦工作，要选择一条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途径，组织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会、进行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领导干部自上而下以身作则、弘扬民主作风，又要允许人民群众在党内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空间内自下而上参与整风。

其三、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但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禁止与杜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行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与社会的安定团结。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作风建设的总要求。对绝大多数党员而言，主要是对照党章与党内法规，定期进行集中学习、思想教育与自我检讨；但对少数违反党纪国法的人而言，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纪律上甚至法律上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