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艺军 郑 益

论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内在特质＊

□史艺军 郑 益

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呈现出传承、融合、创新的理论特质。在传承中超越，体现在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突破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悖论，汲取并升华了中国古代社会建设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融合中扬弃，表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复归与提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社会建设经验的参考与借鉴；在创新中发展，提出了内涵丰富的“两手抓”辩证思想，规划了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发展战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描绘了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洞察到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应规避的发展羁绊。总结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内在特质对当今的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邓小平 社会建设思想 特质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传承历史、关照现实、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内容凝炼，特质鲜明。深刻领悟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内在特质，对于当今全面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一、在传承中超越

（一）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突破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悖论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将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在到达之前，还需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经过若干历史阶段的努力。他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而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民生活还普遍不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因此，邓小平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命题，并把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和层面来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认为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还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让人民得到实惠，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与此同时，在改革的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并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和源泉。比如，他支持农村改革，让农民因地制宜地自主经营土地，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民的收入就有了大幅度增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他还从人的发展角度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认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社会主义培养的劳动者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终归旨。正是由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基本命题的科学领悟和对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准确把握，使我们对在新时期进行怎样的社会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对怎样搞社会建设有了清晰的思路。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陷入了悖论，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注意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却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急于生产关系的过渡，主观上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则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二，在同一时期内出现了两条路线的冲撞。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继续维护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赞成以调整国民经济为中心任务；而另一方面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他进一步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升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两条路线发生了冲撞，给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混乱。其三，在领导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实践中却常提出脱离实际的主观构想，空想色彩浓重。鉴于毛泽东领导社会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再思考。他深刻认识到过于主观地追求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因素的长期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是造成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误入迷途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他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他吸收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合理内核”。重视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发展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另一方面，他突破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偏颇和狭隘。认为搞社会建设要充分尊重现实而决不能超越现实；洞察到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需向世界敞开大门；认识到广大人民不仅有对精神信仰的追求，也有期待过上富裕、安定生活的物质追求；深刻领悟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统一以及社会发展活力的充分释放。这些认识突破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悖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回归。

（二）汲取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升华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髓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中不乏内容丰富、见解深邃的社会发展思想，其中一些积极因素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比如，古代先贤倡导富民惠民。孔子曾提出过“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施惠于民”，让人民先富裕起来，并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关注民众的愿望和利益诉求。荀子曾著有《富国篇》，认为是否实行富民政策，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盛衰的大事，提出“以政裕民”和“节用裕民”。法家代表人物管子则从巩固国家政权的角度论述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再比如，古代先贤主张治国理政的德刑兼用。孔子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认为“德”与“法”是治国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因素。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认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应该“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邓小平更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融汇贯通地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思想的深度契合。比如，他将中国传统的富民惠民思想赋予时代内涵。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裕，并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再有，他批判地继承了古代社会建设思想中的“德、法兼施，以法辅德”的要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重视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举，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努力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与此同时，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重。要看到，一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要靠法治保障。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社会各项事业的安定、有序。总之，邓小平汲取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升华了这些思想中的精髓。

二、在融合中扬弃

（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复归与提升

社会的更新与发展是在自身积淀的基础上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是在时代变迁中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对接，并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首先，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然而，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政策方面，二者有明显不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如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以保留，但发展受到限制并最终要接受改造而成为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长期存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前提下，不仅要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政治建设方面，都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巩固并完善包括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认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再次，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文化建设方面，都倡导继承传统、兼容并包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倡导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兼容文化。然而，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更好地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传统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固守与创新、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总之，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复归与提升。

（二）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社会建设经验的参考和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深谙这一朴素的道理。他曾说：“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他把眼光投向西方的发达国家，提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一定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他几次出国访问，通过实地考察、学习和研究，认识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教育体系以及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邓小平新时期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并要提升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下，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并强调国家制订教育规划要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要广开门路，充分利用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拓宽就业渠道；要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和税收等政策，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来维护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严重；强调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维持社会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使人们各得其所，缓解人们因贫富差距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避免社会震荡。邓小平以其超前的意识和睿智的眼光将“洋为中用，兼收并蓄”的发展理念再次注入了生命活力，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邓小平也洞察到了前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使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越来越缺乏活力。人民生活水平长期的徘徊不前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等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宣告了终结。对此，邓小平曾郑重提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使我们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社会建设有了重新的认识，使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跨越了社会发展的“卡夫丁峡谷”。

三、在创新中发展

（一）高瞻远瞩，规划出了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继承传统，又立足现实，按照事物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发展和建设战略——“三步走”战略。具体为：第一步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波浪式”的推进，要分步骤实施；提出要注重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和综合推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醒我们所构建的小康社会是最终要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富裕的小康社会；强调要持续关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强调社会建设中要促进社会公民素质的全面提升，使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三步走”战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设规律的伟大战略构想，并继续引领着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

（二）运筹帷幄，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契合实际，执两用中，针对社会建设的多个领域出现的不同问题，提出了内容丰富的“两手抓”思想，拓宽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他指出，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因此，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针对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犯罪数量增多，危害社会稳定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两手抓”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和意义。邓小平曾提出过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狠抓社会风气。当然，他的社会建设思想中还蕴含着更多的“两手抓”辩证思想，比如说他既强调要大胆改革，又要注意社会稳定；既要安定团结，又要生动活泼；既提倡积累，又鼓励消费；提出不能只抓经济，不抓教育；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等。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建设辩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妥善处理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协调好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关系，提供了解决路径和方法参考。

（三）见微知著，洞察到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应规避的发展羁绊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开创性的事业，邓小平见微知著，洞察深远，在千头万绪中剥离出了改革开放最应着重的核心问题，认识到了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首要问题是要防止两极分化，防止贫富不均，要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反复强调和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②《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2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凝炼和概括。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事业，风险和挑战始终相伴。尽管党一直走在邓小平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羁绊。部分地方长期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民众受惠不均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明显；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企业改制等过程中留下诸多沉疴痼疾，百姓负担沉重；部分地方政府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过分注重效率，忽视兼顾公平，甚至与民争利……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愈加认识到共同富裕问题的严峻与紧迫，战略性地不断致力于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不断赋予共同富裕以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广大农民更快富裕起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指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是倡导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向全体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走在邓小平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四、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内在特质的当代价值

（一）创新是理论发展的本质和生命，但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弃旧换新，而是继承和超越

在时间维度上，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再被实践反复检验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提升的过程，这其间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我们要尊重前人的创造，敬重前人的智慧，擅于从前人的智慧中探寻和发掘对当今和未来的指引。我们要警醒自己，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看得清一些，望得远一些，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夯实和铺垫。

（二）任何一种理论的成熟都是 “兼收并蓄”的结果，是吸收基础上的再创造

在空间维度上，我们的理论创新要擅于横向比较，要大胆“拿来”并融会贯通。这就需要我们思想上的继续解放，翻过思想上的藩篱，打破意识形态的枷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为指导，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中先进的内容，积极吸收并借鉴，提取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经验和方法。

（三）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着的实践永远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设所需要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反复确证基础上的理论凝炼，是贴近人民、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思考结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的推进，我们要提倡大胆创新，但更要且行且思，谨慎求证，要不断以“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标准来审视和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和发展理念。

责任编辑：凌 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互动发展研究” （13BKS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史艺军，女，辽宁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益，男，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 11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