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断进步，在扶贫方面成就卓著。2010年12月11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徐晖在北京举办的“2010南南合作与发展国际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的70%左右来自中国。①《全球减贫事业过去25年成就的70%来自中国》，新华网，2010年12月11日。面对这样的成绩，人们自然会想起邓小平有关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等论述。从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看，邓小平并没有明确提到“扶贫”两个字，但在事实上，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扶贫思想，他的扶贫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

邓小平扶贫思想的产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邓小平扶贫思想的产生，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邓小平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国积贫积弱、有志之士纷纷起来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民纷纷起来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也迫切希望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邓小平青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洪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了。如果说，邓小平在青少年时代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同新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一样，面临的则是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等重大现实问题。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呼唤扶贫思想的产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状态下。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战乱遗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国际环境对中国也很不利。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并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建立起了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并确立了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通过对土地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农产品的指令性低价收购和社区内的平均分配等制度安排，从农业和农村积聚了大量资源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希望早日建成先进的工业大国。邓小平对中国的贫困问题非常关注。早在1957年他就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268页。“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268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战略性失误，尽管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但是，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普遍低下，数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10年动乱使中国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据统计，10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这使得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短短10年中一下子拉大了100多年。世界在走向现代化，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却处于贫穷之中，摆在10亿人民面前的仍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课题——解决温饱问题。”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开创：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史话》，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这种情况，客观上使中国社会有了摆脱贫困的迫切需要，也促使邓小平不断思考使中国脱贫致富的问题。

例如，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12、191、231页。再如，1980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12、191、231页。他不仅在大会上和接见外宾时提到国家的贫困问题，在其他很多场合都提及贫困问题。他说，我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10-11页。。他还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10-11页。可见，贫穷落后的现实，一直都在刺激着邓小平强烈的、使中国脱贫致富的意愿。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扶贫思想。

二、邓小平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大量的论述，其中很多论述就是关于如何使中国脱贫致富的。邓小平的关于脱贫致富的论述，构成了他的扶贫思想。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是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它包括扶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扶贫的战略目标、扶贫的关键、扶贫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实现扶贫目标的手段、实现扶贫目标的必要途径、实现扶贫目标的政治保证等诸多内容。

（一）扶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非常贫困和落后。“按照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种现实客观上要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此时，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是国家当务之急。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富裕。贫穷落后的状态是有损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的。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12、191、231页。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312、191、231页。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战胜资本主义？”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很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可见，在邓小平眼里，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事情。

（二）扶贫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扶贫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59、337、259、351页。这里所说的“集体富裕”，其实就是他后来常说的共同富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④《邓 小平 文选》（第二卷），北 京：人民 出版 社，1994年 版，第236、259、337、259、351页。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59、337、259、351页。邓小平这些论述的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允许勤劳致富，但不允许两极分化，而是在允许收入有差别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1986年9月，他对外国记者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⑦《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进一步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之中。邓小平所提倡的共同富裕，其实也就是中国扶贫的战略目标。

（三）扶贫的关键。邓小平认为，中国扶贫的关键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因为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是现实国情。邓小平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摆脱贫困紧密结合起来。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他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只有占中国80%人口的农民富裕起来，中国才算富起来，相反，“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7-138、110-111、172、65、77-78、237页。。因此，农民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中国扶贫的关键。

（四）扶贫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59、337、259、351页。1980年4月，在接受卢森堡记者电视采访时，他又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⑫《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1981年，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⑬《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解决生产力发展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他说：“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⑭《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59、337、259、351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立论根据，说明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可见，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奋斗历程是长期的。

（五）实现扶贫目标的手段。邓小平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中国，要实现扶贫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关于这方面，邓小平有大量的论述。1985年，他在谈到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邓小平还进一步把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与脱贫致富联系起来。他说：“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在邓小平看来，不较快地发展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是没有可能的。

（六）实现扶贫目标的必要途径。邓小平认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由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其他人富裕起来，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邓小平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了然于心的。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特别大的国度，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那么怎么达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明确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在这里，邓小平为我们明确指出了实现扶贫目标的必要途径，其实这也是现实可行的途径。

（七）实现扶贫目标的政治保证。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⑪《邓小平文 选》（第 三卷），北京：人 民出版 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他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达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⑫《邓 小平 文选》（第三卷），北 京：人民 出版社，1993年 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同时，邓小平还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 民出 版 社，1993年 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8、379-380、116、265、255、155、23、166、142、134、208、195、369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扶贫目标，还会走上邪路。

三、邓小平扶贫思想的时代意义

邓小平扶贫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

（一）邓小平扶贫思想为中国社会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时代。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具体实际，是无产阶级政党提出自己的正确理论、路线与方针政策的前提。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分析自己所处时代的实际，把握时代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特点，是正确确立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与路线的科学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与20世纪前半期不同的新特点。这些新变化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格局形成“一球两制”竞争共处并且日益多极化的趋势。但是，面对这种有利形势，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却没有及时作出正确反应，更没有迎头赶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在很多方面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旧观念上，结果导致我国在指导思想、路线与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失误，使中国大大落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改变了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结合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现实，构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扶贫思想。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面旗帜。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从此一天天减少，人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富裕起来。

（二）邓小平的扶贫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搞，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幸运而生，他们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能说是成功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相继失败，探索、解决关系到当代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这一重大课题的历史责任，就主要落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邓小平认为，如果人民挨饿，事情就不好办，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贫困问题，消灭贫穷落后。1982年他向外国友人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但要让中国众多人口都吃饱肚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扶贫，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邓小平看来，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可以大胆地试和大胆地闯的。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邓小平的扶贫思想为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提供了理论借鉴。邓小平的扶贫思想虽然是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它是站在一个大国的战略高度上提出来的系统的思想理论，因此，它与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反贫困理论还是不一样的。国外在反贫困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反贫困理论有“抑制人口增长”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涓滴效应”理论、“赋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从马尔萨斯的反贫理论与英国的新济贫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收入再分配理论与社会保障制度、涓滴理论与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经济增长反贫战略、赋权理论与公民权扩张和参与战略等关系中，可以看到，国外的每一种反贫困理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贫困这种现象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相对单一的理论研究视角必然会导致顾此失彼，如涓滴理论虽然能带来经济增长，但却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部分国家贫困的增加；收入再分配理论虽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穷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但也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和“新贫困”问题等等。作为反贫困理论的一种，邓小平的扶贫思想是一种反贫困战略思想，它高屋建瓴，立足长远，相对于其他反贫困理论，就显得更科学，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据此，发展中国家扶贫，就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先富帮贫穷，先富带动后富，这种发展战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由于我国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差异、各地的资源储量不同、经济条件差别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存在着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处于不同条件下的人们不可能同时走向富裕，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贫穷的人们共同走向富裕。在邓小平扶贫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