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锋 吴海燕

协同学视阈下“新土客冲突”的生发机理及消解机制研究＊
——以湖州“织里事件”为个案

□李春锋 吴海燕

当前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村镇出现了外来人口远超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新土客冲突”事件亦不断增多，发生在浙江湖州的“织里事件”是一起具有典型性的新土客冲突群体性事件。因此，以“织里事件”为个案，结合协同学理论，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非平衡状态、非线性特征、随机涨落效应、奇怪吸引子作用等几个方面，探讨新土客冲突生发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消解新土客冲突的建议。

外来人口 新土客冲突 协同学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了潮州古巷事件、广州新塘事件、中山沙溪事件、温州瑞安事件等，此类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并非个案。所谓湖州“织里事件”，是指2011年10月26日下午，在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童衣税社会化征管过程中，征管人员与一户安徽安庆籍小业主发生冲突，引发多名业主到镇政府前集体上访。期间，一辆本地牌照汽车在集体上访人群中发生车祸，撞伤了数名上访民众，车祸引发了织里镇安徽籍外来人员与织里本地居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这次事件不同于以往的农民上访或工人维权，也有异于向政府泄愤、冲突人群以地缘为边界截然分成两派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而属于“新土客冲突”。土客冲突在我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其中最为长期而惨烈的土客冲突发生在我国明清时期的两广地区，冲突发生最高峰是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两广地区土客间的大规模械斗，致死人口达百万之众。以致学界所称的“土客冲突”在狭义上专指我国明清时期南方的土客族群冲突。本文将当前新时代背景下，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定义为“新土客冲突”，此类冲突的频繁出现对土客双方及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湖州织里土客冲突主要发生在织里本地居民与在织里镇务工的安徽籍人员之间。织里事件具有新土客冲突的典型特征，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解读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新土客冲突事件。本文以湖州织里事件为个案，从协同学的视阈解析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冲突”的生发机理及消解机制。

一、协同理论：诠释“新土客冲突”之新维度

协同学即“协同合作之学”①[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初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理论。“协同学创立后，吸收了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相变理论、超循环理论、动力系统理论、突变理论等理论成果，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层次上的协同学。”①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研究的协同学途径——理论合理性和多学科基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因此，协同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吸取了结构耗散理论的大量营养，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不同的领域的分析，提出了多维相空间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在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上，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②黄润荣、任光耀：《耗散结构与协同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其主要观点包括：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发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方向发展的“自组织”理论；系统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组态的现象和规律的“相变”理论；系统由于相变及非平衡性，从原先的状态消微到新模式形成的“不稳定”理论及使系统从无序趋于有序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宏观要素的“序参量”理论等。

协同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亦属于典型的横断科学，研究的内容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广义而言，所有对协同（或者不协同）现象予以关注、思考、分析和研究的思想、理论、知识和技巧都可以认为是协同学研究。”③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研究的协同学途径——理论合理性和多学科基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哈肯是综合了现代理论科学的许多成就才创立了他的理论体系的，协同学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协同学的创立和发展虽然仅有短短四十多个年头，但它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和融人新的领域和学科，使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已被推广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科学领域，仅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协同学丛书也已超过四十卷。当前学界已系统地用协同学的观点对复杂系统作了实验和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协同学的重要进展是研究自组织系统从有序到混沌的演化系列，研究混沌现象，使协同学深人到了更为广阔和复杂的领域。对于协同学理论在各领域应用研究取得众多成果，国内学界将协同学理论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研究、社会治理研究、哲学与历史学研究等。最常见还是协同学的基础化应用研究，特别是应用于企业管理研究。不可否认，协同学仍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尽管已经取得很多重大应用研究成果，但多做的是一些定性研究，其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尚属刚刚起步阶段。不过，协同学的出现是现代系统思想的重大进展，为我们研究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冲突的生发及消解，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探索进路。首先，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协同学理论认为，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除了需要内部协同作用的机制之外，还需要外部环境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来支撑。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仅是整个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断地与外部巨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其次，外来人口集聚区具有社会系统协同性特征，“协同学理论揭示了促进系统演进，实现结构、形态和属性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系统内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既竞争又协同的非线性相互作用。”④武杰：《非线性思维与跨学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外来人口集聚区主要存在本地居民群体系统、当地基层政府系统和外来人口群体系统等几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具有很强的协同性。第三，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具有相变特征。根据协同学理论，外来人口集聚区的土客之间冲突的产生是其系统出现相变的结果。在相变出现前，各子系统本身存在无规则的独立运动，系统呈现无序状态。当控制参量不断变化至阈值时，即出现了宏观结构或状态的转变。由于子系统之间变量的累积，当暴力械斗成为主导序参量时即引起了规模冲突的发生，其发生模式一般是这样的：土客间矛盾累积至阈值→本地居民或本地基层政府伤害外来人口事件发生→外来人口攻击本地居民→本地居民组织报复→暴力冲突规模扩大→地方政府应对→双方暴力消解但积怨仍存，最后经济利益因素（包括本地居民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外来人口经济收入的需求）成为主导序参量，冲突双方重新进入一段较长的和平共处时期。

二、新土客冲突生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土客冲突的生发，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的社会大背景有关。从协同学上讲，社会大背景是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外部环境，在与系统内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对系统的组态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是决定新土客冲突生发的关键。

（一）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不稳定的非平衡状态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矛盾多发、危机频现，“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①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4期。，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为接纳外来人口最多区域，许多沿海村镇出现了外来人口远超过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挂”现象。由于经济生活竞争、文化情感冲突及制度安排不公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近年来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之间冲突频繁爆发，矛盾纷繁复杂。一是当地政府与外来人员间存在矛盾，外来人员常常不易得到尊重和公平的待遇，甚至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而当地政府常对外来人员缺乏好感，认为外来人员的流入影响了社会治安，增大了公共财政支出。当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发生冲突时，当地政府常偏袒本地居民，致使外来人员对当地政府缺乏信任感。在织里事件中，当地政府轻率将事件起因定性为外来人员“恶意滋事”、“暴力抗税”，引发冲突进一步升级。二是当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存在的矛盾。土客双方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冲突、文化情感认同方面的隔阂，使当地居民对外来人员具有歧视和排斥心理，而外来人员对被歧视和边缘化的状态及政府制度安排的不公也心存不满。当织里的安徽籍小业主们因税收问题集体上访时，一起车祸便将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冲突激发，织里人甚至喊出了过激的口号，并围攻了安徽工作组的驻地。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不稳定的非平衡状态决定了新土客之间必然会矛盾交织、冲突不断。

（二）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呈现比例关系，不具备持续性特征以及线性特征，甚至运用常规逻辑也难以解释其变化结果，则称这种作用为非线性作用。”②傅广宛：《非线性视角中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5期。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复杂、要素众多，这些变量又构成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非线性相互作用普遍存在。由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各要素和子系统之间处于一种相干状态，任一要素或子系统偶然出现的涨落引起的系统状态的微小变化，都会通过非线性反馈机制被放大，使系统发生较大的变化，导致整个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重大变动。同时，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属于不稳定的非平衡状态，因此，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内部的细微变动都可能引起土客之间的重大冲突。湖州织里本地居民与安徽籍外来人口多是老板与员工、房东与租户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和平相处。但在2011年10月26日织里童衣税的社会化征管过程中，工作人员与一户安徽籍小业主发生了一次摩擦，这只是税收代征人员就税费征收与一户业主发生的偶然争议，但此事后来竟升级为织里本地居民与安徽籍外来人员大规模对抗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出一系列的后果。外来人口集聚区土客之间的关系敏感而复杂，任何政策、规则的变动及日常工作生活中小事件都可能引发为大规模的土客冲突。

（三）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随机涨落现象

“随机涨落”指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反映系统宏观量的瞬时值经常偏离平均值而出现的起伏现象。即使日常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土客之间相安无事，也并不是说系统内部的无规则运动就会完全停止。“系统内部的运动以及它们各种可能产生的局部耦合，加上宏观条件的随机波动等因素，都会反映在系统宏观量的瞬时值时常偏离它的平均值而出现的起伏上。”③张立荣、冷向明：《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0期。系统的涨落是必然的，无论系统的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是否改变，涨落必会不断发生。“涨落是由组成系统的大量微观元素的无规则运动及外界环境不可控制的微观变动引起的，因此，客观存在是一种随机的不可预言的偶然事件。”④冯文华、张俊芳：《社会文化心态演变中的涨落突变规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就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而言，即使日常处于稳定状态时，也非绝对稳定，而必然产生一定范围内的涨落。

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涨落主要有为两种：一是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自身产生的涨落。这种自发性偏离主要是由外来人口集聚区内部各因素的运动以及相互作用所致。织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外来人口集聚区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织里的本地居民与安徽籍外来人口在经济生活、文化情感等方面均存在矛盾，加上当地政府制度安排的不公等因素，使织里镇的土客之间相互对立。二是社会巨系统作为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的环境对土客关系发生影响而产生的涨落。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只是社会巨系统中的子系统，社会巨系统及其他子系统都对其演变组态会产生重要影响。织里镇是我国众多乡镇中的一个，织里镇境内的土客关系的状况不但与当地社会系统状况密切相关，国家及其所在省市社会系统状况亦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决定了织里镇的“土客二元社会”特征，也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无论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来看，还是从社会巨系统对土客关系的巨大影响力看，其涨落都是大量的、随机的，即在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之间冲突的存在是难免的。

（四）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效应

协同学中的奇怪吸引子，是指某些元素或力量浮现出来成为一个中心的组成部分环绕着事件运转循环，而其模式型态是环绕着奇怪吸引子潜藏在混沌系统里发展。由于非线性是自然现象的普遍规律，所以在有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地方均可能出现混沌现象，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也不例外。“奇怪吸引子上的运动对于初始条件极为敏感，来自于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经过迭代过程而加以放大与加成，导致混沌系统的不可预测性”①朱春奎：《“新科学”与公共行政学研究——混沌理论》，《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3期。，其结果使体系遍历各种可能的状态。当外来人口集聚区存在奇怪吸引子性质的因素的改变，可能对其系统内部结构稳定带来影响，某些因素的影响能立即显现，有些因素的影响则可能隐藏在各子系统之中，一旦配合时空上其他非线性因素的变化，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催化土客冲突的发生。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关系复杂敏感，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情感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一些敏感事件，一旦有人挑头，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规模逐渐扩大，有的还演化为“打砸抢烧”事件。而且发达的网络信息倍增了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效应，系统中奇怪吸引子性质的因素变化可以通过现代信息网络更加剧烈地冲击土客关系。以织里事件为例，在镇政府领导接待童装小业主过程中刚刚发生冲突，“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各种图片、报道在微博、论坛、贴吧流传，互联网让信息呈几何级数传播。互联网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网络上的舆论可以迅速激发网下的群众集体行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为事件动员提供了便利条件，流动人员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联系方式形成的社会网络成为信息传递的载体。”②金三林：《人口倒挂地区社会管理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据统计，近两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网上网下的连接几率已超过了60%。在织里事件中，当地政府对事件“恶意滋事”、“暴力抗税”的定性在影响较大的媒体公开后，加上网上的各种传言是导致事件升级为“打砸抢烧”暴力冲突的重要因素。所以，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效应借助日益发达的网络信息致使土客间的冲突更加难以防范。

三、新土客冲突消解机制的建构

新土客冲突作为当前我国转型期所遭遇的重要社会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阻碍，其生发的因素也纷繁复杂，若不能把握规律，科学应对，易造成冲突的扩大和升级，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冲突形成的机理，结合协同学理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新土客冲突的消解机制。

（一）引导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内向优化与外部交换

协同学主要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相干方式、机制及整体效应。“系统的有序性的出现是由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调节和组织起来的，系统的宏观性质和宏观行为是它的各个子系统的合作效应。”③孟昭华：《协同学的哲学依据和社会功能》，《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因此，对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来说，若想实现土客之间和谐有序，重中之重的是积极引导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内向优化。同时，协同学也认为，系统只有在开放条件下，通过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换，才能够自发产生—定的有序结构或功能行为，使系统达到有序状态。若使系统走向有序，则需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以引起熵变，并且与外界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是一个系统，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巨系统的子系统，它也需要与社会巨系统不断交换才能实现有序。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心理隔阂。外来人口对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生活服务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户籍问题的限制，他们不但难以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而且经常遭受本地居民的排挤歧视，且被当地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这极易让外来人口产生不满情绪，增大土客冲突的风险。应放宽户籍限制，以居住地为原则，吸纳社区范围内的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当地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公共服务能力和外来人口的具体情况，规定连续居住一段时期的外来人口，可享有与当地其他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第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其提供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加强外来务人口高度集聚地区的公共资源配套建设，努力解决其在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交通出行等方面遇到的问题。逐步改变其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增强其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三，加强两地政府及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建立协同共管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在外来人口社会服务和管理中的功能，搭建土客双方沟通的平台，建立矛盾纠纷的联动解决机制，推动和谐土客关系的形成，同时要让外来人口流出地政府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当地政府与外来人口流出地政府协同共管机制，加强日常联络与沟通。

（二）搭建新土客冲突消解的信息平台

信息论是现代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肯教授在引用信息的概念来解决自组织系统通过非平衡相变出现宏观结构时，发现一种新型的信息，称为“协同信息”。“协同信息取决于序参量并反映系统集体性质，在自组织系统发生非平衡相变时，系统信息的改变取决于协同信息的改变。”①张立荣、冷向明：《协同治理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基于协同理论的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可见信息在系统演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构建新土客冲突消解机制，首要的是搭建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平台。各种与新土客冲突有关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迅速传递到新土客冲突消解指挥中心，并利用这个系统对各种分离的信息与资源进行完整的系统分析和系统集成，为指挥系统的决策提供依据，以利于多方面的协调合作。

另外，重视舆情信息、及时准确掌握信息是有效应对新土客冲突的首要环节，也是防控群体冲突扩大升级的有效手段。信息在新土客冲突的应对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湖州织里事件，还是其他几起新土客冲突，都可以看到舆情信息对冲突事态的重大影响，不能较好地处理冲突中的信息问题，就可能加剧民众的对立、猜疑和恐慌。因此，有效化解新土客冲突就应当及时、全面发布相关信息，而不能采取“堵”、“捂”等方式掩盖真相。具体来说，对于信息的发布，一是要建立广泛的信息发布渠道，要依托多种新闻媒体广泛发布信息。二是要重视信息发布的技巧和艺术。

（三）促使新土客冲突消解机制自组织运转

自组织理论是协同学的核心理论，协同即是自组织的形式和手段。所谓自组织，是指系统中许多独立的个体在没有任何人为的策划、组织、控制下，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演化的过程。自组织理论认为，当控制参量达到临界值，相变就会出现。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需要环境提供能量流、物质流或信息流作为保证，即是说只有控制参量达到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才可能出现自组织过程。那么，如何促使新土客冲突消解机制自组织运转呢？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深厚的社会资本是新土客冲突消解机制自组织运转的基础，它能促进土客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最终达到消解冲突的目的。新土客冲突消解，不仅要以政策、资金、场所等硬件为基础，而且要以外来人口集聚区的社会结构、非正式制度、信息沟通、社会心理等软件为前提。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外来人口集聚区的社会资本。

培育消解新土客冲突社会资本，一是要引导土客双方认识到真正的利益所在，倡导理性思维，形成共同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观。如在织里事件平息后，织里镇政府吸取了教训，在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中广泛开展“浙江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道德评议活动，充分发挥文明村、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市民守则、村规民约等，使之成为新老织里人乐于接受和自觉执行的行为准则；二是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融入与整合，缩小土客双方的差距，消除“土客”社会群体间排斥，构建共同利益，最主要的还是情感认同的融合。当前织里镇运用“织里之声”广播、车间视频直播，开办手机报、童装网，“乐业乐活在织里”征文，“五好”镇民评选，“车间好声音”擂台赛，示范街区创建等载体活动让外来人口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陶冶自己，积极推进“亲情化服务”和“人性化管理”，加快外来人口融入织里，养成外来人口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如果外来人口能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将有助于整合为共用的社会资本，提高土客双方的一致性，使外来人口集聚区处于稳定和谐状态，新土客之间的冲突将自行化解。

责任编辑：孙艳兰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外来人口集聚区‘新土客冲突’的生发逻辑及协同治理研究——以湖州‘织里事件’为个案”（12JCSH01YBM）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春锋，男，法治经济与社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研究人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理论教研部教师；吴海燕，男，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湖州 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