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仙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22)

民初文学期刊《小说丛报》正面及侧面叙述辛亥革命的小说20余篇，另外还有一些诗文及其他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本。这些作品建构了一个立体的辛亥革命形象，其背后交织着国家、民族、个体、人道等多种话语。本文以《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为研究起点，探讨其言说辛亥革命的方式与言说背后的话语力量，加深理解民初小说参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建构的过程。

一、“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

一般认为，“革命加爱情”的小说叙事模式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蒋光慈的《野祭》为开创之作。其实，“革命加爱情”的提法虽出现于左翼文学时期，而这种叙事模式在清末民初已经大量出现，如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陆士谔的《血泪黄花》、《新孽海花》、徐枕亚的《雪鸿泪史》、林纾的《金陵秋》、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吴绮缘的《莫教儿女误英雄》等等。“革命加爱情”模式也是《丛报》中辛亥革命叙事的主要叙事模式之一，而且其模式框架中“革命”与“爱情”的关系形态也丰富多样。

《丛报》中的“革命加爱情”叙事，首先表现为革命者经由爱情抵达革命的情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革命者先是伉俪情深，受爱人的激励而全身心投入革命，或是恋人之间相互鼓励与支持，共同走向革命。《易篑语》中的投笔生与绡君相亲相爱，绡君身染重病，临终前对投笔生说:“君春秋鼎盛，瞻望前途，靡有穷极，英雄造时势，君能储其伟大之才，异时旋乾转坤，特意中事耳。”投笔生为妻子之言所激励，化悲痛为力量，投身辛亥革命，并取得丰功伟绩。在投笔生这里，爱情的力量转化为革命的力量，“小我”支撑起“大我”。《断雁哀鸣》书写的是兰芬对丈夫兰馨的临终告白。从兰芬的叙述中可见夫妻二人情感深厚、志趣相投，兰芬垂危之时叮嘱丈夫“亟致力国事”，以尽“人事之责任”，兰馨告慰妻子若不救国，誓不与她相见于黄泉。第一人称的叙述真实可感，既有缠绵的儿女之情，又有宏大的爱国情感，“小我”与“大我”在理想追求与生命信仰中互动沟通。《救得相如渴病无》中，花文兰与秀儿相互支持，由反抗家庭专制走向反抗政府专制。此类“革命加爱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革命者由爱情走向革命，爱情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是爱情的延续。

其次，表现为革命与爱情的对话模式。这种叙事形态中，革命与爱情双重独立，呈现出叙事的复调，其典型文本为徐枕亚的《雪鸿泪史》。《雪鸿泪史》由《玉梨魂》改编而成，在《丛报》上连载18期。《玉梨魂》的言情汪洋恣肆，“革命”是文本中的潜在声音，而在《雪鸿泪史》中，“革命”浮出地表，成为与“爱情”并驾齐驱的话语力量。小说共有14章，从己酉正月梦霞离家求职写起，止于庚戌六月梦霞离家东渡，文本中“革命”与“爱情”的声音此消彼长，组成了叙述旋律的多重变奏。小说前半部分(1－6章)，“革命”是强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梦霞与石痴的交往。梦霞与石痴志趣相投，石痴东渡时，梦霞焦虑于自己的境遇:“当此黄祸燃眉之际，正青年励志之秋，余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石痴的革命理想也是梦霞固有的梦想。二是，梦霞与梨影结识之后，梨影屡劝梦霞东渡，“革命”的声音伴随在梦霞与梨影情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在小说的中部(7－8章)，“革命”与“爱情”发生激烈碰撞。一方面是梦霞与梨影难舍难分的儿女之情;一方面是革命者的激励之声。静庵力劝梦霞“以爱一人者爱万人”，梦霞之兄更有“发聋振聩之词”:“男儿以报国为职志，家且不足恋，何有于区区儿女之情而不能自克?”这些革命话语激起了蛰伏在梦霞内心深处的“英雄气”。“革命”与“爱情”力量相当，激烈争鸣。在小说后半部分(9－14章)，梨影、筠倩相继死去，言情是主调，但悲情至极之时，“革命”的声音高调出现。《雪鸿泪史》中的“革命”与“爱情”始终处于对话、交流的状态，徐枕亚在其出版自序中说:“近小说潮流，风靡宇内，言情之书，作者伙矣。或艳或哀，各极其致，以余书参观之，果有一毫相似否?”①革命情怀与个人情爱的纠结并重，革命与言情的复调叙述正是《雪鸿泪史》与当时言情小说的本质不同。

再次，表现为经由革命回归情爱的情节模式。此类叙事情节中，革命斗志与革命后个人情爱的失落构成鲜明比照。《一颗梅》中，“余”新婚一年，可为了“理想之妻”——中国，毅然离别妻子:“昔之专其爱于一妻者，今且博其爱于中国，终日喁喁向裙带下讨生活，好男儿宁复耐此?”妻子也勉励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然而，轰轰烈烈的辛亥光复之后，“余”则陷入“亦贫儿亦鳏夫亦伤心人”的境地。回想当年拔剑出门时的慷慨，“余”不愿“丧气而归”，而且妻子也在动荡中被卷入“漩涡”，于是当年恩爱夫妻，如今被分隔两方，酸心度日。叙述者对主人公悲楚境遇描绘的背后，是对革命的失望与主人公情爱伤痛的同情。《征鸿泪》中，仇生与忆云青梅竹马，婚后幸福甜蜜。武昌举事前，仇生与友人相约共赴革命前线，临行前不顾妻子的流泪阻拦，绝然离去。辛亥革命之后，忆云翘首苦盼，等来的却是仇生的遗稿。故事开始仇生的革命追求与理想战胜了“小我”的个人情感，而仇生离去后，忆云的苦苦等待才是叙述的重点。叙述者在对“小我”情感的关怀中，消解着革命的荣光。在此类“革命加爱情”的叙述形态中，先是“革命”对“情爱”的压制，最终指向的却是“情爱”对“革命”的解构。

《丛报》中还有一种“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言情与革命主要在叙述层面而不是话语层面发生关联，言情是叙述主线，革命是故事情节开展的动因。如东讷的哀情小说《双鸳恨》，青霭年幼时双亲去世，被紫霄的父亲领回家中抚养，紫霄与青霭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后来，紫霄东渡留学加入了同盟会，父亲闻后大怒，将支持紫霄的青霭转而许配给史才，青霭闻后离家出走。紫霄因革命在京被捕，青霭全力营救，可因史才的设计，出狱后的紫霄愤然离开青霭，青霭伤心而死，紫霄得知真相后也殉情自尽。小说主线是紫霄与青霭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发展中，“革命”是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因。没有紫霄的加入同盟会，青霭就不会被许配给史才;没有紫霄的被捕入狱，就没有青霭的营救及营救后的中计，不考虑到紫霄为革命英雄，史才也可能不敢对其说出真相，就不会出现紫霄的殉情。这种“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中，“革命”是置入言情主体中的元素，文本的叙述意图是言情，但言情又没有离开“革命”。

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相比，《丛报》中“革命加爱情”叙事小说呈现出丰富的社会性与现实性。小说主人公不再是远离人间疾苦的公子小姐，而是社会和时代大潮中的普通国民，主人公的爱情不再囿于封闭的“小我”，而是在“小我”与“大我”的互动中流动，从而表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清末新小说中“革命加爱情”叙事相比，《丛报》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表现出了丰富的形态，不再是理性的革命宣传与空洞情爱的组合，而是在对“革命加爱情”的多样叙述中，呈现着特有的“个体性”与“情感性”的特征。无论是经由爱情抵达革命，还是经由革命回归爱情，还是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对话，都是在个体性情感层面上交流与发展。总之，《丛报》中的“革命加爱情”叙事，超越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单一性与理想性，也超越了清末小说“革命”与“爱情”的机械组合，呈现了“革命”与“爱情”互动与胶着的复杂形态。这些复杂形态蕴涵着民初作家对辛亥革命的立场与态度，同时从文学史意义上看，也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小说“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革命叙述与民族国家话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出现于晚清，在立宪与革命的时代浪潮中，“民族国家”成为晚清新小说的重要主题话语。民国告成后，由于对革命与共和的失望，很多作家放弃了政治理想的热情，转向内在情感的书写与表达，言情小说泛滥一时，但在言情大潮之中，不少作家仍难以释怀心中的民族国家情结以及对民族国家理想的捍卫。

《丛报》革命叙事中的民族国家话语，首先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中。《易篑语》中绡君临终激励丈夫投身革命伟业:“迩来美雨骄吹，欧风横集，将欲立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国之中必有一二伟人，缔造而经营之，苟有其人，虽成败利钝，事未可知，千载下犹崇拜而瞻仰之。犹太云亡，耶教日盛，印度沦灭，释教长存，波兰之哥修士孤，脱兰斯法勒之克鲁耶，高丽之安重根较之华盛顿、拿破仑虽不可同日而语，其为世界之英雄也。彼夫醉生梦死，以金钱为主义，以快乐为前提，其愚真不可及。”大段来自讲义的宣教语汇堆砌文本，是民族国家话语的集中凸显。《断雁哀鸣》中的兰芬与兰馨是一对革命夫妻，兰馨战场受伤后嘱托兰芬，“当率娘子军随诸志士后，直捣黄龙”。兰芬在离开人间时，牵挂的也是民族与国家:“夫吾二人之抑郁以生，潦倒以死，固无足惜，然而国柄倒持，人权尽丧，苟无豪杰旋转其间，将终无返本还原之日。驯至国弱民柔，不幸为波兰、印度、犹太、朝鲜之续，使吾国四万万人，下心低首，以为异族之奴隶牛马而万劫不复，则侬九幽之灵，亦将悽痛无已时矣。”并竭尽全力解释对民主国家的理解:“盖朝廷者，乃君主发号施令之地;国家者，则由人民土地统治机关三者集合而成。国家既属之国民，统治机关即当由全体国民之代表组织。故统治权苟被夺于外人之手，即为亡国。亡国则国民当起而救之，然有不被夺于外人而被夺于少数人之手者，则名虽不亡而实无异于亡，是亦国民未可漠视者。盖统治权既属于全体之国民，则非少数人所能专擅也。”这正是思想先驱们所传播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易篑语》、《断雁哀鸣》等小说中大量插入民族国家语汇，文本主体不是叙事，而是话语本身。而且，在一个垂死的生命中置入这些演说，一方面呈现主人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也彰显着主人公的生命信仰。

《雪鸿泪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民族国家话语线索。先是石痴的东行对梦霞的激发;再是好友静庵的微言大义;再是同盟会党人梦霞之兄的劝导。最后，梦霞东行投身革命洪流。徐枕亚心中的民族国家情结是他与周围一些言情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徐枕亚为南社社员，1912年任上海革命报刊《民权报》编辑，一腔革命情怀。尽管《玉梨魂》中的言情缠绵悱恻，博得了普天下才子佳人的同声一哭，梦霞最终还是皈依了革命。叙述者曰:“夫殉情而死与殉国而死，其轻重之相去为何如!曩令梦霞竟死殉梨娘，作韩凭第二，不过为茫茫情海添一个鬼魂，莽莽乾坤留一桩恨事而已。”而最终梦霞死于革命之役，则“梦霞有此一死，可以润吾枯笔矣。”其革命指向的叙述意图显而易见。《民权报》被迫停刊后，民权同人另办文学杂志《民权素》，徐枕亚在其序言中说:“马死有骨，豹死有皮，民权死而有素焉。”②也可见他的革命立场。如果说民族国家话语在《玉梨魂》中还是“草灰蛇线”的话，那么在《雪鸿泪史》中，民族国家话语则与情爱话语共同构成了文本叙述的双声部。

其次，《丛报》中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建构中。义侠短篇《铁血男儿》塑造了一个救国救民的“国侠”形象。黄振武从小听人讲起往古爱国男儿、流血志士的故事以及内忧外患的时局时热血沸腾，发誓他日得志“必有以救我国而拯我民”。武昌起义爆发后，黄振武慨然加入新军，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为国捐躯。朋友收敛他的尸骨，在他的墓碑刻上“国侠”二字。在叙述者对“铁血男儿”英雄行为的赞赏、敬佩以及“人心思汉、天意亡清”的解说中，蕴藏着民族国家的话语力量。《双鸳恨》中的紫霄加入同盟会，青霭大力支持恋人参加革命，他们的革命行为与理想投射着辛亥革命时期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小说迷》中的“小说迷”是民间一个小人物，光复时期也立志从军，并在臂上刻上“精忠报国”四字。“小说迷”的表现是辛亥革命时期民间的文化图景，其形象背后是“小传统”③的民族话语。《吴禄贞轶事》的开篇即介绍吴禄贞对光复汉族的期望与献身革命的英勇慷慨，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咏悼这位民族革命者。吴禄贞为兴中会会员，很早就投身革命。曾秘密翻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散发。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暗中策应，在石家庄扣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时，被袁世凯秘密雇凶杀害。孙中山亲撰祭文，文中写道:“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④虽然小说讲述的是吴禄贞的情感轶事，但情感的叙述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中。

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新小说》，其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⑤。梁启超倡导新小说以新国民，并亲自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当时出现了一批宣扬现代国家思想的新小说，如《自由结婚》《狮子吼》《卢梭魂》《东欧女豪杰》等。《丛报》革命叙事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是对晚清新小说政治关怀的承继，是民初言情话语之外的另一重要的话语现象，体现着民初作家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民初小说社会责任担承的一面。同时，它也开启了五四文学的改造民族性话语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的救亡主题。

三、革命叙述与人道主义话语

人道主义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关于人道主义的解释多种多样。广义的人道主义，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观点⑥，包含尊重人性、人的自由、权利和人的价值与尊严等多方面内容。《丛报》革命叙事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对个体生存状况、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平民苦难与幸福的关注。

首先，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离别之悲苦的关怀。战争难以避免牺牲，革命者慷慨激昂地奔赴战场，而枪林弹雨之后，则是亲人们撕心裂肺的痛苦。《悔教夫婿觅封侯》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武汉首义的消息传来，剑魂激动不已，借游学为辞瞒着白发双亲，告别新婚妻子柳影投奔战场。后半部分:共和告成之后，举国上下同庆民国之建造，然而剑魂没有归来，柳影想到丈夫有可能已捐躯沙场，几欲气绝，奄奄一息中强撑弱体，一面心怀侥幸期盼丈夫的归来，一面叨念“悔教夫婿觅封侯”。上战场前夫妻二人的激昂与战后妻子的伤痛构成强烈的对照。叙述最终指向“柳影可怜，剑魂安在?”的追问中，含蕴着无限的悲悯与同情。铁冷的《血鸳鸯》更是集中书写了丧夫少妇的啼血之悲。惠若的未婚夫在辛亥战役中战死，惠若闻后哀号痛哭，孤身野外为夫招魂，其悲泣之声、惨苦之状不忍目睹。文本中“惨惨凄凄”、“泣血锥心”、“抢首呼天”、“血泪琳琅”等词语都传达着嫠妇内心的无限悲恸。《征鸿泪》中的忆云在金陵之战后，日日翘首长空，苦苦盼望丈夫的归来，最终也是杳无音讯。辛亥革命中无数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无数英雄的亲人也遭受着生死离别之痛。《悔教夫婿觅封侯》标“怨情小说”，《血鸳鸯》《征鸿泪》标“哀情小说”，这些叙述革命的小说无意张扬革命英雄的大义凛然，而是从人道主义视角穿越革命的轰轰烈烈，揭开了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伤痛，从而将叙述意图指向对个体生存状况、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

其次，叙述者对战争中平民苦难的书写。《缃云惨史》中的缃云战乱中与丈夫失散，逃难途中被一新军军官误认为自己的妻子，将其送往一个兵士的家里，由兵士的母亲照看。后来丈夫寻妻来到这里找到了缃云，可被照看她的老妇误视为强夺军官妻子的狂贼，抡棒打死。原来缃云与军官的妻子是孪生姐妹，军官与缃云都不知情。悲痛欲绝的缃云得知其中的真相后，削发为尼。缃云的遭遇与缃云丈夫的亡命与老妇有关，与军官有关，但归根到底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井中人》中的范叔讲述了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亲身经历。革命期间，民间百姓遭遇着烧伤抢掠之劫:夜里，风声、枪声、哭声、呻吟声、呼啸声、焚烧声不断，邻里受祸之惨目不忍睹;白天，兵士招摇街头，横行霸道。范的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图谋不轨的兵士追赶，跳井身亡。之后范叔心灰意冷，不再关心世事。这些小说的叙述多采用两级叙事，使读者既入战乱现场之中，又出战乱现场之外，最终回到超叙述者的位置反思战争给平民个体带来的灾难。小说标“革命外史”，从革命立场之外的人道主义视角揭示了辛亥革命“历史画外音”的一面。

徐枕亚的《白杨衰草鬼烦冤》，标“革命惨史”，集中叙写武昌起义后连续的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陈妪的两个儿子智真、智顺在武昌革命爆发后，告别双亲投身革命军。智真在战场中弹而亡，尸骨没有下落。智顺手足受伤，离开战场后沿路乞讨，回家不久又被人诱入“某党机关”，事发后不问青红皂白地被毙命。老父在寻子过程中，遇难而亡。陈妪遭遇被乱兵抢掠驱赶、丈夫遇难、两个儿子先后身亡之后，悲痛至极，投水自尽。曾经“祥风甘露之家庭”，在革命中人亡家散。小说两个叙述层，外叙述层是对叙述“当下”境况的描述:武昌革命之后的1914年，农村的郊外“荒冢累累”，有“弹雨枪烟送残生于俄顷”的战场新鬼，有“叠遭浩劫”的无辜平民。主叙述层是陈妪一家在革命期间的遭遇。两级叙述的设计，一是使读者跟随阿保进入陈妪一家的经历现场，感同身受;二是引导读者从陈妪一家的故事中走出来，再回到外叙述层中满目疮痍的“当下”。两层叙事间的时空距离赋予了整个叙事以沧桑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站在革命期间的现场，而且在“荒冢累累”的“当下”理解整个作品，从而深刻理解到，陈妪一家的遭遇实际上是战祸中无数无名亡魂的遭遇。小说结尾，枕亚曰:“革命革命，一次二次，成效安在?徒断送小民无数生命，留得尘世间许多惨迹而已。”进一步表明了作者的叙事立场。与《玉梨魂》《雪鸿泪史》对革命的皈依不同，在《白杨衰草鬼烦冤》中，徐枕亚从个体生存权利与价值的层面，控诉了革命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其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与同情体现出作家超越政治层面的人道主义情怀。

《丛报》中此类小说叙述革命的背后是对战争的控诉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蕴涵着人道主义思想。《丛报》革命叙事中的人道主义话语是战乱时代作家苦难体认中的一种悲悯情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存苦难的关注。五四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作家自觉写作理念之下的追求，民初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作家基于生存体验的书写。民初作家对平民苦难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表现着民初小说的灵魂深度与精神深度。

民初小说在文学史上往往被“鸳鸯蝴蝶”代表，《丛报》也被认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而在对《丛报》辛亥革命叙述的探讨中，我们发见了《丛报》的丰富面貌以及文本背后的多元话语。返回历史现场可见，《丛报》不仅仅是言情，《丛报》的言情也不仅仅是媚俗。《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且在言说辛亥革命的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注释］

①吴组缃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卷六)，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98页。

②徐枕亚:《序二》，《民权素》，1914年第1期。

③“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Redfield)提出的概念，即乡民生活代表的文化。参见吕周聚《民族创伤体验与祛蛮写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苗族情结》，《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④张海赴等:《中华英烈词典》(1840－1990)，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⑤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⑥韩庆祥:《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人学》，《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