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

老涂

谁也想不到，老涂四十岁生日这天，会突然决定戒烟戒酒。他发誓，一根烟不抽，一滴酒不沾。老涂信誓旦旦，朋友都笑，“开什么玩笑？”他们都知道，老涂是个烟枪，还是个酒鬼，一天抽烟不下三包，一天喝酒免不了一斤。有关抽烟和喝酒的糗事，老涂身上就发生过不少，比如他曾在公交车上抽烟，导致司机把车停在大路边上，老涂不掐烟，就不走。那些事，朋友们在酒桌上总要说起。还有一次，老涂喝醉了——他喝醉的时候还真不多，打的，半路睡了过去，的士司机没办法，只好往派出所开。第二天，是老涂的妻子小荷从派出所领回的人。老涂临走，还拉着警官问是否留了案底——他自认这辈子清白无瑕，根本不想和派出所有瓜葛。老涂把打的的费用留在派出所，说就等那的士司机来取。谁知道的士司机最终有没有去取，老涂不管。那时的老涂，挺潇洒的一个人。

戒了烟酒，老涂突然人间消失一般，朋友们轻易都找不着。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占线，好不容易接了，接电话的却是小荷。小荷问：“哪位？”这边朋友顿时客气起来：“哦，是嫂子啊，老涂在吗？”“不在。”小荷挂了电话，仿佛老涂没有一天是在的，以至于小荷说“不在”时和说“你打错了”一样干脆果断。

慢慢的，朋友们便忘记了老涂的存在，每有酒宴，就不会再打老涂的电话。喝至兴酣，有时因一个话题，他们也会提起老涂。说那时候啊老涂的酒量好啊谁也喝他不倒啊。有人会问：“他不会真的戒了烟酒吧。”“还真是哦，没见他抽烟喝酒了，听说，他把肉也戒了，现在吃斋，还念佛。”朋友们有说有笑，对于老涂的事除了增加点新奇的谈资，实际并无真正的兴趣。“他不会把色也戒了吧。”突然有人来一句，顿时满桌大笑。

这些老涂都不知道了。他就像是个退隐江湖的高手，销声匿迹，江湖上只遗留着关于他的传说。——我却是在这时候接触老涂的。

接触老涂时，我曾感慨，像老涂这样的男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还烟不抽，酒也不喝，连肉也不吃，是不是活得忒窝囊，也挺失败？当然我不敢这样说老涂，怎么说他也是我的长辈，我年纪要比他小一轮。当面，我也不敢叫他老涂，我叫他涂老师。每次我叫涂老师时，老涂又总是谦虚地阻止：“没必要，叫老涂就行。”而我老是不改口，背后又一直叫他老涂。我这人，已经在社会上学会虚伪和世故了。

在单位里，我算是老涂的手下。但老涂一直挺喜欢我，和我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或者他就是这样的人，对谁都一样。总之，我在他手下，感觉很好，他从未对我颐指气使，即使是在我出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他顶多也就是沉着脸，没一会儿就笑着对我说：“小陈啊，刚才不好意思，别放心上。”就这样，我们相处得比较愉快。这对于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实在是难得，也算是遇贵人了。无疑，老涂是我的贵人。

和其他领导（老涂在单位地位还不低）不一样，老涂一下班，准背起他的褐色皮包，赶着回家，从不应酬，也没有电话邀约的酒席。他就那么平静地上班下班，和一个工厂流水线员工一样。我纳闷，凭老涂这样的性情，怎么可能混到那个位置，要么是后台硬，要么就真是奇迹了。我对单位里那些奇奇怪怪、错综复杂的关系挺感兴趣，比如谁是谁的侄女婿，谁又是谁的外甥女……到头来都很让人绝望。老涂嘱咐我好好做事，踏实点。他这话似乎是在叫我以他为榜样。

有时，老涂也会叫上几个人，去前进路一家素菜馆吃饭。这时候，他通常会叫我作陪。他是这样说的：“介绍几个实在的人给你认识。”到场一看，果真都是实在人，据说也都是佛教徒，他们有的是郁郁不得志的作家，有的是工厂员工，也有记者和杂志编辑。我感觉老涂认识的人不少，且都谈吐不凡，最重要的是都不抽烟不喝酒。一圈人坐下来，小心翼翼，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不说话。老涂小声地点菜，一旁拿笔记录的服务员穿着一身素服，乍一看像是庵堂里的小尼姑。她面带微笑，耐心地等着老涂，偶尔插一句：“来个雪菜扣肉，怎么样？”或者说：“红皮素鸭呢，要不要来一份？”老涂有时同意有时拒绝，以证明他有自己的判断。接着是上菜，一样样，看似肉食，其实都是素菜。我很少吃素菜，第一次吃还好奇，后来便渐渐没了胃口，很少动筷。好多时候，我就看着他们吃。他们都吃得极其严肃，一餐下来，大多时间就是在专心致志地吃东西——我从没见过吃得这么认真的人。要是在酒席上，大伙只顾着吹牛、争吵，真正吃东西的其实不多，往往一餐下来，好多菜还原样放着，没动几筷子。可老涂他们，总是先吃饭吃菜，不言语，等到饭菜吃完了，几乎每个盘子都见了底，他们一个个才直起腰身，开始聊一些话题。刚开始，我不识相，趁他们吃得专注，想挑一个话题说说，结果就我一个人在说，没人接茬，弄得有些尴尬。后来我也学乖，守住自己的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们吃饱，一些话题才聊了起来，通常也是老涂先起的头，佛教的话题他们是每次必聊的，偶尔也说说艺术，他们从不说政治，更不涉及女人。大概聊了半个小时，老涂便起身，背起他的皮包，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拿上自己的衣物，各自回家。一餐饭下来，从不超过一小时。我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和老涂走到一起的。或者说，这些人是怎么在深圳这个城市里悄然生存着的？

我老感觉老涂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老涂那些风光的过去。一直到我了解了老涂的过去，我才猜想，老涂当初之所以能下那么大的决心戒烟戒酒，是不是和后来新交的这些佛教徒朋友有关？还是，戒了烟酒，才认识他们的？这些老涂都没说，当然我也不好问起。虽然，我和老涂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象征着生命分割点的时间上突然决定和一群人疏离，继而融进另一群人，过上另一种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这就是四十岁的老涂所做出的决定。

老涂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当以前的朋友们提出这样的质疑时，所有人都“哦”了一声，不会吧？要是有病的话，肯定得是大病，才能使他那样天翻地覆。“不会是绝症吧？”有人问。他们说着老涂，说着说着，说起了另一个酒友。“已经退休了，半身瘫痪，歪着脸，流着口水，一只手已经扭曲，还不时打摆……可怜啊，有时间咱们得去看看，毕竟也喝过那么些日子。”“全是喝酒喝的。”“对了，你的手指还肿吗？痛风，你还是少喝点。”“看来喝酒真不能过量。”说着，他们手中的酒杯都停顿了一下。“妈的，还是老涂厉害。”有人又说起了老涂。“说什么啊，喝死卵朝天，人生在世，不烟不酒的，算什么呢？”最终，是这句话，再把酒桌上的气氛挽了回来。

这些，也是老涂所不知道的。老涂在的时候，朋友们都没怎么说起老涂，他们只是一味地喝酒、抽烟，看谁能把谁灌倒；老涂不在了，他们倒时不时把老涂挂在嘴边了。

老朋友的猜疑不无道理，但老涂一点都不像是得了病的样子，他每天正常工作，心情也不错，胃口也行——在素菜馆，好像就他最能吃。总之，不像是有病的人。要说深圳这个城市真不算大，或者老涂曾经也显赫一时，我总能在一些场合遇到认识老涂的人，他们或官居要职，或名气甚大。他们都是老涂以前的酒友、烟伴。“老涂是个高手，抽烟一根接一根……”另一个人打断：“哦，那次他是忘了带打火机，怕火灭了——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还记得那次吧，我们每人先是一瓶二锅头，后来又上了竹叶青，最后是啤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最后我们都在绿化带上睡着了，老涂一人清醒，但又扛不动我们，只好一夜守着，怕我们丢了东西，想想，老涂真是个人才啊。”那人接着说。“哦，你现在在老涂手下做事啊？他是个好人。”“听说，他戒烟戒酒了，一根不抽，一口不喝，是这样吗？”我点头。“真想不到，老涂能把烟酒戒掉。”听口气，好像老涂真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实上，也确实不可思议。

老涂年轻时是个诗歌爱好者，喜欢的诗人是顾城和北岛。戒了烟酒后，好长一段时间，老涂没办法写作。按他说的，没办法写作不是因为写不了字，而是做不到长时间的专注。可是后来，老涂习惯了。老涂习惯后，竟然不写诗了，他写小说。老涂写的小说偶尔还能发表。每次收到杂志，老涂通常会先给我看，叫提提意见。我虽说比老涂多发表几个小说，但也不敢妄自为师，把杂志还回去时，我通常顺口就说一句：“挺好的。”他知道是客气话，也没再多问。仿佛，一个小说，有一个人看过就足够了。要是收到稿费，老涂便叫我打电话，还是那几个人，还是前进路的素菜馆。要说老涂不摆架子，这点就是证据。除此之外，老涂再无过多动作。至于老涂的妻子小荷，我见过一面，典型的客气女人，持家，谨慎，爱发点牢骚，老涂有点敬她，但也不至于到了怕的地步。所以，老涂几乎没有妻子打电话催回家的情况。老涂每天按时回家，全是自愿。

说实在话，有时我还真羡慕老涂的生活。上班、下班、回家，偶尔写写小说，到素菜馆坐一会儿，周末，就带妻子女儿出去散散步。对了，老涂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十几岁了，长得好看，上小学六年级，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直是老涂向外炫耀的资本，以前酒后免不了夸女儿几句，当着酒友的面拍板，这女儿将来肯定有出息，后来戒了烟酒，在素菜馆，也免不了说说女儿的出色之处，只是心平气和，不再那么激动和信誓旦旦了。老涂这一辈子，如果以宏观看，就是一个由动到静、由激烈到平和的过程。正如老涂所言：越活越老实了。

“嘿，知道老涂为什么戒烟戒酒吗？”大半年过去，之前的酒友还在酒桌上不忘老涂的光荣形象。“老涂又想造人了。”“啊？难怪。”不知是哪来的消息，他们知道小荷又怀上了。当然，这事不假，十个月后，老涂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又是一个女孩。他们说，老涂肯定想生一个儿子，结果又是一个女儿，老涂肯定很失望，戒烟戒酒也白戒了。说不定，又会开始抽烟喝酒了。二女儿出生后，老涂更是一下班就回家，有时还得提前下班。老涂刚开始叫了老家的母亲来照顾女儿，没几天，母亲和小荷因为小事闹了矛盾，母亲赌气回家了。老涂一大早起来先得到市场买菜，然后才能上班，下午回去后也得买菜，做饭。老涂说，他快成一个奶爸了。但那段时间，他比什么时候都开心。他说当初决定要这个孩子时，下了很大的决心，大女儿一直抵触，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可能人们会以为我是为了想生个男孩才要第二胎，事实上我真没那么想，我觉得既然她已经来了，已经存在了，就不能对她起杀念，尽管我们对她的到来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我才想起，老涂信佛。老涂因为信佛，四十出头的他，又迎来了另一个小生命。

后来，谁也没兴趣去探讨老涂当年为什么戒烟戒酒了。因为那些探讨的人当中也有一些要么戒了烟要么戒了酒的，他们都说老涂是他们学习的榜样。那些戒烟戒酒的人，有的是因为医生的劝导，有的是因为自己的醒悟，总之，得有个原因。至于我，后来离开了原先的单位，高升了，像是一脚踩进泥塘，在世俗里摸爬滚打，人脉交际，也学得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有一次，老涂收到一家省级刊物的稿费，又请我们去前进路的素菜馆吃饭。看着我，老涂有了陌生感，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生活奢华糜烂，有一天查出得了癌症，突然间，他戒烟戒酒戒肉，信佛念经，清心寡欲，几年后，到医院复诊，癌细胞竟然奇迹般消失了。也就是说，他战胜了癌。多励志的故事。我怀疑老涂说的就是他自个儿。老涂却笑着声明：“别误会，我说的可不是我。”

文 胜 利

我的老乡文胜利突然给我打电话，他情绪激动，说他在旧报纸堆里看到了我的小说。我的老乡文胜利曾经是一个文青，后来他不写了，现在在麻布村一带收购纸皮。我的老乡文胜利每次和我见面都要握住我的手，大呼小叫：陈大作家，你是我们的骄傲。

我并不喜欢他这样咋咋呼呼，也不喜欢他这个人，甚至有点看不起他。他总是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裳，到了别人家里，鞋子不脱，随手就掏出烟来抽，还把烟灰弹了一地。关键是他说话，一惊一乍，几次把我儿子都吓哭了。妻子说我，少跟这种人来往。

我经常听人说起，文胜利到哪都一样，不讨人喜欢。我们那的人都说：他呀，烦死人了。

“他跟你借钱了没？”他们老这么问我。

这话一听就知道有问题。果然，他们说，最好别借给他，从没还过。

他好像跟谁都借过钱。我们老家那到深圳谋生的特别多，各个行业都有，开小店铺的，开大商场的，收保护费的，卖淫的……当然，还有我这个靠写作为生的。有一次，文胜利对我说：“如果我继续写，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我说那当然，说不定比我还厉害。他沉思一会儿，又说：“这么说，是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的啰。”我一愕，说不出话来。文胜利看我默认，冷不丁来句——“既然这样，你借我两千块，不会拒绝吧。”

结果，我没借给他两千，只是直接给了他一千，说好不用还了。我的意思很明显：以后少来烦我。他能不能明白？我想应该是能明白的，他曾经也是一个聪明人。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他的成绩一直在我之上。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而我一路上了高中，接着上大学。我们的路就那样岔开了。

“陈大作家，今天我拿报纸跟人说了，这个小说的作者是我老乡，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他们都张大嘴巴，问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老乡和同学，实在是太牛了。陈大作家，你给我长脸啦……”末了，文胜利又问一句，“最近写什么大作没有？”很内行的样子。我最怕他这样子，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确实不喜欢他，他的来电响了很久，我一直在犹豫着接不接。妻子问是谁，怎么不接？我说是胜利。妻子“咦”了一声，“该不会又是借钱吧。”我的妻子和大多数小家庭的女人一样，谨慎、小气，排斥一切外来的打扰。

我的老乡文胜利这几年运气不好，名声有点臭。他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有一段时间活得还算体面。2008年之前，深圳的废品生意其实很赚钱，文胜利再吊儿郎当，生活也过得不错。那时我在工厂，有时偷一点锡渣出来，不敢随便乱卖，唯有找文胜利。文胜利每次都给我一个最高的价钱。我请文胜利喝酒，说是请，最后都是他埋单。那时文胜利在麻布村租了个大房子，闲三天忙一天，经常有人去找他，大多是寻不到工作的老乡，就在他那儿借住，大家都知道他的租房大，铺几张席子可以睡十几个人，理所当然一般。总之，文胜利曾是个挺大方的人，提供老乡吃住不说，一到夜里，还请他们喝酒，吃烧烤。

“要是他能勤快点，在深圳也有房有车了。”我们那的人都这么说。文胜利初中毕业就跑深圳做废品生意。那是什么时候？1997年，香港回归。做废品生意的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听他们说过一个故事，说当时一个初到深圳做废品生意的老乡，踩着一辆三轮车到处逛。有一天，他在一处荒地里看到一大堆锡渣，目测也有个上千斤。当时锡渣没人回收，工厂拖出来就倒掉。但我那老乡有头脑，他坚信那东西迟早值钱，便一车车把锡渣拉回租屋，忍受旁人的嘲讽和讥笑。几年后，锡渣价格大涨，我那老乡立刻赚了一大笔，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钱也越来越多。我们那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我听这个故事时，老是想，如果那个老乡是文胜利。况且，完全有可能是文胜利。文胜利真是一个聪明的人。文胜利如果不是一个文青，他肯定是另一个文胜利。总之，不会是现在的文胜利。

文胜利说：“喜欢文学的人不适合做生意。”

说这话时，我们在街边的大排档喝了点小酒。我们说起上学时，那时候挂在嘴边的理想。我们还说起第一次在学校的黑板报发表文章——那天我们并排站在黑板下，把头向上仰成170度，一字一句，念着彼此的文章。似乎，那种喜悦，就是理想实现的喜悦。

文胜利说：“就算真要做生意，也不能做废品生意。”

文胜利实在不喜欢自己的事业，即使那事业养活了他，也养活了他的父母，甚至给了他一个好名声——我们那的人都相信文胜利迟早有一天会把四个轮子的车开回村庄。我看得出来，文胜利羡慕那些肤色干净、着装时尚的写字楼职员。这与其说是文胜利的羡慕，也是当时我的羡慕。身为一个大学生，却在工厂打工，偶有人问起学历，我都不敢如实回答，宁愿说自己中途辍学或者学而无术。那时，离文胜利住处不远，便是一栋高楼，据说是深圳最高的楼，每逢下班，总有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出，他们和我们年龄相仿，却显然要比我们自信。至少，他们的脚步匆忙而坚定。他们似乎是另一种人类，充满神秘感。

我的老乡文胜利已经三十多了，我们都1982年出生。我们村那一年出生的人中有一半开上了小车，开上小车的又有一半住上了一平米上万块的空中楼房，即便是那一半没房没车的，也都有妻有室，至少有个固定职业，或者掌握一门暂时不会失业的手艺。唯有文胜利，仍然什么都没有——说他什么都没有，也不对。文胜利结过一次婚，还生有一个女儿；文胜利也算有手艺——如果说捡择废品也是一门手艺的话。捡择废品也确实是一门手艺，何等材料何等价格，光塑料就有一千多种，敲一敲闻一闻就要分辨出来是哪一种，文胜利正是这方面的高手。这功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文胜利不知要吸进去多少有毒气体——燃烧是分辨塑料最便捷的办法。文胜利现在浑身是病，与当年那些狰狞的气体不无关系。——即便如此，前面已经说过，从2008年开始，废品生意就不好做了，也就是说，文胜利的手艺开始步进黄昏，濒临失业。如今，文胜利不再收购塑料，他只收纸皮。他觉得这样很好，有时收到一本喜欢的杂志，一张过时的报纸，他便展开身子，坐下来，翻一翻，读一读。偶尔，回头跟一边玩耍的女儿说：“月儿啊，你不要再耍了，你需要读点书了。”

四年前，文胜利结婚时，很突然，当天打来电话，当晚就喝喜酒。我请假不方便，还想着要不要赴宴。文胜利再次打电话：“就剩你一个没到了。”我请了假被主管痛批一顿后，来到文胜利所说的地址，却半天找不到。文胜利在电话里说是西岸酒店，我到西岸酒店询问“文家婚宴”，人家直摇头。我打电话给文胜利，文胜利才说是西岸酒店对面的一家叫湘菜之乡的大排档。我险些笑出声来。一路之隔，档次差别却是天与地。

到了大排档，才知道人数寥寥，文胜利说的只差我一人，完全是骗人。三个桌子便把人安排妥当了，期间文胜利一直在接电话，某某某又因为有事来不了了。每接一个电话，文胜利就在面前一个本子上划一下。我坐他对面，他正在把那些事先列好的名字一个个划去，他应该列了满满几张纸吧。他曾经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老乡，他那个大大的出租房里每天都人声嘈杂，如麻布村任何一间麻将馆。

新娘是湖南人，肚子已经挺起来很大了，目测大概有七个月的身孕。

文胜利一边接电话划名字，一边还得经受身边那个大肚子女人的嘀咕和辱骂。看得出来，女人并不尊重文胜利，或者说曾经尊重，那天突然不尊重了。来的人实在太少了，现场没有香槟礼花，更没有婚纱，场面一点都不像是个婚礼，甚至旁边一桌工友之间的晚餐都闹得比这边热闹。整个过程沉寂如水，服务人员态度也不好，端来每一个菜几乎都是摔在桌面上的，那些溢出来的菜汁鱼汤顺着桌面往四周流，又滴滴答答地往桌下流。

我从未吃过那么沉郁的喜宴。

我的老乡文胜利一边忙着，一边抬头唤：“吃，尽管吃。”他满头大汗，完全不像个新郎，倒和工地里忙着处理一桩事务否则会被上级扣工资一样。

文胜利每叫一下，我们就拿起筷子夹一块。他埋头忙了，我们便放下筷子，看着他忙。那晚，文胜利没有喝一口酒吃一口肉，那个挺着大肚子的湖南女人也一样。文胜利最后长叹一声，向我们道谢。

第二天，就听文胜利抱怨说：“这些年来给朋友们送礼金，不低于三万，却收回来不到十分之一。文学青年真不适合做生意啊。”文胜利后面一句是玩笑话，我听着却很反感，他总喜欢把我归为他那一类人。

文胜利结婚并生下女儿后，有一段时间没做废品生意。不做废品又能做什么呢？文胜利尝试过送水、送快递，最后都没能成功。文胜利干脆什么都不干，懒得像头冬季的牛。那段时间，我听说他们夫妻吵得特凶，好几次都差点出人命。也难怪，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闲着，靠着妻子一边带孩子一边做手工过日子。文胜利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小，最小的一间竟然只够放一张床，做饭就在门口支一口锅，洗澡就在门外搭一个帆布棚，棚子还被治安仔拆过好多次。

难以想象，文胜利一家是如何度过那些年月的。人们似乎也忘了文胜利的存在，因为他再没回家，过年也不见他的人影。一直到文胜利的湖南老婆丢下他们父女跑了，事情闹大了，才传回村里去。我们那的人还不知道文胜利的老婆长什么样，却听到她跑路的消息了。谁都得说上几句，仿佛谁都有资格说上几句。有人说那女人早就该跑，跟着文胜利没好日子过，也有人同情文胜利，说那女人心狠，这么一跑，置文胜利于绝地。当然，他们只是说说而已，说过就没了，风吹走雨打落。

女人的出走，对文胜利打击很大。听说文胜利的女儿还有病，女人便是因为女儿的病才下了出走的决心。我那时已经离开工厂，租了个房子自由撰稿，穷得跟乞丐似的，跟身边的朋友和老乡都疏于联系。唯一获取外界的信息，便靠网络。我关注着文胜利的QQ。那段时间他的QQ签名更换得很频繁，今天才在深圳儿童医院，第二天就跑广州人民医院去了，第三天，他说他已经在汕头了，接着是厦门、上海、北京……他几乎每天跑一个地方，带着他的女儿求医。不但如此，他还在QQ里写了很多惨淡绝望的话——他的文学功底终于得以表现。那些文字，拆开来放，就是很好的诗歌。——文胜利终究是个文青。我当时想，文胜利不会因此而自杀吧。人到特别绝望的时候，唯有死是唯一的希望。我当时的处境，特别能理解文胜利的感受。

我万没想到，其实那段时间文胜利一直没离开深圳，他并没有为女儿的病到处奔波，他的处境也不是他所写的那么绝望。我甚至还听说他已经重新做起了收购废品的生意，女人的出走反而让他振作了起来。文胜利之所以在QQ里那样写，原来是写给他女人看的，他希望她会因此同情他，能回来。这些事，后来在我们那些老乡当中成了谈资，一说起就禁不住乐。

那个湖南女人终究没有再回来。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她长什么模样了，唯一的印象便是她挺着个大肚子的身影。

也有人说，我的老乡文胜利脑子有些不正常，就是从那个湖南女人的出走开始的。这些都无从考证，包括文胜利的脑子问题。有人看他不正常，有人看他很正常。而他也是正常的时候很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又特别不正常。谁也无法确定，他的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哪一样才是本性，而非表演。

我倒一直怀疑，文胜利是在表演，而且他的表演很高明，渐入佳境，几乎已经到了物我交融的境地。讲一件事。文胜利本来酒量不错，可越到后来，即使是一杯下肚，他的嘴巴便开始飘。当然，他也不会失态，不至于醉掉，或疯掉。他把那种介乎醉与不醉之间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他说起某人，或某事，正到关键时刻，他会叹一声，戛然而止，“哎，不说了。”然后就真的不说了，转而说其他。但无论说什么，他不会说起他的女儿。我的妻子由于母性使然，总是在文胜利面前问起他的女儿，每次他都避而不谈。我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谈，还是不想由此谈起那个逃跑的湖南女人。

文胜利来找我的次数不多，有时收纸皮路过，会进来坐会儿。刚好到时间吃饭，他也不忸怩推辞，直接就说要留下来吃饭。作为老乡，偶尔吃个饭太正常。可我妻子不这么想，她有点不欢迎文胜利的到来，说到底她还是没把文胜利当正常人看待。后来我想，妻子每次问起文胜利的女儿，也有故意的成分，语气也不太对劲。妻子更不准我们喝酒，她下楼买了一大罐可乐，蹾在文胜利眼前。如此，文胜利来我这里的次数自然就越来越少。他就爱喝点酒。听说，他越来越嗜酒成狂。当然，他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也是我所希望的。

前不久，我清理书房，清理出几大袋的废弃书刊。书刊都崭新，多是别人赠送的自费出版物。这几年我混迹文坛，每参加一个研讨会，总能抱回一大摞书。回到屋里，读也不是扔也不是，就放在角落。妻子埋怨，再三说要清理。

打电话给文胜利，叫他过来收走。

文胜利带了一把秤过来，我说还称什么，都给你了你拉走吧。文胜利说要算给我钱。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怎么这样？”文胜利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文胜利，和当年我们在大排档喝酒看着写字楼的白领上下班一样，眼里有着太多的情绪。他并不急于把书刊拉走，而是坐下来，一本一本拿出来，翻看，看到哪一个作者，便抬头说：“我读过他不少作品。”装出对文学界很熟悉的样子。但能看出来，他其实是在骗人，或者只是想找点话题和我说话，他所说的那些作者，圈里人都很少知道，何况一个收购纸皮的中年男子。当然，我不可能戳穿他。我说是嘛他写得不错吧。他便来了兴致，说写得很好的，接着举了其中一篇作为例子。他喋喋不休，像是一种炫耀。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所举的例子，其实是我们读书时教科书里的文章。他的记忆是否产生了错位，或者真如别人所言，他的脑子早就有了问题。

妻子怪我不该招惹文胜利，几袋子书找谁拉走不行，要么干脆就扔了了事。她越来越排斥文胜利，像是意识到某种危险。危险倒不至于。我理解文胜利，即使是他的脑子真出了问题，性情还是柔弱的，按我们那的话说，是个“文疯”，不是“武疯”。再怎么说，他曾经也是个文青呢。

有一段时间没文胜利的消息了，偶尔他会打个电话来，咋咋呼呼说在哪儿又看到我的作品了。他说他很羡慕我。说这些时，我相信文胜利又是正常的。

突然有一天，我听一个老乡说：“文胜利被警察带走了。”

我吓一跳，问怎么回事。

老乡也不太清楚，他说，好像是警察从文胜利的屋里搜出一具孩子的尸体，也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他竟然用酒把尸体泡起来，存在冰柜里，很恐怖，早说他是个疯子！

我问那孩子是谁。

“应该是他女儿吧。”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