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恩庆　仇军　郭军

摘要：多米尼克·马尔科姆的《体育与社会学》一书运用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对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详细考察，探讨本学科同母学科以及其他学科之间联系与影响，关注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是一本“体育社会学的社会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能给读者带来诸多启示。

关键词：《体育与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学科进程 ；多米尼克·马尔科姆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33-05

China以学术出版为主的国际知名图书公司——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于2012年出版了英国拉夫堡大学多米尼克·马尔科姆（Dominic Malcolm ）的专著《体育与社会学》（Sport and Sociology），该书的出版前言中指出“这是第一本回顾和反思（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书，追溯了学科发展阶段和梳理了当前学科的知识基础……作为探讨社会学历史的第一本书，在广阔的社会学研究洪流中清晰定位当前体育社会学学科”[1]。该书能够跻身于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出版物阵营，并被列为“体育前沿系列”唯一图书，可见其学术影响力和市场价值，而且公司网站对该书的评价为“马尔科姆对体育社会学如何随时间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思考……这是值得推荐的展示，是体育社会学学科和体育对社会、社会对体育之间关系认识的力作”[2]。

1作者其人及研究缘起

1.1作为体育社会学家的多米尼克·马尔科姆

多米尼克·马尔科姆（Dominic Malcolm ）在书中指出“读者所关心的是根据作者的自我介绍及影响判断他是否能够胜任这个研究”[1]13，进而能够使读者开卷有益，那么作者的经历是否能够胜任该书的研究，能否使读者通过阅读有所启示呢？我们首先介绍作者的个人情况。

出生于1969年的马尔科姆现任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体育运动科学学院体育社会学高级讲师，曾在诺丁汉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在莱斯特大学获得体育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被该校“体育与社会研究中心”任命为助理研究员，并由此成为讲师和硕士项目的指导员，于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出版《体育与社会学》之外，还有《体育研究手册》《板球的变脸》《体育医学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批判的视角》等专著，并与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 ）合作，出版了《体育史》《体育：社会学中批评的概念》等专著。近期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多篇，例如《体育健康保健中的职业关系：工作场合对组织改变的反映》（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11）《英国出版物中体育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代表》（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10）《丧失文明、文明、或者不拘礼节？综合格斗的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0）《医学的不确定性与运动临床医学的关系：橄榄球联赛中脑震荡损伤的管理》（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09）等。在学术兼职上，他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体育研究分会召集人（2002-2010）、《足球与社会》期刊编辑 （2000-2005）、被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授予值得推荐的评论家，还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体育社会学杂志》《体育史》《体育史杂志》《欧洲体育教育评论》等10余家期刊的审稿人；承担英国板球基金会、英国研究院、挪威研究基金会等单位的多项课题[3]。可以看出作者在体育社会学研究方面不仅成果颇丰，而且拥有很高学术造诣。

不仅如此，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书中作者认为自己是“体育社会学家”，是男性、中产和“白人”，同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 ）一样，“所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一个说英语的白人，也是一个以‘型构见长的‘埃利亚斯式社会学家”[4]。由于社会学家发展认知能力受到他们最初训练和随后研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塑造，作者“对这一社会学视角的信奉部分是来自个人经历的结果”，他受到教育并第一份工作就在体育过程社会学的“精神家园”——莱斯特大学，得到老师们的教诲和之后同事们的影响极大，进而作者进入“被邓宁命名的‘五代之内的过程社会学家”[1]14的行列。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田恩庆，等困境与前景：对体育社会学学科进程的考察No.1 20141.2研究缘起

《体育与社会学》的写作缘起是在该书的开篇就提及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作者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被别人问及他的职业，他回答自己在大学教“体育社会学”，“什么是体育社会学？”询问者一脸茫然，马尔科姆回答道，“是关于体育在社会中的角色：为什么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足球为何越来越商业化？为什么人们喜欢某种运动多一点？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这个回答已经非常清晰，但是提问的人却听得一头雾水，“嗯，不错，很有意思。我喜欢所有关于体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询问者将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心理学混为一团，看成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种尴尬激发了作者“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混淆？”[1]1，这就是作者创作该书的根本动机。

同时，虽然“人们不一定喜欢体育，但他们知道体育为何物，因为体育可以呈现出一些非常基本或者是本质的东西”[1]。而且，“社会学也广为人知……19世纪以来这个概念逐渐变为公认的术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重要的大学都纷纷成立社会学系（例如芝加哥大学，1893；伦敦大学，1907；巴黎大学，1913）”[1]4人们将这两种现象结合起来称为“体育社会学”，正如外行感到这种结合很难理解一样，“体育社会学家们也受困于判断他们的研究到底是最接近于两个领域中的哪一个”[1]5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恰好看到体育社会学具有“双重主导的”的特性，处于“主流”社会学的边缘，而且不能受到外行的充分理解[5]。因此，作者试图通过写作本书，“来解释了体育社会学家的工作，并考察他们为之付出努力之后的成果，沿着社会学和体育领域综合，以及和其他一些领域结合，包括‘社会学‘体育研究和‘体育等领域结合的途径，来寻求更好地理解”[1]5。他希望“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可以发现体育社会学家从何种程度上通过合作获利，对相近和重叠学科领域的竞争或辅助性群体关系的探索。”[1]7而且，本书的影响不单单是对体育社会学相对充分的描绘，而是在实践中的运用而使其得到更好理解并由此影响学科未来的发展，同时还可能引发学科的自省自觉[1]14。

2著作的结构及主要观点

全书共分四部分、10章。第一部分讨论主题是“体育社会学”，由“朝向社会学的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发端：传统的创新？”两章构成，主要反思和回顾体育社会学如何作为一个“专业”、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向以及对体育社会学的发端时间、过程和原因进行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为基础，朝着母学科的方向发展并寻求“主流”认同从而使本学科得以合法化，虽然体育社会学家，像其他许多专业一样内部具有诸多争议和分歧，但专业组织所试图塑造是“团结一致是专业形象”[1]7。同时，如果将体育社会学家的争议进行划分，“会被简单视为源于个人偏好或者是哲学差异，这种观点具有非社会学的实质”[1]11，而通过对学科发展历史记载进行考察，使我们看到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1]22。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体育社会学的社会学影响”，讨论了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体育与种族、民族、性别、身体、名人相关社会学子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种研究的特点，由第3、4、5、6、7章共计五章构成，本部分是全书是重点，其中不乏作者对学科发展的诸多真知灼见。例如，在第3章“体育社会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指出体育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相当含混，在那些被认为是第一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中间，体育很少作为研究对象受到关注；而且，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没有让体育促进社会理论的发展，最多不过是“在其他一些能够研究体育的环境中如何展示概念和观点的运用”[1]48。在第4章，探讨了“体育、种族和民族”，作者强调体育与种族之间“在研究的相互依赖方面存在大量共识”[1]65，体育“再次发挥了为公众肯定生理性差异这一观念的作用，所有的研究都承认种族同权力差异的核心是相互联系的”[1]65，该领域存在最大危机是“在同公众之间的互动以及种族与体育中已深入人心的流行观念（即对生理学差异的肯定）挑战”[1]66。在第5章，作者考察了体育社会学关于性别研究的文献，认为性别研究是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存在“更为明显的理论取向”[1]68 ，但体育社会学家的研究“对性别社会学的影响有限……存在男性书写男性的主导趋势”[1]83，而且各种围绕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议题被认为是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性别社会学家的体育相关研究同大多数女性体育参与者联系相当有限[1]84。在第6章，对体育与身体社会学之间联系进行讨论，文章指出，体育在身体社会学相关研究中存在衰退的趋势，仍然处于边缘和脆弱的位置，“实际上，身体社会学家通过研究体育变得富有建树，但自此转向与体育无关的领域”[1]97；身体社会学家的兴趣“并不是真正对体育、健身、健身房文化和舞蹈的研究兴趣，而且对于体育社会学家在传统上所设想的支柱性研究来说都离题甚远”[1]98。第7章研究主题是“体育与名人”，作者探讨了名人研究对体育社会学的重要影响，指出，“很少有体育社会学尝试包含更广泛的名人研究议程”[1]112；部分体育社会学研究仍然没有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联系到对贝克汉姆的研究，“体育与非体育专家之间明显缺乏对话”[1]113。

该书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体育社会学的外部影响”，分两章论述。在第8章“体育社会学与历史学”中，作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体育史学家和体育社会学家共谋“相互补充的学术兴趣”，不仅仅是基于相互交叉的研究主题，而且还基于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从学科发展趋势上来看，“社会学理论已经将体育史作为殖民地了”[1]130，但毫无疑问，“体育史学也影响了形成中的体育社会学”[1]129；作者还强调先前的章节已经论证过体育社会学家没有安全感，“但我所见到的文献中，他们还集体表现出声音不足的特点”[1]136。在第9章关于“体育社会学与公共参与”的讨论中，作者从个人经历谈起，指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正面影响“是不能被预设，可能甚至是无法预期；常常跨越大量不同的文本格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体育社会学家通俗化取向的研究很大程度导致对学科的消极影响”[1]149。如果说在公共参与中对体育社会学声誉的诋毁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种参与高度可疑，迄今为止，公共参与并未提升体育社会学在公众眼中的地位”[1]149。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结论部分，其主题是“体育社会学：形成中的‘专业”，主要从学科发展进程的困境和前景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作者指出，纵使体育社会学以种种的方式致力于成为学科的“主流”，但学科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在体育社会学的外部，体育仍然不是“以社会学的观点进行仔细研究的某些事物”[1]154，今天的体育社会学家“受环境和历史遗留的局限，他们发现自己还像半个世纪早期学科的创建者”[1]161；并深刻认识到，“整个社会学已变得更加碎片化，体育社会学同样具有这种问题和缺陷”[1]161。当前，领域表现出身体文化研究的取向，但最成问题的却是这一取向中存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排斥和轻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1]160；虽然在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学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体育社会学可能继续是原来的老样子（在北美），或者越来越变成老样子了（在英国）：置身于体育教育、人体运动学或者体育科学系所之下”[1]153。至于学科发展的前景，作者提出，本领域表现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而且“体育与社会学已被归入休闲社会学中，融合体育心理学以及广泛的社会科学，学科或变得更加具有‘服务的取向，变得更加体育社会学（Sport sociology），而不是体育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port）”[1]155；体育研究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比起过去更加明显、深刻，“许多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家已积极投身于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并从中获得启示”[1]155 ；通过体育社会学家的集体努力，21世纪以来，“体育社会学家被‘主流评价为天真无知的特征或者仅对体育作肤浅分析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1]155 。但是，由于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认识到体育的价值，并大量吸收体育社会学家的思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话，“体育社会学家可能将作为一个职业而停止存在，这使得体育社会学家的研究因没有差异性从而失去专业的共性，从而不能形成一种身份”[1]162，因此，“体育社会学家”应该成为一个广泛被认识和可理解的术语，“同等重要的是，该术语需要被视为具有某种差异性”[1]162 。

3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启示

3.1学术价值

判断一本专著或一份研究成果具有何种学术价值的标准是多样的，但最基本的要求是否创新，是否能够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或具有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是否可以把学科专业理论进一步提升或解决相关的疑惑。而《体育与社会学》一书运用了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的理论，作为西方第一本对领域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回顾的学术专著，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觑。

作者在前言中提出了“社会学思想如何塑造我们对体育的理解？”“体育研究如何能够帮社会学家理解更加广阔的社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学科研究中必需得到明确回答的。因此，该书提供了体育社会学“目前发展水平”的综合、全面的评价，考察在什么地方已对社会学“主流”所产生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虽然作者的研究在之前就已被人尝试过，但本书明显不同于先前的研究。例如，作者通过较长的文献综述使本书能够涵盖以往文献回顾中对学科与母学科之间关系、体育与种族和民族的研究、体育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三个疏漏。通过对社会学专业形成的讨论，更多关注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和协会的综合影响。虽然作者同前人一样，讨论体育社会学已如何发展以及学科成长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争议，但是本书更关心的是因那些争议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研究如何影响来自其他相关学科对本领域的评价。虽然该书也讨论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自己将比前人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思考其他学科对体育社会学的发端作何种反应，诸如那些“主流”社会学家、其他学科中的学术研究者，或是体育文化评论家。因此，在本书的研究就过程中，“需要解释的是谁是（或不是）‘体育社会学家以及什么是（或者不是）‘主流社会学”[1]12。毫无疑问，作者清楚这种分类会可能受到质疑，因此他的尝试“基于比较前人的体育相关研究，联系他们更多已出版的成果，基于对作者是否是一贯被认为体育社会学家，例如他们所出席的会议、体育社会学期刊发表的文章等等”[1]12。而且，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从过程社会学中“集中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受到根本性启发，通过理解体育社会学的“彼此依赖的网络”对学科内部和外部进行检验，聚焦体育社会学家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可能发表的任何判断中，无论在何处，可能我都在努力区别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1]12。最后，作者通过追随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的理论，使其研究的价值不是抽象的、本质主义的和哲学取向的诸如“真理性”之类的概念，而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始终如一的、屈从于“对真实性的检测……在经验研究的考验之下”[1]162。

总之，作者以过程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整个领域梳理学科发展文献的总体脉络，勾画了一幅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图景，这种带有创建性和反思性的“存货盘点”，对我们总体把握学科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为专业水平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以及解决相关学术疑惑提供了参考。

3.2研究的启示

首先，在阅读该书过程中，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给笔者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在本书写作之初，作者就“意识到在此概述和分析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是由我自己生活背景构成；这本书的内容不可能摆脱我的欧洲人（英国人）、男性或者中产阶层的视角”[1]162。作者渴望解释体育社会学是如何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以及体育社会学如何同其他具有合作或冲突的职业群体进行比较和发生联系，“这并非说所有的分析是同等充分和证据确凿”[1]162。作者并没有武断地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完美无缺，胜人一筹，而是对自己的立场和证据的使用进行反思并提请读者的注意。同时，在分析过程中，随时可以见到“具有讽刺意味地（ironically）”“相反地（conversely）”“矛盾地（contradictorily）”等用语，其中“具有讽刺意味地（ironically）”一词在全书共计出现16次之多，可见，作者在分析某个观点的时候，对相反意见的重视程度。例如，在第2章，为了证明对新学科建立的合理尝试，体育社会学的开创者需要找到使研究在某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文化体系必须具有实质性的完美，产生更多社会利益（如健康、性格培养、社会融合），通过体育教育中以合法的传统意识形态来寻求定义学科。但作者马上又列举出与此相反的观点，即有人宣称学科的价值中立，认为“体育社会学家既不是福音的传播者，也不是运动的狂热鼓吹者”[1]26，诸如此类的例子书中随处可见，这启发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应该充分、全面地注意各方观点，并加以思考和批判，最终吸收、为我所用。

其次，该书带给人们关于对体育社会学家应具有何种职业素养问题的思考。作者在全书结束之时所提出的“体育社会学家”需要成为一个“广泛被认识和可理解的术语”[1]162，其实作者并非要学术界或者公众去认可某个称谓，而是需要认可体育社会学家的职业、认同他们的研究和社会地位。那么，从书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呢？首先，体育社会学家应该像作者一样具有丰富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拥有将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的心智品质，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6]。显然，多米尼克·马尔科姆做出了这方面的表率，在开篇提到的那一尴尬场景，他就充分意识这是到体育社会学家和学科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尴尬和困境。因此，他不仅仅寻求解决个人的困惑，而是“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混淆”的学科和社会的根源，于是通过对整个领域进程的反思，最终实现了个人烦恼与公众议题的紧密结合，成为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范例。与此同时，体育社会学家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像作者那样具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例如，在第9章作者谈到自己的经历：1997年的某一天他接到来自名Ciaran Fitzgerald记者的电话询问他当前的研究，他寄出一篇论文——以社会学而非生物学的观点解释为什么英国黑人和亚洲板球运动员不成比例地“堆叠”在某个特殊位置的文章，这是作者在期刊上的处女作——后来被《体育社会学杂志》（SSJ）接收并发表，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发现那篇文章出现在《周日时光》的头版，被国家电视和广播台热烈讨论，“我的研究在此具有学术影响之前就拥有了‘公共影响力了”[1]135。因此，体育社会学家通俗化取向的研究虽然很大程度导致“对学科的消极影响”[1]149，但是作者建议，体育社会学家需要致力于公共参与，去表达出更多的集体意识而非个人研究，同时还要抵御商业利益的诱惑，清楚自己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这样，体育社会学研究这才能成为对学科具有积极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使“体育社会学家”这个术语被大众广泛接受和理解，最终使得学科研究者走出困惑，学科才能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最后，该书还引发笔者思考的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过程中的语言问题。多米尼克·马尔科姆在最后的结论中给我们提醒：体育社会学的趋势还需要联系到学科权力的地理分布，其发展再次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通过对比最初的ICSS（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成员的构成，今天的ISSA（国际体育社会学协会）中高层人员更多的是以英格兰为中心，国际体育社会学执行委员会（2008-2011）包括来自新西兰的主席、英国的秘书长以及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士和《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编辑（也来自英国），“这种发展反映了语言政治”，而且，“著名的学者的影响很大程度受到他们自己语言的限制……英语越来越变为学术学科权力运作的轴心”[1]157。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经历吸进、吸收和扎根三个阶段，而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均来自西方，如何将其理论进行本土化，即借用西方的理论，通过中国的语言来解决中国的体育社会问题；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学术国际化的问题，即中国的体育社会研究是不是只关注本土？是否需要走向国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想要很好地推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其关键在于学者的语言能力。当前，虽然许多中国学者纷纷放眼国际，通过掌握以英语为主的第二语言，开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文献的译介并在海外期刊发表文章且成果斐然，但在国际体育社会学领域中，迫切需要寻求中国学者的立足和话语权上的突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英语为主的外语能力的掌握和运用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4结语

多米尼克·马尔科姆的《体育与社会学》以过程社会学理论为视角，聚焦体育社会学文献中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争议和概念，评估和反思体育社会学对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相关的子学科如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参与方面影响的成败得失，并质疑当前体育社会学具有何种程度的学术自治和与众不同。本书启发读者跳出体育学科中诸多狭隘的定义，以一个新的高度全面审视学科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困境，提出学科的希望所在，并引发读者诸多启示。正如作者所言，这不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的书，而是一部“体育社会学的社会学”[1]2，因此，该书是有志于在本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的研究者们不可不读的一本专著。

参考文献：

[1]Dominic Malcolm .Sport and Sociology [M].London：Routledge，2012.

[2]M. E. Beagle， CHOICE[EB/OL] .http：//www.routledge.com/books/details/9780415571234/.

[3]School staff . Dominic Malcolm BA MA PhD[EB/OL].http：//www.lboro.ac.uk/departments/ssehs/staff/academic/dominic-malcolm.html.

[4]Dunning，E.，Malcolm，D.AndWaddington.Sport Histories：Figurational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M].London：Routledge，2004：1-2.

[5]Bourdieu P. Programme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M].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156-167.

[6]C. Wright Mills.The Sociology Imagination[M].New York：Oxfprd University Press，1959：1-24.第30卷第1期12014年2月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Journal of 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