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
——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4-03-13王霖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王 霖
(海南大学,海南·海口 570228)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其前身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由于流氓罪罪状表述宽泛、外延不清,许多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被认定为该罪,学界将此罪批评为“口袋罪”。鉴于流氓罪的诸多问题,立法机关在制定1997年刑法时将该罪分解为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流氓罪的消解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罪名滥用带来的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然而立法机关的这一举措并未真正实现口袋罪的消减目的。
审视当前的中国刑法,寻衅滋事罪并没有完全摆脱口袋罪的嫌疑,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流氓罪在当今社会的翻版、延伸。故此,我们需要反思寻衅滋事罪扩大化根源何在,是立法之过还是司法之失,从而寻求指导本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范解释,以期合理缩限其适用范围。
一、寻衅滋事罪口袋化并非立法之过
部分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被一定程度上滥用,立法方面的问题难逃其责,应在立法层面对本罪进行剔除处理。理由如下:首先外国没有类似寻衅滋事罪的立先例,我国对本罪的规定存在立法问题;其次,本罪法益不具有独特性,被分则其他条文保护的法益所涵盖;再次,本罪罪状表述模糊,司法适用缺乏可操作性。①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1—113页。
口袋罪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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