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燕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一、前言

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可分为两部分的两幕剧，每部分都是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第一部分卖花女被训练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第二部分为从淑女到独立女性的蜕变。初读这部剧本，读者会误认为这是一部灰姑娘的故事：出租车是童话故事里的南瓜马车，把戴着鸵鸟毛帽子、穿着粗布外衣的灰姑娘带到了希金斯的实验室。通过语言学教授希金斯对其六个月发音、讲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的训练，灰姑娘伊莉莎成为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

在萧伯纳的笔下，卖花女是无知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差异，只是着眼于较为肤浅的外在品质，即高贵的谈吐方式和优雅的礼仪风度，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和物质是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经济基础。显然，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在萧伯纳的笔下，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了社会的不平等：上层阶级的语言及生活方式被用作下层阶级的“正面的”参照，实际上它们实施的是符号权力。社会学家认为权力不是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词语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说出这个语词的人的信仰。六个月后，卖花女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高贵语言，却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就是想用以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从某一层面上说，蜕变后的卖花女伊莉莎成为语言的奴隶，然而她并不是放弃反抗的权利而一味地妥协。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暗暗地进行着斗争，这种意识源自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拥有话语权力一方的积极反抗。正如福柯所说：“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240

二、身份危机和语言危机

LyndaMugglestone认为，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萧伯纳似乎不仅意识到了口音和阶级明显的共同变异，而且也意识到了R.A.赫德森提出的“主观的语言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2]373就是说，萧伯纳在创作这部剧本时，意识到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语言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第一幕出场时，卖花女说着一口流利的cockney accent：“Ow，eez ye-ooa san，is e？ Wal，fewd dan y’de-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eed now bettern to spawl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pyin.Willye-oo pyme f’them？”（哦，他是您的孩子吗？哼，您做妈妈的要是管教管教孩子，他也不能把人家的花给糟踏完了，就跑开也不给钱。您替他给钱吧？）这样的语言确定了伊莉莎的身份：来自伦敦东区的下层卖花女。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烂菜叶”：“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你该记得你是个有灵魂的，能说人话的人。”语言能够反映说话者的身份，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标记具有社会意义，它可以传递一定量的社会信息，比如说话者所属的社会群体等，同时也阻碍了下层阶级应有的机会与权利。

19世纪时，伦敦东区人不仅被视为社会上的低能者，他们的土音还成为上层社会的人们在语音学和语言学方面某一失误的范例。卖花女正是来自这样的阶级，因为没有标准的发音，甚至不能去商店里当售货员。而相比之下，说着一口标准伦敦口音的希金斯教授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他利用语言控制着伊莉莎。萧伯纳并不是简单地描写了卖花女如何蜕变成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而是一个卖花女在舍弃了自己的cockney accent，努力学习标准英语过程中面临的身份危机。正如王成兵所说，“身份是指人类在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的确认，主要围绕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差异轴展开，而身份危机则是指自我身份感的丧失”，[3]18即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伊莉莎虽属于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但是她善良且会替别人着想，有理想、有追求，这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希金斯不同，他自私自利、对他人和周围的事物极其冷漠。在与希金斯和辟克林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卖花女渐渐对他们两个有了感情，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尽心地接受一项项的脑力劳动训练，为了自己以后能到花店卖花，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与希金斯和辟克林之间的情谊。然而希金斯只是把她当作一件实验品，一个实现自己规训权力的工具。卖花女伊莉莎的身份危机表现为个人语言感染力的丧失，正如她自己向希金斯抱怨的：“你同我说过的，要是一个小孩子到了外国，几个星期他就能学会当地语言，自己的话就忘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到了你们国家，把我自己的语言都忘了，现在只能讲你们的话了。”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9世纪的西方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的行为受诸多因素约束，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语言能力不仅代表着知识，同时也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它能够标识上流社会的特权、优越感。希金斯教授就是这一观点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发音问题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灵魂和灵魂之间的鸿沟。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烂菜叶”，而她的丽孙林区土音是让她下半辈子仍然只能在贫民区里混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造诣极深的语音学教授，希金斯期望用一些制度化的特殊方式，制造出一个能遵循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伊莉莎。这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是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希金斯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是具有话语权的，再加上他的职业，也是被社会认可肯定的。因此，对一个出身卑微的卖花女来讲，希金斯对其具有绝对的约束权力：“不超过三个月，我便可以让她出席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别人一定以为她是一位尊贵的夫人！或许我还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去贵族家中当保姆或店员的差事，那样的差事一般要求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六个月后，卖花女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高贵语言，却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她就是想用从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从某一层面上说，蜕变后的卖花女伊莉莎成为语言的奴隶：“她真可怜，跟谁也不敢顶嘴了！为了要让自己规规矩矩的，她的气势全没了。”

三、独立与自由的新女性的诞生

萧伯纳的剧作《皮革马利翁》于1914年4月11日公演，其中扮演希金斯教授的Beerbohm Tree改编了原创剧本：最后卖花女伊莉莎与希金斯教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为此，萧伯纳大发雷霆，便创作了《皮革马利翁》的后序。在这篇散文性的后序中，萧伯纳强调的是最后卖花女自己开了一家花店，并没有与希金斯教授结婚。对于萧伯纳的这篇后序，Nigel Alexander认为：“萧伯纳认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比一个蜕变的淑女要重要得多。读者不应该只看到卖花女外表的蜕变，更要关注一个独立、自由的灵魂的诞生。”[4]23

经过希金斯教授训练，卖花女伊莉莎被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即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当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及自己面临的语言危机、身份危机之后，这位淑女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男性的思想，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暗暗地进行着斗争。这种意识源自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拥有话语权力一方的积极反抗。福柯认为“言说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碍和阻力，是它的反抗点及对立的战略形成的出发点”，即一定的话语言说同时也会创造、加强或削弱、对抗权力。刚出场时的卖花女便突显出了自己追求平等和独立的意识：“咱是个十分正派的人，跟谁比都不差。”[5]68当听到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士对自己的贬低时，她坚定地声称自己和他有同样的权利待在这个地方。

福柯强调说，一个话语也可以作为一连串的事件来理解。[6]39卖花女伊莉莎也通过一些行为事实体现自己的特殊话语。例如在第四幕舞会结束后，伊莉莎因不满希金斯教授对自己的无视，扔了他的拖鞋。这双拖鞋可以被视为伊莉莎决心与过去决裂的一个象征物，也是拒绝自己的灰姑娘式的圆满结局，即嫁给一个王子。她希望希金斯教授能意识到她的存在，尊重她的感受，而不是只把她当作一个毫无感情和人格的赌注。当天晚上，她便离开了实验室，这一举动使伊莉莎的形象更丰富，她的离开也正是她努力追求平等以及独立的意识体现。

四、结论

通过分析卖花女伊莉莎的语言危机及身份危机，读者可以领略到萧伯纳对神话模式的颠覆，这部剧作《皮革马利翁》并不是简单描写一个卖花女的浪漫故事，它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剧作，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在等级秩序充斥着整个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在想尽办法挤进上流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东西：自我。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我们，在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每个人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通过描写一个普通的下层阶级卖花女的故事，萧伯纳告诉读者要去努力追寻一个自我认识的灵魂。

[1]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Mugglestone，Lynda.“Shaw，Subjective Inequality，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Language in Pygmalion”[J].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1993：373.

[3]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Bloom，Harold.ed.George Bernard Shaw’s Pygmalion[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23.

[5]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6]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理解福柯[M].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