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问题研究评述*

2014-03-11陶春李宪振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科学素养领导干部

陶春，李宪振，2

（1.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2.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问题研究评述*

陶春1，李宪振1，2

（1.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2.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本文基于科学素养内涵和功能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现状与问题、提升对策等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要在基于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的新背景下，加强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决策的行为逻辑和实施过程等影响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科学素养；领导干部；决策；研究评述

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提升对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倡导公民参与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基于科学素养内涵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现状与问题、提升对策等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要在基于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的新背景下，加强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决策的行为逻辑和实施过程等影响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一、从科学素养到领导干部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概念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Paul Hurd（1958）在《科学素养：它对美国学校的意义》（Science Literacy：Its Meaning for American Schools）中，把科学素养解释为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当时美国科学政策需要得到公众支持和理解，另一方面，发展空间科技需要培养大批科研人员，由此将提升科学素养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1］。此后，尽管对科学素养研究引起日益关注，但是文献更多从科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的角度探讨科学素养问题，文献中所提到的科学素养往往暗指“学生的科学素养”或接受了学校科学教育的人应具备的科学素养。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教育理事会首次提出了“全民科学素养”（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for All）这一概念，它标志着科学素养研究突破了学校科学教育范式，走向了在终身学习背景下不断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更加广阔的领域。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目前各国在测度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时普遍采用这个标准［2］。

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和公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对科学素养内涵与功能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深化。Benjamin S.P.Shen（1975）提出实用科学素养（practical scientific literacy）、公民科学素养（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和文化科学素养（cultural scientific literacy）。其中，实用科学素养是指掌握某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直接来解决实际问题；公民科学素养是指能够理解科学决策和与科学有关的政策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文化科学素养是能把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来学习和理解［3］。我们认为公民科学素养的内涵自然包括领导科学素养，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提升不仅能够更好的进行科学决策，而且通过科学决策与管理来推动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Branscomb（1981）在其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素养的八个范畴：方法科学素养（methodological science literacy）、职业科学素养（professional science literacy）、通用科学素养（universal science literacy）、技术科学素养（technological science literacy）、业余爱好科学素养（amateur science literacy）、新闻工作者科学素养（journalistic science literacy）、科学政策素养（science policy literacy）、公共科学政策素养（public science policy literacy），其中科学政策素养是指获选或者被任命的政治代表的制定公共政策时所需要对科学数据的理解及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能力［4］，这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应达到的素养水平提出了标准要求。

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实力等密切相关。Thomas&Durant（1987）从科学发展、民族经济、国家实力及影响、个体健康安全、民主政府、社会整体、知识产权、审美效益、道德利益九个方面总结了提升科学素养的意义［5］。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私人追求，科研经费资助、科学发展方向，使得公民更有兴趣参与公共决策，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可以更好地促进民主决策，鼓励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决策能有效地得到公众理解，从而更有利于执行。因此，可以这样理解，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提升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一项基础。

J.D.Miller（1983）从测度科学素养的视角提出科学素养的三维度：对科学知识内容的理解、对科学探究的过程或本质的理解、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之影响的认识和理解［6］。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民科学素养状况国际比较研究，例如1988年用于英国、1989年用于加拿大、1989年用于欧共体，1990年用于新西兰等国家进行公民科学素养的测度研究，通过比较发现第三个维度即关于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之影响的认识和理解的内容在不同国家间变化很大［7］。因此他在1997年提出：进行科学素养状况的国家间比较研究时，应仅就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加以比较［8］。Miller的研究由于他是从测度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这个目的出发的，因此他构建的公民科学素养框架与发展中国家一般公众在民生层面所需的科学素养距离较远。

二、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研究现状

基于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的重要功能以及国外研究的适用性问题，我国从理论、制度、实践的各个层面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问题进行了研究与界定。

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对科学素质概念的表述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9］。”程东红（2007）认为这一概念强调了公民具备科学素质表现出解决问题能力的两个层面：一是民生层面，即处理生存与发展、生活与工作等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民主层面，即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10］。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里面，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也就是把其作为要提高的四个重点人群之一。科学素养与科学素质的涵义有很多相通之处，但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提升更多的是基于科学素质的测度，最重要的是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是它的主要目标。

“中国公众与科学技术”调查组（1997）对受调查者中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共256人的科学素养的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显示我国干部队伍的素质日益提高。表现在干部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科技意识普遍增强；干部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一般公众更为积极、乐观；干部对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理解比普通公众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领导干部对一些新的科技领域还了解不够；在干部队伍中，知识层次、结构还不太合理［11］。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课题组（2000）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1048份，其中有效问卷1002份。调查对象为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期间进入北京市委党校、各区县局（总公司）党校接受培训和轮训的各级干部。其中对局、处两级领导干部的811份有效问卷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通过这次调查，课题组把北京市领导干部科技素养总体情况概括为：文化素质较高，求知欲望强烈，掌握政策偏低，接触渠道不多，获取方式单一，亟须加强科普［12］。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课题组（2001）通过问卷方式对四川省达州市423名领导干部的科技素养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该市领导干部对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比较充分，但对科技政策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普遍偏低［13］。

陶春（2007）认为，虽然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远高于我国公众，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中上水平，但结合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的初步调查结果，可以说，从整体上看，公务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对科学素质本身意义认识不足，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意识比较薄弱，对自身掌握科学技能的迫切性认识不足［14］。

齐冬梅（2008）参考国际通用的测评指标，并结合我国实际，设计指标体系，对现任部分局、处级领导干部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15］。

曹磊（2010）以界定公务员科学素养等概念为逻辑起点，对包括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共海港区委的近200名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基层公务员对于现代科技理论掌握情况不容乐观，已经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信息时代对公务员的要求［16］。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目前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缺乏一种系统的思维来适应社会的动态变化。

三、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策

基于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重要意义，不同的研究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提升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政策建议。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课题组（2000）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加强法制保障，制定切实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把握科普重点，补充必备知识，培养科学精神的提升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对策［12］。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课题组（2001）的政策建议为四个方面：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大力开展科普活动；加大对领导干部科技知识的培训；重奖对科技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13］。

苗振国（2008）则从知识型政府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认为知识型政府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府模式，知识型政府建设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打造知识型行政队伍；构建知识型组织结构；建造知识管理平台；塑造知识型组织文化［17］。

曹磊（2010）从培训内容形式、考核方式手段、激励公务员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等角度提出了提高地方基层政府公务员科学素养的若干途径措施［16］。

应该说这些对策建议对提升领导干部科学素养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然而，从实践操作的层面上来看，缺乏一种可以检测评估的方法，研究怎样才能为提高领导干部科学素养营造良好的氛围，怎样才能变成能够协调执行并且切实能够提高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政策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研究现状的评价

总体上看，国内有一些学者在关注和研究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的问题，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现状和问题作了一些描述和分析。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研究和对策，没有真正切入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基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基于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的新背景下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研究还没有涉及。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目标，在这种目标导向的发展状态下，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提升，对科学精神、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更好把握，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但基于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的需求背景，分析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可能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理的研究还是空白。

第二，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其决策和实施的行为逻辑、行为方式、行为过程以及层级结构等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决策和实施的案例剖析和研究还很薄弱，现在更多的还只是有限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很难使问题研究深入下去。

第三，探讨中国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的特征及其历史演变，分析这一群体的独特组织特征和演化规律还很欠缺，需要进一步从宏观描述走向微观研究。以上问题表明，在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的背景下研究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通过提升机理的微观研究和案例研究，深入探讨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对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的挑战、作用，辨析其作用发挥的因素、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1］Hurd PD.Science literacy：Its meaning for American schools［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58，16（1）：13-16.

［2］简渠.科学素养读本［M］.重庆出版社，2007.

［3］Benjamin S.P.Shen.Views：Science Literacy：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s becoming vitally needed in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like［J］.American Scientist，1975，63（3）：265-268.

［4］Anne W.Branscomb Knowing how to know［J］.Science，Technology，&Human Values，1981，6（36）：5-9.

［5］Thomas G，Durant J.Why should we promote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J］.Scientific literacy papers，1987，1：1-14.

［6］Jon D.Miller.Scientific literacy：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J］.Daedalus，1983，112（2）：29-48.

［7］Jon D.Miller.Towar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92，1（1）：23-26.

［8］Jon D.Miller，Schiele B，Koster E.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J］.Science centers for this century，2000：369-413.

［9］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6-03-21（8）

［10］程东红.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几点讨论［J］.科普研究，2007，3：5-10.

［11］“中国公众与科学技术”调查组.我国干部队伍科技素质基本状况调查.民主与科学.1997（6）：6-10.

［12］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课题组.北京市领导干部科技素养调查与思考.科技与出版.2000（3）：12-14.

［13］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课题组.达州市领导干部科技素养的调查与思考.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1（2）：96-100.

［14］笔者参与的中国科协“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研究成果.2007.

［15］齐冬梅.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调查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8（3）：7-41.

［16］曹磊.我国地方基层政府公务员科学素养问题研究.燕山大学硕士论文（2010）.

［17］苗振国.知识型政府建设研究.东北大学博士论文［D］. 2008.

（责任编辑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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