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

（山东大学 政党研究所，山东 济南，250100）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形成，并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然而这一过程却险象环生甚至充满暴力、动荡和骚乱。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状，亨廷顿提出变革社会中政治秩序居于重要地位，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过程。为达此目的，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而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端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以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参照系，描述了战后现代化转型国家政治秩序状况，分析了政党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从现代化与政党、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组织的必要性等方面对政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论述，深入阐述了政党在维护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现政治稳定，如何因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梳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关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思想并分析、总结、借鉴，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一、亨廷顿探讨政治稳定问题的理论构架

亨廷顿在1968年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相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俾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1］（P13）亨廷顿所指的目标就是政治稳定或政治秩序。政治发展遵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自身的逻辑，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抑或因暴力、政变、起义和其他形式的动荡而没有政治秩序，也是有其指数的，且这些指数还相当清晰可睹，甚至可以有量的规定。”“正如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1］（P13）这形成亨廷顿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并使用它来解读政党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其论证过程如下：（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2）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1］（P42）。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分离而向现代社会看齐，主要表现形式为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等；其二，经济发展，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或福利水准来衡量。“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1］（P26）过渡型社会满足新渴望的能力比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这一差距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既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颓丧不可避免，如何消除这种社会挫折感呢？亨廷顿认为需要增加社会流动机会，一是横向流动，即都市化，有助于维持乡村地区的相对稳定；二是纵向流动，即城市中在职业和收入上向上移动的机会。如果一个社会相当开放，能够提供这种流动机会，则社会颓丧消除，实现政治稳定。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趋于保守，横向流动的机会要多于纵向流动，所以农村可以实现局部稳定，而城市成为动荡之源。当社会流动不足以消除社会颓丧时，人们转而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实现渴求。如果现存的政治体系能够通过合法渠道消化和吸收这些政治参与，即政治制度化水平比较高，则能够维持政治稳定；但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比较落后，不能有效吸纳这些政治参与，政治动乱也就不可避免。

二、强大之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关键

越是在现代化早期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国家，越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建立晚了一步的国家，扩大政治参与之路会有更多坎坷。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建立政党比泰国要早、要完善，当时人们公认马来西亚比泰国要稳定。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试图超越个别的案例而上升到更加普遍的认识：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政治制度的传承和延续是重要的，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但是，在某一阶段，政党在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政党才能实现传统政体从观念到制度的现代转型；在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的政体中，政党就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的源泉，政体的稳定直接依靠政党的力量。

无政党国家是脆弱的，强大之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关键。“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P341） 为什么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立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亨廷顿认为原因如下：其一，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有效扩大政治参与，从而先发制人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其二，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政，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就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样一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1］（P344） 亨廷顿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两党制和主从政党制比一党制或多党制更能促进长治久安；虽然亨廷顿更倾向于两党制，但其最终结论是“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不存在重大相关性。”［1］（P351）亨廷顿分析了党派竞争问题，认为党派竞争扩大了政治参与，具有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一党制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社会的斗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制度化的竞争。”［1］（P356） 亨廷顿关于非竞争政党体制的认识不免偏颇，但是如何解决非竞争体制下政党发展的动力问题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是亨廷顿观察政治稳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增长远超农村。横向流动的都市化进程使农村保持稳定，而在职业和收入上的纵向流动的机会却不足。这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得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在城市，中产阶级化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是最革命的，因此，改革在城市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农民是保守的，农民的要求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如果政府真心满足农民要求，化解其革命倾向，改革在农村就成为革命的替代物。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和政党体制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政党领袖们不得不在现代性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之间做出选择。一般而言，成熟的政党诞生在城市而成熟在农村。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虽然可以在一定历史时期把农村的政治参与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到达某个阶段，为了保持稳定，就是一党制国家也必须正视并解决农村的政治参与问题。”［1］（P362）

三、亨廷顿政党与政治稳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亨廷顿关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有其局限性，这已经为很多学者尖锐地指出并分析过了。但是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的分析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其结论我们未必照搬，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是普遍的。对其理论深入解读并对其中蕴含的问题予以应对和解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中维护政治稳定，提高治党理政的能力，仍具有重要启示。

1、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p1）不拘泥于形式而以实效性作为评价政治制度的标准，亨廷顿开宗明义的表态突破了原有现代化研究的窠臼，也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化提供了思路和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它适宜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及现代化转型，也适宜于中国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巩固新政权，维护政治稳定，在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融于国家之中。政党及其政党体制全面、深刻地嵌入国家制度中，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模式有效地抵制了各种内忧外患，保证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利益分化形成社会的多元，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日益突出，而且有了制度和法律基础，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和政党的根本力量。执政的逻辑需要党的历史合法性，但更重要的是培育立足于社会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合法性基础，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制度资源和空间，增强国家能力，实现政治稳定，防止政治衰微。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也不能生搬硬套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照搬西方模式而陷入政治动荡，其教训必须吸取。

2、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是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化因素之一。“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1］（P41） 亨廷顿简洁地概括了这一现象：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越是富裕的国家，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越是接近，贫困阶层体验到的地位自卑感就越少；反之，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不同阶层生活方式的显著差距会使贫困阶层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并成为政治稳定的隐患。现代化过程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本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强调社会动员，调动人的积极性，其内在的逻辑是效率优先。因而，现代化过程在获得效率的同时并不必然得到公平。公平体现的是政治的逻辑，政党制度是实现这种公平的政治逻辑的最佳手段和工具，“因为政党是依庇护、影响和妥协的原则行事的。” ［1］（P70）

中国共产党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亦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之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巨大冲击，从而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的起点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使各种社会力量得以成长。政治稳定的风险主要是应对国内的自由化思潮和国际上的和平演变，但是贫富分化以及体制转轨中的腐败现象成为政治动乱的催化剂。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与之相适应，从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到十五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补充与重申。这一时期，市场化改革加快，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格局形成；再加上国有资产改制、权力寻租、房地产等产业的财富扩大效应等原因，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同时，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减贫速度趋缓、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等问题构成政治稳定的隐患。

新世纪以来，在财富阶层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的规模也在扩大，这突出表现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扩大。“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目前财富阶层壮大与社会底层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 ［3］（P409、412） 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个经济起飞和矛盾凸显并存的时期，也是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等水平阶段，是最容易因为经济发展而引发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现代化发展规律。农民“依法抗争”、工人“以理维权”、“群体行动与泄愤”等事件频发，政治稳定问题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党的十六大至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民生成为党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稳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消除各种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稳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新时期，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警惕现代化过程可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中防止两极分化，努力消除各种腐化现象，更加关注公平正义，更加注重保护底层社会的利益。

3、引导社会动员，增加社会流动机会是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亨廷顿指出，当社会动员引发的个人、组织和社会的渴求不能得到满足时会引起社会颓丧和不满，而社会流动可以有效地降低和消除这些颓丧，从而维护政治稳定。这一现代化发展规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其一，社会动员应保持其适度性；其二，努力增加社会流动机会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保障。

首先，把握社会动员的“度”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动员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动员不足，则现代化建设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和精神准备，可能错失发展良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在于避免动员过度，以保证政治稳定。例如：对于经济发展，大跃进式的动员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不能单纯追求发展速度或GDP的增长，而要讲求发展质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搞西方式的大规模的普选，是对社会动员的抑制，而这对于政治稳定恰恰是必要的。从乡村动员的角度看，中国乡村农民的政治参与落后于城市市民，以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例，直到党的十七大才首次明确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制度，循序渐进的民主动员对于稳定是有益的。对于教育而言，存在过度和不足两个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结构的不合理并存，高等教育超前发展而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严重不足，发达地区、富裕群体教育资源过剩而边远地区、弱势群体基本教育缺乏，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既要尊重媒体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尤其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对于媒体的引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放任所谓的“舆论自由”。

其次，努力增加社会流动机会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保障。一个健康、稳定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能够提供充分社会流动机会的社会。目前，中国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均存在诸多问题。

人口的横向流动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过程，这有助于现代化国家维持乡村的相对稳定。20世纪50年代，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结构体系，其标志是1958年实施的城乡户籍制度的确立，与之配套的是城乡分立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开始艰难转型，其核心推动力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工潮”，城市化进程加快。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期，更多农村人口进城；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作用和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影响，城乡差距却在迅速扩大。据杨继绳研究，“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4］（P66）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城市化的质量还是比较低。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并没有完全改变。”［3］（P267） 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群体，使城市也成为“二元”的城市，农民工在身份、户籍、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近年来，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其深层次原因。当前，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从制度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产权等方面给予农村居民以国民待遇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得农村者得天下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经验，也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验证。

亨廷顿认为，人口的纵向流动主要表现为城市内在职业和收入上的变化。这可以理解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社会流动越顺畅，化解社会颓丧的能力越强；政治参与愈可控，政治稳定愈容易实现。目前，关于中国社会阶层流动问题有不同的观点，陆学艺认为，“200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表现出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社会阶层结构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形’阶层结构变动；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3］（P417）孙立平则认为，上个世纪末以来，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各群体已经形成相当规模，而且各阶层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晰，群体认同感加强，经济和政治精英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初步联盟关系；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形成，尤其是来自民间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较大，对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大，甚至形成扭曲改革的机制。杨继绳也认为“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正”［4］（P4）；这种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以上认识虽然存在分歧，但是都承认中国存在贫富分化加剧的可能性，社会流动并不是非常顺畅。我们尤其需要防范的是社会流动的断层现象，这不仅形成改革的巨大阻力，更是引发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以上研究表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面临诸多困境，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稳定风险，亨廷顿一再提醒，“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1］（P239） 中国学者李培林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是老中产阶层，还是新中产阶层，都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把中产阶层的扩大当做稳定社会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不可靠的。”但是，“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开万古之变局的新事。”［5］（P260） 为了增加社会稳定几率，必须完善社会整合机制。

4、通过政治参与吸收新生力量是执政党实现政治稳定的有效手段

“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1］（P119）其目的是缓解和疏导新兴阶层或集团得以参与政治而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对于政党而言，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可以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以维护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对于政党而言主要表现为组织、动员、代表和表达。“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1］（P382）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动员”和“组织”的政党。革命战争年代，党动员、组织工农群众以及其他革命阶级夺取政权；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具有号召力，善于动员、组织的政党，这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执政党而言，政治参与的意义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动员，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代表和表达，而且要为这种代表和表达提供制度化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形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于1978年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指出“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P89）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鼓舞广大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社会阶层伴随改革发展而出现，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在为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积极谋求政治参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关于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能否入党的问题于世纪之交在社会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6］（P286） 当然，亨廷顿在鼓励政党扩大政治参与同时，也做出了提醒：“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构架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1］（P356） 近年来，官私勾结形成的腐败同盟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深化构成障碍，需要执政党努力克服。

5、执政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亨廷顿主张在变革社会中维持政治秩序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但是政党之强大绝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根据本国的政治生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实现政治稳定。

政治制度化需要以民主政治为方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政治制度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还需要现代民主价值的引领，这一点也是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忽略的、因而屡遭诟病的地方。例如，苏联解体是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亨廷顿在其另一部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伴随经济增长，现代国家将实现民主转型。“不论政党以何种类型宣称自己，民主作为历史赋予政党的本性是共同的。政党因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需求而产生，必将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现代化。”［7］（P36） 只有以政治民主为方向才会保持生机和活力，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2］（P168） 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这样一种信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共产党正值有利于制度创新的重要时期。亨廷顿按照权力的集中、扩大和分散，将现代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初级阶段需要集中必要的权力以在传统社会和传统经济造就变革；第二个阶段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吸引新的参政团体，创立一个现代体制；第三个阶段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要求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相互制约的制度。“一般表明，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的权力，有助于政策创制。”［1］（P117）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提高政策创制水平的关键时期，这也正是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所指。我们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改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局面，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努力开创制度创新时代，提高国家软实力，为世界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序言）［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

［5］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