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主乌托邦：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述评*

2014-03-11韩慈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巴黎公社民主制大林

韩慈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201620）

超越民主乌托邦：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述评*

韩慈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201620）

陈独秀晚年的“大众民主”思想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范畴。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巴黎公社。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是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最终超越了民主乌托邦。这一思想强调所谓的“大众民主”是在制度规约下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明积极部分的汲取和发展。

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

对民主的追求是陈独秀终其一生的都在孜孜不倦探究的事业。经过不懈的努力，晚年的陈独秀终于走出了民主乌托邦，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制度规约下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

一、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

陈独秀晚年的“大众民主”思想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范畴。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国家政权形式，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由理想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巴黎公社的思想及实践，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模式。巴黎公社建立了代表劳动民众，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大众民主政权，这就标志着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萌芽。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的新模式重点强调人民民主制，特别注重“人民主权”的制度建设。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是真正的民主政权，“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1］（P58）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P58.95）巴黎公社旨在强调广大民众的真正民主的实现，为此，其突出强调民众的平等及普选权，主张平等的社会权利，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针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不足，特别注重实质平等和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建设和实践。“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2］（P466），巴黎公社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实行了普选制，即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来管理国家。公社规定公职人员的任用由具有选举权的人们实行直接普选产生。由选民选出他的议员受选民监督，对选民负责。选民可以随时撤换和罢免不称职的议员。巴黎公社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新模式，但由于历史和时代局限性，处在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巴黎公社虽然提出了新的民主思想，但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终于有了实践的基础和条件，巴黎公社的原则本应得到继承和发展。遗憾的是，列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不过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理论建设也还处在幼稚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偏离了“人民主权”原则。

罗莎·卢森堡则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先行者。卢森堡毕生执著于马克思的民主理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深入探索。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她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控制言论、禁绝反对派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她严厉批评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认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认为民主是不可逾越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她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该制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3］（P26-31）

二十年后，陈独秀从深刻总结苏联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民主制视角再次深入批评苏联的政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众民主”的思想。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与巴黎公社开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一脉相承。他分析了独裁制的危害；提出了大众民主的概念和思想；特别强调必须从制度建设角度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的这些新见解既是对卢氏观点的认同和肯定，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独秀还在狱中时就已经开始反思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了。针对濮清泉的问题：“如果中国革命成功，你主张采用什么制度？”陈独秀提出了他对中国民主的政治设想，他说：“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他指出，昔日的林肯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地实现这样的理想。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实行起来。若不拘泥于名词偏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巴黎公社的教训不在于过于民主，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在于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这一回答使濮清泉困惑于他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百科全书派。陈独秀则明确表明自己坚信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发展论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前人思想精华而发展起来的。他批评苏联式的独断专制的所谓“马列主义”非真正的马列主义：“现在苏联就是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样式，还自诩为马列主义，马列地下有知，想会慨叹呜呼的。”［4］（P61-64）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17日苏军侵入波兰东部，与德国共同瓜分波兰。这一条约的签定对陈独秀的刺激相当深，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进一步加深他对苏俄政制的批判。他在“一个无月的黑夜”奋笔疾书写下了《告少年》这首长诗。以诗言志，该诗表达了他对苏俄独裁统治的痛恨和痛斥，告诫和勉励青少年一代能够为自由人权民主而战。当濮清泉写信问他：“《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他回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5］（P334）最终，陈独秀认识到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斯基，他们的见解并不适合于中国，即使在俄国及西欧他们的见解也不一定正确。为此，他主张认真总结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主张用科学的态度来评价，不依赖于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自居。［5］（P288）

正是在这样独立思考的前提和基础上，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写给濮德志等托派朋友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构成了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最后见解。陈独秀的最后见解高屋建瓴从人类发展史的高度来理解自由和民主，理性剖析苏俄政制，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见解。

二、超越民主乌托邦:“大众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反思的核心成果就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大众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是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和基础。陈独秀指出，“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心术特别坏。”［5］（P353）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制度规范下的宪政民主，陈独秀在对苏联政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建立大众民主制度。

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痛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进而，他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苏俄专制独裁制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放弃了民主制度：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托洛斯基——引者注）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5］（P353-355）

他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应有之意。他指出：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5］（P359）

综合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来阐释其“大众民主”思想。

首先，大众民主制与独裁制完全对立。大众民主制是与反民主的独裁制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大众民主坚决反对秘密的政治警察制；反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党派观；反对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等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权等。鉴于苏俄二十年的经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陈独秀看到，社会主义的苏联之所以没有真正将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付诸实践，究其根源就是抛弃了大众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用独裁制代替了民主政治。

第二，大众民主制不排斥议会制。有一定的民主选举程序和自由争辩等民主内容支撑的议会制正是大众民主所需要的。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制，因排斥议会制而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过时，而民主则不然。苏维埃制若无民主内容，仍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俄式苏维埃甚至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5］（P353）

第三，“大众民主”是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的继承和发展。“大众民主”制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进步的民主制，其在基本内容上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同，但大众民主的实施范围更为广泛，是为广大的民众，即社会大多数人所享有的而不是仅资产阶级一阶级所独享的民主政治。陈独秀不再仅仅从民主政治之“实施范围”和“形式”上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即强调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狭小性和虚假性以及相对应的无产阶级实质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而是从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的角度来研究和反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由此，他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性，在于其制度的规范性，而这些正是人民大众所需要并且是他们用几百年的时间用自己的鲜血斗争而来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大众民主所需要和所必须坚持而不能抛弃的。

总之，所谓的“大众民主”思想超越了民主乌托邦，不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空洞名词，是制度规约下在继承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正如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民主”（即大众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5］（P59）

陈独秀多次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反复强调民主政治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强调制度规约下的民主建设的必要性。他在给连根的信中，指出：“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5］（P350）

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为了更好阐释民主的实质内容与专制独裁的区别，他特意列出了“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和“俄、德、意的法西斯制”的对照表。（甲）英、美及战前法国的民主制：（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5］（P356）

三、对陈独秀晚年“大众民主”思想的评价

尽管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遗产。陈独秀在中国国内普遍亲苏的环境下，却独具慧眼和胆识地深刻和尖锐地批评苏联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也确实是苏联崩溃的致命症结，在苏联、东欧剧变已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陈独秀的这些论述，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真正的独立的高尚的人格魅力；不得不感叹于他思想的深刻洞察性和犀利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将苏俄与德意归为一类，即法西斯专制，他认为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这一观点在当时是绝对的异端。然而陈独秀的这一超前观点和日后中外许多学者的见解不谋而合，二战后，有关这一话题成为“西方二十世纪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持久课题”［6］（P33-4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评更具代表性。她指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虽各具特点，但两者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可怕政府形式：对内控制与对外征服，从而也呈现出集权主义的真正特征：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不仅藉意识形态的宣传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同时还以“种族”或“阶级”等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异己”实施严酷的统治。［7］（P12-13）

陈独秀晚年改变了五四后对资产阶级自由立宪民主的轻率怀疑和否定。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狭小和只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之错，而非民主、自由、法治之罪。他明确阐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他特别强调自由立治与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他不再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观来看待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和自由、人权、法治具有普适性价值，并非某一阶级的私有物和专属物。他认为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以及普选制、竞争性的政党制等乃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所应共享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宝贵遗产。陈独秀晚年一改从民主的形式和实施范围上指责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从民主的实质内容和立治精神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借鉴和继承自由立宪精神，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所谓的大多数享有的大众民主。陈独秀不再追求超越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所谓民主乌托邦，而是客观认识到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继承和发展。陈独秀晚年的“大众民主”思想其实质是制度规范下的宪政民主。他强调选举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党合法竞争的重要性，重新肯定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性，他多次重申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所必须具有的。

经过革命实践和理论的反思，陈独秀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在继承资产阶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民主政治文明，最终超越了民主乌托邦，他把人民大众经过几百年的浴血奋斗而争来的自由民主权利看作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认为这些宝贵的价值和遗产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的。

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也提出了其对当下中国社会民主的新认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当下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所谓新民主主义政治“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在40年代初，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只是为少数人所私有的。但“没有对民主机制本身的运行给予理论分析与批评”［8］（P14-23），没有也不可能批判研究借鉴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后人之见来看，如果当时陈独秀的反思能为我们党所看到（由于当时陈独秀的境遇和身份，他的“最后的意见书”只有托派成员为数很少的人能看到）并能够被其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我们有理由相信之后的历史会少些波折和磨难。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金寿铁.罗莎·卢森堡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哲学研究［J］. 2008,（10）.

［4］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71）［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5］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8.

［6］高力克.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J］.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6）.

［7］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郑贤君.论我国模式的走向［J］.中国法学，2003，（1）.

（责任编辑高云）

D602

1671-0681（2014）02-0025-04

韩慈（1977-），女，河北省辛集市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