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14-03-11刘洁吕敬美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时代化后现代主义后现代

刘洁，吕敬美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200444）

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刘洁，吕敬美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200444）

后现代主义可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可回避的境遇。它既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挑战，又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新的契机。此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应该正视的。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这不只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境遇，还因为它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带来启示。

后现代境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后现代境遇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是今日才有的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发展过程。［1］而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时代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又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特定的理论体系，既是时代的产儿，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指针。而所谓“时代”，是“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2］（P153）或者说是世界性的社会发展阶段。“时代”的划分，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以国际为视野；其次，以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为依据；第三，以未来为取向。而不管从哪一个要素来说，我们都不可回避全球化问题。所以，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即全球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基础。［3］（P276）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范畴，作为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正当化方式和程序的一种质疑和挑战。［4］（P4）虽然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比较模糊，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一种观念，其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P72）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提出的问题，甚至部分的解答。“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P289）这一呼声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我们须牢记马克思指出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P32）后现代主义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切正面和反面因素的矛盾性质；它既表现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又表现出它的消极性；它既包含创造性，又隐含着破坏和颠覆的因素；它既是希望和绝望共存并相互争斗的一股奇妙的社会文化力量。

后现代主义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继承的历史传统，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和创造精神，试图为彻底重建人类的现有文化探索尽可能多元的创新道路。“后现代主义者至少是断然不同意有什么‘整体性的’知识和‘普遍性的’社会准则——包括西方的‘理性’观、（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彻底解放观。后现代主义们强调的则是‘差异’：诸如性别、种族、族群、性征这样一些特定的群体和特征；其个别的、特殊的、不同的压迫和斗争；特有的‘知识’（包括研究各种族集团的专门学科）。”［8］（P7-8）通过对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正当化方式和程序的一种质疑和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断地实现和完成它自身的自我证明和自我正当化，但也逐渐显露出其弱点和局限性。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是对西方文化经历的整个路程的彻底反思，是对历史上已经完成了的各种“启蒙”的“再启蒙”；其根本诉求，是在摧毁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寻求思想上和生活上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达到精神活动的最大自由，达到它们所期望的不断超越的目标。然而，它们不断被超越的目标本身，又是在不断更新中被改变。因此严格地说，它们的超越活动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贯穿于所有这些后现代理论的主线是强调世界和人类知识的易变、不完整性。”［8］（P8）对认识论的怀疑、对普遍真理与价值观的抨击和对同一性的怀疑这样一些当今知识界的时髦潮流，实际上有着与哲学一样古老的历史。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们最大的特点：“他们尽管确信时代的差异和特性，声称已揭示了所有价值观和知识的历史特性（抑或正因为他们确信‘差异’和现实及人类知识的不完整性），然而对历史十分无知。这种无知尤其表现在对反对他们抨击‘启蒙运动’价值观及其本身的非理性主义的言论充耳不闻上。”［8］（P9）

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业已成熟，生产社会化业已形成，资产阶级为扩大产品销路而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P276）“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277）但随之而来的是异化渗透到了生活各个领域。在这种社会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P275）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寻求积极扬弃异化的途径，实现人类解放事业中应运而生的。然而资本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制度，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非常灵活的、非常随机应变的生产方式，先前曾克服过多次这样的周期性危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克服危机靠的是两大主要战略：制度的拓展和全新类型商品的生产。”［8］（P204-205）但那种欢庆“马克思主义消亡”的同时又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决定性胜利的理论是不合逻辑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资本主义学，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学。“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不会自行解决，这已相对定形，自成规律，至少已根据事实作了理论说明。”［8］（P204）例如，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特定时期，随着生产技能的提高，商品必将充斥市场，形成饱和状态，因此，这种危机是固有的、体制性的。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异化仍然存在，造成了人们心灵交流、语言交往的阻隔，而且片面的追求使得整个社会和环境的畸形化，由此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而所有这一切反思和批判，当然是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趋势相对抗的。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第一，双方都具有相同的理论批判对象和现实批判对象。从现实对象来说，双方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从理论对象来说，双方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第二，双方都具有批判精神，都在对资本主义现实和以往哲学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第三就是双方都关注时代、反思时代，都对现实问题做出自己理论上的应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主义似乎逐渐衰落，逐渐被后现代主义代替。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它予以彻底的否定，这无疑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者断然宣布启蒙以来的现代事业是一个无可挽救的巨大失败，从而对现代主义采取拒斥态度。“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们暴露出了他们是群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的人。他们对战后繁荣‘黄金’期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视而不见，至少是理论研究上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8］（P11）一些人认为，战后的繁荣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机会大大减少了。还有一些人则说：我们如果实在难以改变（即便是难以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也难以有什么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独到的见解的话，就别提反对这一制度了，休息休息吧，好好享受享受——还不如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种令人费解、颇需琢磨的理论；个中有一观点颇具讽刺意味：在信奉——抑或起码是崇敬——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启蒙运动构想’，认为这一构想要对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罪恶负全责。”［8］（P14）

后现代主义者们否定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性，理由是启蒙运动否认人类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群体的多样性；然而这种以谋求解放、维护多样性为由而否定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性是自相矛盾、事与愿违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积累、利润最大化和竞争逻辑影响着整个社会秩序；可要了解这一‘整体化’制度就得靠马克思主义提出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否定的一种‘整体认识观’。”“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也需要我们团结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力量，联合一致（而不是分头出击）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首先是阶级这一利益相关者和力量：阶级是能够联合各方谋求解放的斗争最有影响的力量；而归根结底我们所讨论的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利益和希望。”［8］（P15）我们深信，我们尽管分歧多多，但仍有着某些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共同需求：诸如人的健康幸福和自己潜能的充分发挥等。这正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能以比当今思想理论和政治潮流更为有效、更具说服力、更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方式论及不同倾向的理论。”［8］（P18）

总之，我们需注意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同之处：第一，双方对“批判性”的理解有别。后现代主义似乎对形而上学的弊端了如指掌，但是把批判作为目的本身，从而落入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显得只“破”不“立”。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为了“立”，犹如清理废墟是为了进行大厦的重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是实践活动中的批判性，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实际考察并以现实生活为旨归的。第二，双方的结局不同。后现代主义把批判性推到了极端，各自粉墨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之后走向了平静和分化。而马克思主义在开放中永葆活力而不僵化，在批判中审视一切而不虚无。第三，双方的立足点不同。后现代主义扛着所谓反对基础主义的大旗，把批判、解构当做了立足点，从而失去了寻找科学的、可靠的立足点和基点的可能。相反，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实践的基点上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5］（P61），强调实践活动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5］（P55）

三、后现代境遇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

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像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失却了批判的维度，米尔斯称之为“快乐的机器人”，事实上，“这世界越来越多的居住者不是快乐的机器人，而是一些非常激愤的人。”［8］（P18）真正的做法应该是面对当今世界的状况不能像快乐的机器人那样行事，而是要像批评家那样行动。真正的做法应该是弄明白到底是些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该向何处去。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虽然也暴露了其局限性，但正如德里克所说：“这并不是说这些批判毫无新意。不过，探究这种批判为什么能在近来的历史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似乎可信的地位，这倒是颇有价值的。”［9］因为后现代主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现状的一些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左翼的人们必须抱着肯定的态度认真分析这些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记取马克思的教导：“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112）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批评，或是避而不谈，或者是含糊其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们开始有限制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我们既不因他们赞成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就简单地引之为同道，也不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评，就无端地斥之为异端。比如德里达一再强调“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10］，但他首先是解构了马克思，然后再继承和发挥其中的某些片段。德里达所追寻的只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照他自己的条件舒服地占有了的马克思主义”，［11］（P124）他只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一种异端，进行痛斥的便利工具，而不大愿意涉及它的肯定性内容。因此，德里达转向马克思主义即使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敌视，也表现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对于德里达来说，马克思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使我们注意到正义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一个毁灭自身的幽灵，这个幽灵的形象在延搁着一个哀悼活动的提前到来。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具体到这种影响的程度、地位和正负效应，目前还缺乏详实有力的分析，如何在这方面有所深入，仍然是比较困难的课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想脉络。我们必须直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批评，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有其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澄清马克思主义对本质、基础和中心的寻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规律的探索，也根本不同于宿命论和机械论，从而对后现代主义在体认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做出明确的回应。后现代主义并非是要真正反对人，而是要反对一切人道主义在解放人的口号下施加于人类自身的强制性奴役，呼唤一种更为真实、更为自由的人类个体生存。

当然，在用马克思主义探讨后现代境遇这一时代课题时，我们应当反对以下几种情况：一，借口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凌驾于其他主义之上；二，借口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从而把马克思主义逐出哲学的领地；三，借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萎缩，从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然，以上几种倾向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们不是在捍卫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是敢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既要考虑在对现实生活的阐释方面如何更具有力度，又要考虑如何有利于帮助人们体认现实生活。

四、后现代境遇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

后现代境遇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也就是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课题。这既是我们时代的理论课题，也是我们时代的实践课题。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三种理路：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即坚持和发展相统一，可谓文本研究；二是从其边界地带生发出来，可谓比较研究；三是在其实践过程中生发出来，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可谓现实研究。第一点是我们一直注意的，过去我们忽视和排斥的常是第二点，不注意和其他学说的交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第三点，提得比较多，但缺乏实质性的成果，还是惯于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揭示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新的思想点，由此导致理论相对于实践的滞后。所以，重要的工作在于提出问题，创造概念，帮助人们介入生活，指导实践。

阿尔都塞强调：“科学的生命不在于它所知道的东西，而在于它所不知道的东西。”［12］（P23）一门科学所不知道的东西，也就是它表述中沉默的东西，某些概念的空缺，某些论证的空白。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既反对因循守旧的“本本主义”，又反对“食洋不化”、“以西解中”的“洋教条”；我们正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意识，分析、批判和吸收西方哲学（当然包括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总结、提升独特的“中国经验”，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从而一方面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提供科学的论证和思想资源。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3］（P382）

［1］石云霞，陈曙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若干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9）.

［2］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4］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阿里夫·德里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1）.

［10］德里达.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J］.东方，1996，（6）.

［11］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