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雄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云南昆明，65011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挑战

张光雄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云南昆明，650111）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政党纷纷探讨自身的政党建设问题，保持政党的适应性，以寻求新的政党发展模式。本文拟对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党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并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党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流政党对思想理念、政策主张和政治实践的反思与调整加快，着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谋篇布局。当前，世界政党呈现几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一）政党意识形态逐渐“中间化”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左翼政党右倾化，右翼政党左倾化，主流政党日益大众化，乃至于“全民党”的出现。这是各政党适应竞选政治，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和选票的必然。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和争取选民的投票，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都在逐渐向中间靠拢，并不断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对自己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传统政策与理论纲领进行革新与修正。他们越来越多地依据形势发展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政府政策，以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选民主要不是以政党的政治分歧和理想主张作为选择标准，而是越来越多的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因此，政党竞选纲领必须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

（二）各类政党更加关注发展和民生问题

2008年下半年以来，多国主流政党加强朝野对话、社会协商，力求在刺激经济、加快复苏和保障民生方面取得共识。同时，一些非主流小党也更加关注就业、福利、社保、工资和社会救助等议题，并积极倡议、联合行动，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这次伊斯兰国家的动荡，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民生凋敝、百姓贫穷。2008年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更是推波助澜，使这些多靠旅游、加工制造和外来投资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有报道说，40%的埃及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民众生活困苦，看不到前途，自然会“穷则思变”。

（三）大国主流政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势更加明显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着力展示“全球视野与政治责任感”。发达国家主流政党高调关注金融和经济体制机制变革，对环境、气候、能源、反恐、安全等议题施加影响，呼吁国际社会责任共担，并相互呼应、协调立场、联合行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主流政党则谨慎回应、积极参与、适度妥协，主张扩大本国在国际多边组织及活动中的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参与国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四）政党运作的媒体化发展趋势

借助信息革命的东风，大众传媒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政治的核心主体——政党的生存方式与运作模式，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以往，政党宣传活动多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日益凸现，政党与民众的沟通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两种传播形式逐渐萎缩。政党领袖选拔注重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候选人应具有较好的外在形象、政治才能、学识、品行等个人素质，同时应须熟知媒体报道方式与运作逻辑，且能不受媒体操纵而能成功利用媒体为己服务。政党的媒体化发展倾向，导致政党逐渐从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政党转变，政党直接从“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

（五）欧洲大陆政党民粹化发展引起关注

近期以来，阻止产业海外转移、保障本国就业、保护传统产业、反对外来移民、地区自治等，成为不少政党高调“炒作”并用以自我标榜的议题，一些政党搁置政治理想，纵容甚至利用民粹主义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取悦选民的倾向十分明显。民粹化的倾向又导致了极端派政党死灰复燃，得到发展空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的经济持续恶化，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成为极端派谋求政治利益的有利武器，他们在自我宣传中将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外来移民，赢得了一些激进的失业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可以说，就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一样，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在助长极端派的蔓延。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勒庞）、德国的共和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等等这些世界政党政治中的这种逆流，值得世人警惕。

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建设的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发展的新变化和世界政党发展的新趋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新的影响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趋势对执政党的影响

全球化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影响，是全方位和深远的。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党的建设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对执政党产生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贸易分工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被动承担了一些分工，我国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锐减，沿海地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这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群体往往把自己失业、遭受的不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的怀疑，影响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同时，全球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必将导致国际国内阶级关系的同时变动，引起执政党代表对象的重大调整，从而对执政党产生冲击。

二是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贸易摩檫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在全球范围内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设置了更为严厉的外贸条件，以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把自己国家的问题转嫁到别国头上，屡屡逼我国汇率升值。这对我国稳定外需的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冲撞，加大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难度。这些考验，最终都集中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身上，集中在党的执政能力上。

三是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对执政党产生冲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疾病疫情、跨国犯罪、移民问题等更加突出，特别是各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深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使执政党时常面临“非传统社会治理因素”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国与国之间密切合作，对全球问题进行跨国共同治理，从而对执政党产生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个发达国家的极端政党大肆炒作移民问题，夸大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动力形成竞争和引发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挟持着一些执政党被迫采取保守政策。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跨国婚姻、禁毒防艾、恐怖主义等等全球治理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的重视。

（二）社会信息化：以网络扩张为轴心对执政党的冲击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1］网络技术正在渗透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和交往工具，这给我们执政党建设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和平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和强势，对我国推行“西化”和“分化”战略，扩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现在西方通讯社垄断了世界80-90%的新闻，美国一国就控制了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超过30万小时。据统计，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的占1/2，中性的占1/4，稍有点积极意义的占1/4。这还是按文章的篇数、报道的条数计算的。如果按字数计算，90%以上的文字都是消极的。

二是社会信息化与权力中心的多样化、分散化和无中心化。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力量能够有效控制信息资源。执政党及其政府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垄断性控制以及有选择性的筛选过滤，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影响社会公众的认知和判断，塑造他们的情感体验方式，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但现代网络的出现和扩张却正在改变这种局面，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方式，途径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基本上属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掌握和控制的信息资源飞速丧失，执政党及其政府作为信息资源控制、发布中心的权威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权力中心的多样化、分散化，甚至是无中心化。

三是网络导致了大量公共突发事件的产生和传播。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突发事件。而网络的出现则成为我国突发事件产生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专家的经验，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形成热点，大量的公共突发事件正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和扩大的。所以，科学有效的应对由网络传播的突发事件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基本要求。

（三）政治民主化：“民主第三波”的挑战

在21世纪，全球各地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是一种强烈的发展趋势。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提出“民主第三波”的概念，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称作民主的“第三波”，并认为苏东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政党的发展，是“民主第三波”的延续。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发展的地方，仅就党内基层民主来说，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2］P102-103

一是制度建设滞后。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民主理论的制度化相对缓慢，出现了理论方向上比较明确而制度建设却相对滞后的尴尬局面。例如，从党内选举制度来看，理论上是党员选举党代表→党代表选举委员→委员选举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但选举制度的设计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缺陷。候选人提名制度比较粗糙，候选人介绍制度比较模糊，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的比例太少，刚性的制度制约机制和惩戒机制尚未形成。

二是实现程度滞后。党内基层民主最终能否实现，关键还要看这些民主制度是否真正落到实处。目前，有制度不愿落实、有制度不会落实、有制度不全落实的问题确实存在，导致党内基层民主的实现不够充分。长期以来，在不少地方全委会的职责履行得不充分，次数过少，作用不明显，不同程度低存在着常委会代替全委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全委会形同虚设的现象。

三是实践探索滞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基层民主建设也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对此，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够用、软办法不愿用、硬办法不敢用”。以流动党员管理来说，虽然不是地方推行了“双联双管”，取得了一些示范性的成效。但是，对流动党员的管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导致相当多的流动党员与党组织联系松散。长期以往，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四）文化多元化：价值观的变化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危机

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另一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甚至相互激荡，相互对抗。我们在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的同时，更面临着来自于西方国家巨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侵蚀、渗透的压力，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受到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思想意识文化领域的多元状况，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一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瓦解。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逻辑起点是奉献与服从，但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人们的逻辑起点，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遭到市场经济的入侵。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积极性很多人已经熟悉，比如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能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能提供大量信息、能促使观念更新等。但是，很多人对其消极性却不注意，所谓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就是指它具有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它能最大程度的释放人性的贪欲，它能够把市场经济重视金钱、重视享乐、重视个人利益这些东西推向极端，使其不知不觉地演变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一切瓦解和破坏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于是在老百姓身上出现了追求享受和互相攀比的现象，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居全球第二；在普通党员上出现了信仰缺失的情况，在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二是网络新媒体对党员的价值观念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形成挑战。社会信息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是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网络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政治文化环境，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信息充斥网络，各色极端组织、宗教团体等对人的价值、国家存在等不同宣传造成网络社会中政治价值的多元化，拜金主义、物质利己主义等膨胀需求使意志薄弱党员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丧失基本的价值判断力，这使得党员理想信念在网络中受到冲击，党员道德判断受到网络生活影响，党员的法纪观念也遭遇新的挑战。同时，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个人性和虚拟性，长期沉迷其中的人就变成了计算机的一个零部件，从而忽视了自己作为党组织一员的身份，产生了党员集体主义意识与“人机交往”的矛盾。

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受到了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发达的媒体，大制作的影片和资金优势，在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念。他们认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是过时的概念了，并已成为全球化的发展障碍，应当用全球意识加以取代。西方一些学者大量提倡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转化为在全球奉行的价值观共识，以达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但是，民族虚无主义蔓延，国家意识淡化，其结果必然会使人们自动卸去精神武装，接受西方国家的意识和精神，成为西方世界的俘虏；也必然会使我们一代代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弱化，理想信念丧失，政治信仰动摇，这将是严重损害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严重削弱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三、几点启示和思考

（一）实现政党转型，努力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一个执政党，不断变革和调整自身的体制和机制，以适应领导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我们国家社会正在实现转型，我们党也需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实现我们党建设的现代化，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与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并举，共同推进，成为我们党面临的第一要务。党自身运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构成一个过程目标，就是党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实现政党转型，主要包括思想理论、组织结构、权力构架、执政方式和执政基础的改变、提升和扩展，并努力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二）创新执政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两难问题，同时又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类型的执政党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权力地位。因此，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先把蛋糕做大，仍是多数执政党的战略选择。能否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最基本、最直观的标准，是执政党获取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要力求在市场经济范围内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照顾弱者的理想，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三）关注民生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是现实对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的新要求。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网络管理和思想道德建设等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了8点意见，需要全党进一步的深入落实。

（四）化解执政风险，坚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实施对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有效引导。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引导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参与建设中受到教育、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共识。同时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加强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学习。

（五）消除腐败现象，塑造良好执政形象

腐败是政治之癌，腐败是危害党的执政的第一因素。因此，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将防腐败工程纳入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要依靠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提防。同时要促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1］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 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1/t20110120_20302.html.

［2］袁鲁，龙力莉.党员干部党课精编12讲［M］.人民出版社，2010.

［3］董卫华.世界主流政党加快反思与调整［N］.人民日报, 2010-09-16.

［4］石晓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外国政党加强党建创新的主要做法及启示［EB/OL］.http://www.zzdjw.com/.

［5］李伟.全球化背景下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几点思考［J］.中国共产党.2011，（1）.

（责任编辑 刘强）

D616

A

1671-0681（2014）02-0050-04

张光雄（1979-），男，云南元谋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博研。

2013-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