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琥瑭

(云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天主教的现状与思考

孙琥瑭

(云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天主教是中国天主教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与桥头堡建设的新形势下，云南天主教的新情况值得关注。客观认知云南天主教的基本现状，从思想观念、政教关系、福传与服务、礼仪与庆典、教育与传承等多层面进一步了解当前云南天主教，有助于积极引导天主教健康发展与云南社会和谐相处。

云南天主教;现状;问题;思考

一、云南的天主教及基本状况

云南天主教的正式系统传播有据可查证的时间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本观点主要参照颜思久的《云南宗教概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天主教部分，并基本同意其主张。。当然，云代在云南有少数零星的属于天主教的聂斯脱利派教徒活动也是可以肯定与设想的。但其正式系统传播却应该是在明末清初。经过明末清初、近代(包括杜文秀起义、云南系列教案等)、现代文革等不同时期几个阶段的曲折发展，今天的云南天主教正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

目前，云南天主教拥有三大教区：昆明教区、大理教区、昭通教区。按照《天主教手册》中所载，云南天主教三大教区教友人数昆明教区10万，大理教区8万、昭通教区3万。总约为21万。但据相关内部人员估计，由于多次运动的进行，每个教区的教友人数远远没有那么多。笔者亲自调查的大理、德宏州、迪庆等地，发现教友人数远不及《天主教手册》中的数字。如整个德宏州，教友集中的瑞丽、陇川、盈江三县教友总计也就不到3000，神父也就三位。而迪庆的教友主要是部分藏族同胞，也不过上千人，神父也就两位。目前，三大教区昆明教区主教为马英林主教，其它两大教区主教尚出缺。全省神父约有30位。总体而言，目前云南天主教人数少，在经济与政治、教育文化界有影响的教友尚很少(至少未听说)，归属于弱势群体也不为过。很多地方的教堂尚在恢复重建之中。也即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在全国天主教内，尚不在主要区域之列。无论从教友人数，教区总数，还是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远远不能和笔者所熟悉的华北、江南天主教相比较。

昆明教区：主教座堂原来位于华山西路，但已拆，目前正在北京路兴建当中。办有“福音云南”网站。管辖昆明、红河、曲靖、文山4个州市的15个县市区，有天主教堂25座，信徒2万余人，神父12位、修女10位，分别有汉族、彝族、苗族、壮族等4个民族中的部分群众信仰 。教友约10万(暂按照《天主教手册》统计)。代表性教堂有石林路美邑天主教堂、石林海邑天主教堂、弥勒天主教堂、屏边天主教堂等。主教为马英林，副主教为岳天德。石林堂口为王永恒神父。弥勒为陈兴义神父。屏边为陶志海神父。

大理教区：天主堂位于大理古城内，紧邻大理一中。管辖大理州、迪庆、怒江、丽江、保山、临沧、德宏州等七个州市。有7位神父，8万教友。30多座教堂。教友多集中在高寒偏远山区的农村，主要有景颇族、藏族、傈僳族等民族信仰。目前主要由陶志斌神父负责全教区牧灵管理。七位神父分别是大理的陶志斌神父、大理下关的李教全神父、瑞丽的排早南神父(景颇族)、李树珍神父(汉族，祖籍山东)、岳帮双神父(景颇族)、迪庆维西县的刘志武神父、德钦茨中的姚飞神父。

昭通教区：教友约2万，目前主要由刘双豪神父主持昭通教区工作。管辖昭通等市。神父有三位。包括2013年3月新祝圣的卜顺才神父。

二、云南天主教的思想观念状况

总体而言，从思想观念层面看，云南天主教与全国基本同步，在神学思想方面，都按照天主教教会与梵二会议精神来解释圣经与教义。作为一个集中展现云南天主教的直接窗口，“福音云南”网站登载普世教会的文件与教宗训谕等，来表明其作为一个与普世教会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天主教特征。网站具体窗口还有如圣座消息、普世教会与教会训导及文献等。其次，在信仰园地和传道员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包括全中国在内)，天主教教义的统一性与完整性的表达，只不过，如同全国其他教区一样，通常会用例子或比喻或故事等生动简约的形式表达出其一贯的教会论、基督论、原罪论等。

三、云南天主教的政教关系状况

天主教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延续2000多年的世界性宗教。它奉行“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按照天主教教义，罗马教宗是宗徒伯多禄的继承人，是罗马教廷的最高领导人，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它以梵蒂冈城国这个双重性的、政教合一的、特殊形态国家为外壳，其实质是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导中枢——圣座，即以罗马教宗为化身的、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权力机构。因而，梵蒂冈城国这个特殊国家的政治与外交主要以牧养天主教教徒及其团体、弘扬天主教信仰及天主教价值观为宗旨。那就是说，罗马梵蒂冈对外的主要形象是宗教性的。在2000多年漫长的发展演变中，罗马梵蒂冈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严密的圣统制或曰教阶制的中央集权制组织。它坚持以罗马教宗为首席领袖，从上至下分为三级：教宗(即教皇)、主教、神父。一般来说，教徒服从神父，神父服从主教，主教服从教宗。罗马教廷对分布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天主教会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此即圣统制或曰教阶制。在教义上讲，分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共融。这是天主教的特殊性。也是我们对待与管理这样一个世界大宗教——天主教所必须正视与尊重的。

总体而言，从政教关系层面看，天主教与政府的关系是和谐的。这有赖于马英林主教和各位有志神父的辛勤牧灵与福传工作。但一些存在的客观问题不容回避而必须正视。

一是中梵关系的非正常化与国内外整体背景对云南教会的影响与冲击客观存在。在笔者所接触的多位主教或神父的思想观念中，客观承认，由于天主教信仰本身的独特性，特别是与普世教会在信仰上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教宗的认同、对主教任命问题上的混乱、对政府一定程度上态度的犹豫、对爱国会态度的左右摇摆在云南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中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承认与正确对待的，这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会一样。由于在信仰上与罗马普世教会的一致，故多少神父与教友夹在罗马教会与政府之间，“两头都不好做人”。如果忠实的从信仰角度来表达，则会忠于教宗，却会得罪政府而有不“爱国”之嫌。但如果违背自己的信仰与良心，则会失去成为一个普世教会成员的资格与条件，虽然会得到政府的肯定而是“爱国”者。这种复杂状况，在身处祖国大西南边疆的云南，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案例一：90年代曲靖地下神父。据相关人士叙述，90年代，由于外部大环境的影响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存在，在曲靖地区，曾经出现过少数天主教地下神父。所谓地下神父，即不遵照政府相关政策不接受政府管理只接受梵蒂冈任命与管辖的神父。他们不在公开教堂做仪式，不与政府认可的主教神父共祭。后来，由于政策的得力与环境的变化，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与消失。

案例二：昆明教区(石林)堂区为例——张文昌事件引发的思考

2012年2月张文昌神父逝世。这位曾经被宗座任命为天主教云南昆明教区、大理教区、昭通监牧区宗座署理的神父一生忠于信仰，经历坎坷，而深受教友赞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委任。其墓碑上的宗座署理字样也遭遇涂抹。当时“天主教在线”网站的报道也对此直言不讳，这背后反映了中梵关系非正常化所带来的系列困扰。

案例三：当前怒江州的天主教。据相关知情人士介绍，目前怒江州的天主教主要倾向在信仰层面，即对政府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存有异议与不认同。因而，大理教区无法有效的对之进行管理。

以上所简单提及的三个案例，笔者总结认为，这是由于天主教的独特性与中梵关系非正常化，特别是在主教的祝圣任命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而造成的。多年的思想观念混乱对各地教会的健康长远发展极为不利。长此下去，也有损于政府的形象与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我们认为，按照天主教的特殊性与宗教特有的运行发展规律来办，尽早实现中梵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在主教的祝圣任命等最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才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包括云南天主教在内的中国天主教会的健康发展。

二是部分相关宗教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知识、素质也是影响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部分相关宗教管理部门人员中，确实存在专业知识、素质急需提高的问题。天主教是个独特的奉行“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原则的宗教，这是不会改变的，否则就不成为天主教。因而它不同于其它任何宗教。但部分相关宗教管理部门人员对其不熟悉或不能深入了解其特征。加之很多天主教神父本身接受多年的修院或国外教育而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故对相关政府管理或工作人员并不完全认同。故而，客观上影响这些神职人员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因而，我们呼吁，尽快实现相关宗教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化是当前迫切的需要。

三是多年来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洋教”形成的“左”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而不利于客观全面理性地对待天主教。多年来，由于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洋教”形成的“左”的思维惯性和宣传“反渗透”口号的原因，整个社会对天主教仍然存在不利于客观全面理性对待天主教的思想观念。这是不应该的。作为政府规定的五大合法宗教之一的天主教，理应与其它四大合法宗教一样得到平等对待。我们没有必要老担心渗透而对之“洋教”身份念念不忘。作为“洋教”的天主教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的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教友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公民。我们应该自信大度的接纳与平等对待他们。

四、云南天主教的福传与服务状况

总体而言，目前云南天主教会神父比较缺少，三大教区的约20万教友，只有不到30位的神父在从事牧灵服务工作。这与全国其他如太原教区、石家庄教区相比，显然人数太少而无法满足广大教友的灵性渴求与生活所需。故90年代，因为从事牧灵的神父缺少，而给别有用心之人留有余地。据大理教区陶志斌神父介绍，大理地区曾出现过四位假神父，在此地招摇撞骗一年多，后来才被相关部门发现处理。

因之，目前云南天主教福传也受此影响而进展缓慢。如同当前华北天主教那样积极利用报纸、电脑网络等先进方式进行福传的情形，现在在云南尚没有出现。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云南皈依受洗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获得大幅度增长。如笔者调查的瑞丽等嘎天主教堂每年仅仅受洗10个。而陇川全县城的教友总人数也就500-600人之间，每年受洗者也不过是因家族或亲友间的传播而皈依，人数也就与上述数字相仿。

不过，作为一个更重视“行”的宗教，云南天主教的服务慈善一直在进行，虽然规模尚小，效果有限，但值得全社会高度肯定与赞誉。如大理教区，自1998年陶志斌神父来此工作以来，就着手开始与政府疾控中心一起救治麻风病人，并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原来的16个麻风病村至今已经全部得到救治。在社会领域，大理教会也在不同方面出力，如丽江永胜县一个200多人的村寨多年缺水，大理教会帮助出资引水而得到解决。在援助学校帮助发展教育方面，教会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大理教区曾协助政府建设了七所希望小学，从而解决了藏区、文山、大理约8000多孩子的上学问题。

五、云南天主教的礼仪与庆典状况

天主教是一个特别注重礼仪的宗教。教会本身即是一个崇拜天主的、以典礼为生活中心的信仰团体。礼仪是教会向天主的公开及公共的敬礼，用以协调天主与人、人与人及教会间的关系。天主教认为，在礼仪中，教会联合信友经过基督虔诚地敬拜天父，同时天父也籍着基督圣化教会及信友；礼仪是基督的行为、也是教会的行为；通过礼仪，基督大司祭临在于教会内，继续同教会一起，并籍着教会，执行他的救世工程；礼仪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达基督的奥迹和真教会的纯正本质，并昭示给他人。梵二会议起，普世天主教会正式对礼仪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其目的在于重振礼仪以使之更加符合早期教会传统，而且更加适应现代教友生活*梵二《礼仪宪章》第50-57号具体列出了改革的项目：1、礼节要简化，重复或无用的该除去，适宜或需要的传统礼节应该恢复；2、圣经宣讲增长和更丰富多元化；3、讲道该沿自圣经及庆节，并针对信友生活之需要；4、恢复信友祷文，并指出其主要意向；5、更广泛地采用方言；6、为完善参与弥撒，宜领同一弥撒祝圣的圣体，并兼领圣血；7、圣道礼仪为不可少之部分；8、增加共祭的机会等。此外，《礼仪宪章》还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大原则：1、经文与礼仪应清楚表示出所庆祝的奥迹，使信友能圆满地、积极地以团体形式举行庆典(第21号)；2、适应各地方的习俗(第37号)；3、礼仪的举行应该让团体中每一分子各按其身份和职位参与(第28号)；4、积极参与包括：对答、咏唱、体态和静默等(第30号)；5、仪式不可太繁复，要容易明了(第34号)。。梵二《礼仪宪章》强调，“在弥撒内或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尤其在宣读及劝勉时、在某些祈祷文及歌唱中为然(第36号)。尤其在宣读及劝勉时、在某些祈祷文及歌唱中为然。”“只要保全了罗马礼仪的基本统一性，连在修订礼书时，也要为不同的团体、地区或民族，尤其是在传教区，留下合法的差异与适应的余地；这在装饰礼节与制订礼规时，更好的注意到。*梵二文献 132页”“促进并革新礼仪的努力，理应视为天主上智为我们这时代安排的记号，好象是圣神在自己的教会内经过一样；这种努力，对教会的生活，甚至对现代人的宗教态度与行为，都印上了一个特征。*梵二文献133页”“在礼仪中，教会无意强行严格一致的格式——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会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果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第37号)”。也即中国的天主教会可以运用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礼仪与形式来进行对信仰进行本土化的表达。

这一点，已经在云南天主教会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与融汇。两个例子：

一是用民族文化来表达的圣诞节。以大理教区的瑞丽、陇川、盈江堂口为例，就笔者所闻所见，每年的圣诞节，这三座教堂的教友为庆祝节日，皆采用本民族特有的“木脑纵歌”来表达，边唱边舞边喝酒，且人数达万人，可谓盛况空前，热烈非常。笔者认为这符合少数民族人民喜欢热闹、热爱歌舞的特点。是本地教友的自觉创造与表达。

二是平日弥撒与祝圣神父、婚、丧、嫁娶等凡是涉及礼仪的，皆用本民族的语言、歌舞、甚至旗帜来表达。据陶神父介绍，上述活动如在德宏景颇族同胞中进行，则那里会用景颇语进行表达，并适当的把教会的旗帜与景颇族的旗帜同时并用，且也离不开“木脑纵歌”舞。

这些本土化的礼仪活动，表明云南天主教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当代教友已经把它自觉主动地融汇入地方民族文化之中。这些“入乡随俗”的举动有利于增进地方民众对天主教的兴趣、认同乃至热爱。

六、云南天主教的教育与传承状况

宗教教育是宗教得以传承、改善和发展的基础。在梵二文献中, 天主教会指出了“教育对于人生之极端重要性*梵二文献下 537页”并提出“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无论是神学院，非神学院的天主教大学，还是家庭教育等等，教育在各地天主教的传承中起了强基固本的作用。其次，还表现在目前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暑期要理班。这在云南的天主教会也不例外。

例一：以大理教区为例。德宏州陇川城子教堂。每年寒暑假要理班开展约10天。据李神父介绍，学费一般自筹，笔记本学员自己准备。参加人数数十人。另外一所是瑞丽等嘎教堂，我们7约底去调研时，看到有本村寨数个孩子在暑期要理班学习，主要用景颇族文字与语言来讲授，课程为乐理、英语。笔者认为，这对于教义的正确传播、信德的巩固、教会的健康发展与反邪教等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二：开远市农村教堂举办儿童要理班——摘自天主教福音云南网站的通讯

今年暑期，何云志神父在开远的份玉村、撒红口村、老邓耳村教堂举办儿童要理班。儿童要理班的教师由神父和刚从修院放假回来的修士们担当。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儿童们学到更多教会的知识和生活技能，修士们也得到了锻炼。

要理班分老师授课、大家听讲和野外活动等两种方式进行。野外活动有做游戏和野炊。特别是野炊，可以让儿童们自己动手学做饭，锻炼儿童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家长对这样的活动很是欢迎的。

云南省是个教育相比沿海和中部还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普及基本的教育尚任重而道远。而儿童要理班的开设，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国民教育某些方面的缺失，如灵性教育、道德教育、做人教育、生命教育、诚信教育、人际教育等等。因而，对全民完整教育的普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七、结语

当前云南天主教尚处于恢复之中，人数与社会影响尚极为有限。纵观近年云南天主教在思想观念、政教关系、教堂建设、福传服务、教育与传承等方面的成就与缺陷，我们认为一方面，云南天主教与云南社会和谐相处,需要教会在神学思想观念层面保持自身核心特质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这是和谐相处的关键；政教双方应相互信任,增进了解,相互尊重,寻求最大公约数，教会应坚持三自方针，培养既爱教会，又爱祖国的“二元忠诚”意识；教会福传应倡导非排他性的传教,尊重其它宗教，并积极服务大众,利益人群；礼仪与庆典等外在层面应进一步努力寻求与本土的结合，促进礼仪在云南的本土化民族化；教育与传承层面应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有效发挥“神道设教”的功能，注重伦理道德的提倡，弥补国民教育在农村与民间某些方面的缺失。另一方面，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及全社会，应该全面了解天主教这一世界宗教的特点，特别要正视天主教的特殊性，即在信仰层面，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梵蒂冈教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理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根除地下教会，以一个大国应有的自信、开放、理性、人本的态度妥善处理与梵蒂冈方面的关系，积极引导天主教的健康理性发展。

责任编辑：蒲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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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11(2014)01-0059-05

孙琥瑭(1976-)，祖籍山西，云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宗教学理论与现状、天主教、民族宗教与文化。

云南省教育厅2012重点项目“当代云南天主教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成果，项目序号2012Z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