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强，金永寿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学学院朝鲜语专业，吉林 延吉 133002)

浅析现代汉语词汇变化特征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林 强，金永寿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学学院朝鲜语专业，吉林 延吉 133002)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音和语义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统一体，词汇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词汇的变化离不开社会。我们可以从词汇变化了解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从社会变化中找出词汇变化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词全方位地增长，感情色彩词的褒贬义转移，外来词的繁荣，专门术语生活化以及网络用语的盛行都反映出了社会变革对词汇系统的巨大影响。其变化是词汇内在结构、功能与外部社会合力的结果。

新词；词义变化；社会变化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流工具。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语言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词汇与社会变化上。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主要指的是词汇与社会的联系。词汇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社会的约定实现了语音和语义的结合。词汇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词汇的变化离不开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词汇变化了解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通过社会变化找出词汇变化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是词汇内在结构、功能与外部社会合力的结果。本文通过重点考察近年来汉语词汇变化的表现形式，来更好地揭示词汇变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一、词汇变化的表现形式

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词汇非常丰富。特别是20世纪，经过几次社会变革之后汉语词汇系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词每年以数百甚至上千的规模递增，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库。由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策划的2006年至2011年的《汉语新词语》收录了3 745个新词。[1]这表明词汇系统是动态发展的。汉语词汇的这种动态发展不仅表现在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淘汰上，还表现在词义的变化、感情色彩的转换、词汇系统的变动以及外来词的吸收等方式上。

(一)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淘汰

词汇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新词。学者们对新词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外来词归入新词，也有把词义变化纳入到新词范畴的观点。目前比较具有倾向性的观点是原有词汇系统中没有的，表示新事物、新观念、新现象的，社会普遍认可的词为新词。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此后产生的词归为新词。考查对象包括政治术语、科技术语、行业术语以及日常生活用语等，如“一国两制”、“特区”、“医保”、“文化节”、“球迷”、“下岗”、“走私车”、“宅男”、“剩女”、“囧”等。所谓旧词指的是在当代社会里失去生命力，已成为陈词或基本不用的词。如上个世纪各个时期风行一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黑五类”、“斗私批修”、“红宝书”、“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赤脚医生”、“红太阳”等。

(二)词义变化

词义变化指的是给原有的词赋予新的意义，或词的原有义项增加或减少的现象。词义完全变化的如“小姐”(原指尊贵家庭的闺女，现指从事某种职业的女性)、“强人”(原指强盗，现指能人)、“囧”(原为古字，意光明，现取其形，表示窘迫、无奈)、“槑”(原是梅的异字体，现指很呆，呆极了。)等；词义扩大的如“山寨”(原指深林中设有防守栅栏的地方，现包括仿造的、非正牌的)、“下岗”(军事用语，现包括失业)、“黑马”(原只指黑色的马，现包括异军突起的人或团体)、“人肉”(原是名词，现包括互联网人工进行信息收索)等；词义缩小的如“丈人”(原泛指老年人，现只指岳父)等。

(三)感情色彩的转变

主要指词的褒义和贬义发生变化的现象。我国文革时期，斗争的氛围充斥着整个社会，对社会事物大都以否定的观点来判断。所以，这个时期的新词大部分都是贬义词。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和谐的社会氛围。所以，文革时期盛产的贬义词就没有了市场。这些词汇不是被淘汰掉，就是词汇的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如原是贬义的“疯狂”、“集团”、“策划”、“傻瓜”、“海外关系”等变为中性词。

(四)词汇系统的变化

词汇系统的变化是指词汇原有系统的结构成分发生变化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与科技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发展和进步成为社会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词汇系统与以往相比必然会发生变化。如词汇系统中政治性词汇减少，科技术语类词汇增多等。

(五)外来词的引进

外来词的引进是指通过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的方法，把不同语言中的部分词汇引进到汉语词汇系统中。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贸和文化往来的日益频繁，不仅在经济与科技方面，连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使得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外来词。如“酒吧”、“麦当劳”、“比基尼”、“粉丝”、“谷歌”等。

二、改革开放后的词汇变化特征

在漫长的语言长河中，与语音、语法相比，词汇最为活跃，变化最快。但不同时期词汇变化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上述五种表现形式中，某些表现形式显得更为突出，趋于主流特征。改革开放后的词汇变化与前期相比有以下不同的特征。

(一)从新词增长的角度看，从单一领域增长，呈现出全方位的增长趋势

改革开放后，虽然政治性词汇的数量也有所增长，但与反映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现状等领域的新词相比，可谓寥寥无几。这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改革开放后新词的增长布局来看，政治性词汇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前期的文革时期。如“党政分开”、“中国特色”、“和谐社会”、“拨乱反正”、“居民身份证”、“希望工程”、“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第三产业”、“承包制”等。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产生的政治性新词语600多条，大部分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而改革开放后到2001年间的政治性新词语不超过50条，[2]2006年至2011年的《汉语新词语》中则只有4条。相反，其他领域的新词如雨后春笋般地猛增。如经济生活类“金融风暴”、“次贷危机”、“泡沫经济”、“按揭贷款”、“传销”、“小金库”、“电子商务”、“创收”、“宏观调控”、“新兴经济体”、“消费市场”等；文学艺术、教育类“意识流”、“现代派”、“印象派”、“追星族”、“文凭热”、“外语热”、“校内文化”、“酒文化”、“硕博连读”、“推免生”、“学霸”等；属于科学技术类的与军事、计算机相关的一系列术语“核弹头”、“核潜艇”、“核危机”、“上网”、“联网”、“程序”、“黑客”、“基因工程”、“数码技术”、“云计算”等。

(二)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了重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新词词类中褒义词、中性词多，贬义词少。据对《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的统计，1 800条新词中贬义词约占新词总数的3.8%，2006年至2011年的《汉语新词语》中有3 745条新词，其中贬义词只约占4.2%，而1967年一年的141个新词中，贬义词约占这一年新词的27.7%。[3]二是很大一部分原先只能用于贬义的词现在转变成了带有褒义色彩或中性的词。如文革时期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帝”、“皇”、“王”、“黑”、“海外”等，现在变成了褒义。三是贬义色彩词使用范围的缩小和使用频率的降低，与开放前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三)随着外来词的大量涌入，接受方式变得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前，外来词数量有限，并且集中在科技等特定的行业领域，引进比较保守，接受方式比较单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语词汇系统中增加了大量的外来词，接受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如一直盛行的音译和半音译半意译，像“拜拜”(bye-bye)、“迷你裙”(miniskirt)等，还有汉字和外文字母组合的外来词，像“卡拉OK”、“BP机”、“CT扫描”和直接采用外文字母的外来词，如“MBA”、“WTO”、“XO”等。同时，使用领域也变得更加广泛，在日常使用中比比皆是，如“拜拜”、“ok”等。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的这30年间，汉语中吸收的外来词只占新词总量的0.8%左右,而在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吸收的外来词占新词语总数的3%[2](55个)，2006年至2011年的新词中外来词的比例也超过了2%(75个)。

(四)从词汇系统角度看，科技等专业术语发展迅猛，并呈现专业术语社会化、生活化的趋向

据统计，《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总词数为56 056条，其中，术语为7 657条，占词总数的工13.6%。《汉语新词词典》收录的总词数为1 654条，其中，术语为933条，超过总数的56%。现代汉语新词中科技术语不但产量多，而且社会化、生活化成为一种趋势。改革开放后，使用范围狭窄的专门术语转化为一般词语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化学类专门术语“效应”，物理类的“曝光”，医学类的“反馈”、“输血”等许多术语变得生活化，广泛用于社会各个领域。

(五)随着网络的普及，近几年产生的网络新词具有生活化、通俗化的特点

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互联网用户已达6.18亿人，互联网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网络已成为人与人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上网者通过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或词缀搭配构成的派生词和合成词进行交流。使用者只要了解合成词根和词缀的意思就可以推断出网络词的意思，从而大大提高了词汇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例如，“替课族”(代替别人上课、出勤)、“月亮男”(指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众，但对家人却不关心体贴的男性)、“屋漏漏”(对建筑质量差，出现漏水问题的房屋的谑称)、“楼歪歪”(对出现楼体倾斜现象的楼房的谑称)、“被富裕”(指人们不认同自己的生活水平已达到某些机构或媒体所说的“上中等国家富裕水平”)、“被就业”(指高校有关部门在毕业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签就业协议或毕业生并未就业，却要向学校出具就业证明)、“被捐款”(指并非个人主动捐出，而是单位或领导用扣除工资等方式作为捐款)、“被死亡”(指仍然在世的人被无端注销户口或宣布已经死亡)、“被小康”(指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却被指认或被迫承认达到小康的水平)、“被自愿”(迫于种种原因去做某事却被冠以“自愿之名”)等。

三、改革开放后的词汇变化特征与社会的关系

词汇是社会的产物。词汇变化依附于社会变化，没有社会这一语言环境，词汇就失去了变化的空间。同时，词汇又是反映社会的镜子，通过词汇变化，可以看出社会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后汉语词汇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变化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所以，想要阐释三十几年来的汉语词汇变化，就要把词汇变化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相结合，才能正确揭示词汇变化的本质，同时又可以从词汇变化的特征中窥见中国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三十几年来词汇变化的根源。新词全方位的增长，感情色彩词的褒贬转移，外来词的繁荣，专门术语生活化以及网络用语的盛行都反映出了社会变革对词汇系统的巨大影响。

(一)新词的全方位增长与体制转型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政治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笼罩着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围绕着政治任务运转，导致经济萧条，科技停飞，文化落后。这种社会现象直接反映在汉语词汇中，新词的增长集中在政治类词语上，而经济、科技、文化类新词则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空前繁荣，词汇系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新词的布局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类新词单一增长的现象，转化为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的增长，反映了社会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局面。新词全方位的增长，正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全面发展的缩影。

(二)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前汉语词汇系统中贬义词盛行，特别是文革时期，不但高产贬义词，而且使用频率高、范围广。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是“斗争”的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充斥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氛围，而且这种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目的自然是“破旧立新”。“破旧”必然需要否定，否定自然需要贬义化。这种环境下，贬义词泛滥，甚至原有的褒义词或中性词转为贬义也不足为奇。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局面，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需要稳定的环境，需要齐心协力。社会环境便由文革时期的斗争氛围转变成改革开放后的稳定和谐。这种社会环境让人们的观念和看待事物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原先被否定的事物或现象已经被社会所接受和肯定。随着观念的改变，词义色彩也发生了变化，带有褒义以及中性色彩的词，逐渐地趋于主流，大量带有贬义色彩的词也转变为褒义或中性，使得贬义词的使用空间越来越小。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即文革时期的词义色彩的“贬义化”和改革开放后的“褒义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恰好反映了和谐社会对词汇色彩的影响。

(三)外来词的大量涌入，与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前，国家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闭关自锁的政策，国家语文政策也限制外来词的引入。在这种政策下，只能引入汉语词汇系统中所没有的或者难以用汉语词汇表达的外来词。外来词的引入只局限于科技等行业的专业术语，而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的外来词则被拒之门外。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重心转为经济建设，同时国际环境也由“对抗”转为“合作”，开放前奉行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对外开放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并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与其他国家文化、经济、技术等领域的频繁交流，大量载有外国信息的外来词纷纷涌入，再加上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和求新、求异、求雅心理需求的上升，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形成了引进和吸纳外来词汇的新浪潮。外来词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流行色，其接受方式也由简单的音译、半音译半意译扩展到直接引用外文字母、汉字和外文字母组合等多种多样的方式。

(四)词汇系统中科技术语等专门用语的社会化、生活化与改革开放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前，科技止步不前，科技类等专门用语只局限于特定行业，高高在上，远离大众。这种现实反映在词汇系统中，表现为在新词中科技类术语寥寥无几，现实生活中的这类新词更是少之又少。改革开放伊始，国家便提出了科技兴国的战略方针。此后的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作用日显突出，由科技带动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科技从狭窄的行业步入社会各个角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词汇系统中的科技类术语日益丰富。同时，科技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切，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多科技类术语，使得一部分科技类术语变为科技、生活两用的词汇。

(五)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让普通百姓也成为了创造新词的主力军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快速普及，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用户的增加，让网民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数量大幅增长。据统计2009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28.9%，[4]2013年更是达到了45.8%，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了6.18亿人，[5]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加上互联网这个虚拟平台门槛较低，没有复杂的审核制度，身份也相对隐蔽，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更为宽松的语言环境。正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虚拟平台，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的中国普通百姓有了发表自己想法的地方，成为创造新词的主力军。从近几年的新词可以看出，网络词汇在各类大型主流媒体随处可见。如“宅男”(热衷于动漫和电游等室内活动，与外界交流甚少的男子)、“囧”(表示窘迫，无奈)、“草食男”(只具有草食性动物某些特征的男性)等。

总之，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新词的全方位增长，词义褒贬色彩的转化，外来词的涌入，科技等专门用语的社会化、生活化以及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这进一步说明词汇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发展,词汇的丰富更是离不开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1] 侯敏，杨尔弘.2011汉语新词语[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杨华.从新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变异看社会变化对语言的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9).

[3] 刁晏斌.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J].文化学刊，2007，(6).

[4] 侯敏，周荐.2009汉语新词语[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北京.

[5] 2013年手机上网人数达5亿 互联网普及率45.8%[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24/5874352.shtml.

[责任编校：洛冰]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nging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Word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IN Qiang, JIN Yong-shou

(Dept. of Korean, School of Korean Studies,Yanbian University,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Words, the building material of a language, is the unity of sound and meaning established by social convention. The changes of word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dependent. The former can show how the society develops, and the latter will indicate why these changes take place. Since China’s reforms and opening-up,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have changed greatly. More new words appear, positive or negative meanings of the emotional words shift, loan words flourish, technical terms become daily-used and the cyberspeaking popularizes. All this reflect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word system. Changes of words in a language are subject to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word inter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influences.

new word; changes of word meaning; social changes

H0-05

A

1009-3311(2014)05-0083-05

2014-05-10

林强(1981—)，男，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朝鲜语专业讲师，硕士。